一些涉外專家為何總是或明或暗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論述？

楊光斌：胳膊肘往外拐的人是怎麼想的

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很難做到去價值化，看問題多少都會有先入為主的價值帶入，這是人性，也是生活中的常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在生活中一定要不問真相、不問是非地陷入價值承諾，這更是研究國際關係或外交政策觀察的大忌。無論一個國家標榜的外交目標有多高尚，說到底就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只不過在實現這種安全利益的時候要找到價值性說法、合法性論述，以讓其政策成本更低。美國就是這樣開展對外政策的，價值觀外交也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特朗普政府宣稱要放棄價值觀外交。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外交政策的專業性或公共性觀察者，在論及美國與一些國家的關係時，總是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地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去論述，結果證明，這些言論基本上都是錯的，有的甚至一錯再錯。

比如，在美國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而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時候，有觀察者認為，儘管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代價，但方向是對的，是正確的進步，因為阿拉伯地區迎來了民主。結果是什麼呢？一戰後建立起來的秩序被徹底破壞，敘利亞一夜回到原始社會狀態。這種觀察既不清楚西式民主其實是黨爭民主，黨爭民主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製造認同政治的同時也製造了國內分裂，也沒有真正搞清楚大中東地區歷史與國情的複雜性，只是按照一個抽象的好概念去判斷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知識性教訓可謂深重。

又如，在美朝關係上，有的觀察者同樣是按美國提供的價值觀去判斷的，形成了先入為主的對朝鮮的負麵價值偏好，期待美國去換政權，一次又一次地預判美朝戰爭正在迫近。哪怕是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期間，美國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報道朝鮮半島趨向和平，報道半島南北一同進入開幕式現場，但國內的一些觀察者還在大談特談戰爭選項。這是觀察者自己的選項，卻不是美國政府、尤其不是美國社會的選擇。

再如，在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上，網路上的一種聲音是中國沒有遵守WTO規則，因此美國應該懲罰中國以促使中國遵守規則。這又是在按照美國的腔調去判斷中國。事實上，無論是國內的國際貿易專家還是WTO自身都承認，中國很好地履行了當初的承諾，只不過是WTO的一些規則不再適應中國這種超級規模的新型經濟體，而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也在於非西方新型經濟體崛起改變了過去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將國內法凌駕於WTO規則即國際法之上。因此，指責中國的那部分輿論，同樣是缺少知識基礎乃至事實基礎的一種價值觀承諾的結果。

凡此種種，很多「專業性」觀察嚴重偏離了基本情況，結果只能是一錯再錯。教訓夠深刻的了，是時候反思了。本來講究實踐理性的中國人，為什麼要以強烈的價值偏好去觀察這個最講究理性、最講究利益博弈的外交政策？原因當然不止一二，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缺少話語權。

話語權是一種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思維能力和思想表達能力。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的話語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落後的中國只能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建設自己的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中國社會科學」中卻沒有「中國」這個本體論，結果一些人便習慣性地以形成於異域、特別是美國的概念、理論來觀察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自覺不自覺地都是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去看問題，結果美國無論幹什麼都是對的，其他國家都是錯的。由此可見，不能說美國的「接觸政策」和價值觀外交是失敗的。

世界政治的真相又是什麼呢？為什麼世界政治的等級性、不平等性、不公正性遠遠大於國內？被西式民主「洗禮」的轉型國家又有幾個實現了預期目標？這個世界因此而變得更加良善了嗎？所有這一切，都需要觀察世界政治的新知，需要一種新世界觀。中國提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案不但是一種新世界秩序，也應該是圍繞如何建設這個新世界而產出的替代性新知識。(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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