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十問，邵麗十答——回顧《掛職筆記》新書分享會
掛
職
筆
記
作者：邵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09
作家邵麗前些年曾在河南省汝南縣掛職兩年，任縣委常委、副縣長。《掛職筆記》是她深入基層生活之後的最新創作成果。
全書分為上下兩輯，在上輯里，敘事者通過掛職副縣長的視角，以相對獨立和客觀的立場來理解人們的生存狀態；在下輯里，第一人稱開始隱去，文本圍繞一系列人物而展開，他們處在不同的城鄉關係鏈條中，有著各自的具體生活。
「
在這片歷史層層沉積的土地上，我還是感受到了一種厚重、柔韌而又沉悶的東西。我重視那種帶有泥土氣息的原汁原味原生態的語言，當你跟那些基層的人民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感受到他們的智慧、幽默。其實我更主要的不是寫故事，而是我們面對故事的困惑。
——邵麗
」
「
生活在城鎮就像生活在水面之下，這裡像是一個蜘蛛網，密密麻麻、經緯交錯，身邊不斷游過一些浮游生物，你跟它們碰撞、接觸、糾纏，然後各奔東西。
——張楚
」
文學要面對現實，面對生活
張楚：讀了小說集《掛職筆記》，感慨很多，五味雜陳。在本書中，你以沉著的筆調寫出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心態，寫出了困惑和焦慮，也寫出了亘古不變的人性光輝。那麼我想問一下，當初寫這一系列與掛職相關的小說時，是否有一個長遠的寫作規劃？
邵麗：我當時寫這些掛職小說，其實面臨著內心的巨大焦慮，就是我的寫作要轉型，所以這次下去掛職，給我提供了一個極大的契機，讓我看到了文學的本質，那就是要面對現實，面對生活。
張楚：你在一篇創作談中曾提到，對你影響最大的是俄羅斯文學。俄羅斯大多數作家述說的都是苦難，但我們從苦難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對生命的悲憫和熱愛。我想問一下，這些俄羅斯文學對你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邵麗：我們那個年代的讀者，最早接觸到的還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一些文壇巨匠的作品。九十年代才看了《靜靜的頓河》《大師與瑪格麗特》《日瓦戈醫生》。
19世紀以來的俄羅斯那些偉大的作家和他們彪悍千秋的作品，儘管大多數述說的都是苦難，但我們從苦難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對生活的悲憫和對生命的熱愛。
《靜靜的頓河》
《日瓦戈醫生》
將寫作技巧「藏」於作品本身
張楚：《掛職筆記》中的《劉萬福案件》講了一個富於傳奇色彩又天然蘊含著悲劇性的故事。劉萬福村裡的七十多口人到縣委送錦旗，感謝黨和政府給了他三次生命。當你深入到故事的內核，卻發現故事本身的發展邏輯，從而揭開了劉萬福「三死三生」的演進過程。
我特別想知道，這個故事真的是在你掛職期間親身經歷的嗎？你的筆觸描寫起劉萬福時，既是冷峻的又包含著難以克制的同情與疼惜。作為一名作家，你是如何處理素材和小說之間的關係的？在小說之外，是否還有很多「劉萬福」的故事？
邵麗：小說集里的《劉萬福案件》和《第四十圈》，都是生活中確確實實發生的故事，我也都看見過當事人或者他們的親屬，所以當時聽了這個故事之後，覺得特別震撼。
至於小說和素材的關係，我覺得一個是表，一個是里。小說只是一種表現形式，真正的內里，還是事物本身的邏輯和它的真實性。就劉萬福這個案件來講，我沒有更多的演繹，其實我更主要的不是寫故事，而是我們面對故事的困惑。在基層，尤其是在鄉村，劉萬福這樣的人物太多了，這也不是讓我們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產生劉萬福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社會環境和人們麻木不仁的態度。
張楚：在《劉萬福案件》中，另一條副線也是驚心動魄的，那就是縣委書記周啟生的境遇，他滿懷激情，想做一番大事圓自己的夢想，造福百姓，卻鎩羽而歸。可以說，劉萬福與周書記的故事是小說的A面和B面，無論是一介草民，還是一方父母官，無論在制度外還是在制度內，都偏離了軌道。如果說劉萬福讓我們惋惜，周啟生則讓我們扼腕嘆息。
在掛職期間，你是如何理解周周啟生（周書記）這樣的父母的？
邵麗：我掛職的時候接觸了很多縣委書記，因為寫作的需要嘛，我到很多縣都去過，像周啟生這樣的縣委書記也很多，他們有理想，有抱負，也幹了很多事兒。看看這麼多年城鄉的快速發展，我覺得這就是答案。
張楚：《劉萬福案件》這篇小說的節奏很有新意，沒有平鋪直敘或倒敘，而是幾條線同時展開巧妙交織，形成了多元化敘事。當代中國小說寫作經歷了九十年代的先鋒文學洗禮後，寫作技術、寫作技術方面有了革新，但近些年，似乎又都老老實實地回到寫故事本身，對小說敘事學的追求越來越窄化，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邵麗：至於寫作技巧，我還真正沒有認真地去想過這個事兒。當時《劉萬福案件》出來之後，有人覺得寫的太直了，因為我是第一次寫這樣的作品。所以，在《第四十圈》呢，我就開始考慮一些技巧，考慮如何「藏」的問題。其實我不是一個技巧性的作家，也不是不注重技巧，而是覺得技巧不能大於作品本身。
雪崩時，每一片雪花都有責任
張楚：問個題外話，如果讓你到縣裡做一把縣委書記，你覺得自己會是一個好書記嗎？
邵麗：縣委書記我可做不了，那不但是一個智力活，其實還是一個體力活。一個縣委書記的工作量大到是你可以無法想像的，我的身體肯定不行。
張楚：近幾年我最喜歡的中篇小說有兩個，一篇是《世間已無陳金芳》（石一楓 著），一篇是你的《第四十圈》。
《第四十圈》沒有脫離你的小說譜系，但無論從結構、敘還是語言上都達到了完美的統一。它像中國的《羅生門》，從不同角度、不多空間、不同時間敘述了一宗兇殺案，但是案件本身不是重點，而是案件之外底層小人物的眾生相。每個人都在生活的「煉獄」中苦苦追求著他們所理解的幸福，這才是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故事。
你對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力求公正的審核、公正的剖析，因而通篇瀰漫著一種力求節制的悲憫情懷。能給我們講一講這篇小說的緣起嗎？它是成型於你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嗎？
邵麗：我只是想通過《第四十圈》這個作品，描寫社會和每一個人物的複雜性，很難把一個人貼上好人或者壞人的標籤。其實更多的時候，發生突發事件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是被裹脅進去的，可供自己選擇的餘地也不是很大，大眾看到的真實和真實的真實，其實也並不一定是一碼事兒。
所以他們說雪崩的時候，每一片雪花都有責任。這個話是對的。社會環境是每一個人創造的，誰都不能逃脫自己的責任，也並不能輕易的去評判和職責別人。說得容易，做著難。《第四十圈》這個故事的悲哀在於，每個人都不知道做錯了什麼，做對了什麼。是非標準太模糊了，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哀。
張楚：我個人覺得《第四十圈》是一長篇的架構，裡面人物眾多，形形色色，意味繁複斑駁，既是社會學的，又是哲學的，對當代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既有陳述又有詰問。關於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你是如何理解文學與影視的關係的？
邵麗：《第四十圈》本來就是想寫成長篇，但是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完成，我確實也很遺憾。至於拍電視劇，也有很多人在談，但是也不好下手拍。
裊裊炊煙與不可阻擋的現代化
張楚：《北區的河》《城外的小秋》是對當代中國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裂隙以及故鄉陷落的真實描摹，因為我從小生活在農村，對於鄉村文明失落的過程深有體會，你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邵麗：我非常留戀昔日那些自然的裊裊炊煙的村落，可是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也是不可阻擋的。記得一次去一個縣裡搞調研，我說了我的觀點，那個縣的縣委書記問我，那樣的村莊，你偶爾來參觀一下覺得是美的。讓你住上三天沒有自來水、沒有電，也沒有排水系統，蒼蠅文字漫天飛舞的村落，你能嗎？
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矛盾、痛苦、尷尬的發展過程。對鄉村牧歌式的回憶，大部分都是想像出來的，即使是真正的農村，現在也在城市化。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當然，我們要通過文學這種方式，把我們這種對鄉村懷念的情緒表達出來。
張楚：你的小說語言既精鍊又複雜，既冷靜又幽默，既有男性的粗糲又有女性的柔美。你覺得語言是一篇好小說的充要條件嗎？
邵麗：我對小說的語言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看中的，但我更重視那種原汁原味原生態的語言，當你跟那些基層的人民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感受到他們的智慧、幽默。中國幾千年來，苦難都是靠這種智慧和幽默消解的。這是中國燦爛文化的一部分，你不能輕易否定它、批判它，它無所謂高級或者低級。也無所謂對與錯，它對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明有幫助。所以我們要正視它、重視它，這就是我們的文化之根。
邵麗，當代著名女作家，生於1965年11月，現任河南省文聯主席、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著有《明惠的聖誕》《我的生活質量》《城外的小秋》《第四十圈》等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小說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等。
張楚，在《人民文學》《收穫》《十月》等雜誌發表過小說，出版小說集《櫻桃記》《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樣黑下來的》《野象小姐》《在雲落》《梵高的火柴》。曾獲魯迅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人民文學》短篇小說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北京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孫犁文學獎、《作家》金短篇獎、《小說選刊》獎。被《人民文學》和《南方文壇》評為「年度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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