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很薄、但極具思想厚度的書！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訪華講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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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樂、魏磊傑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佩里·安德森

1938年出生，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論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評論》主編，1970年發起創辦左頁（Verso）書局。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新左評論》編委會成員。迄今共出版了14部英文專著，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具有深遠的知識影響力。

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2008），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2014-2015）。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版）、《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魏磊傑

法學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荷蘭蒂爾堡大學（2009-2010）、比利時根特大學（2015-2016）訪問學者。迄今，出版專著1部，譯著12部，代表性作品：《轉型時期的法律變革與法律文化：後蘇聯國家法律移植的審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法律東方主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以及《法學的觀念與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

本書兩位主編：章永樂、魏磊傑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導言

章永樂 魏磊傑

這是一本很薄的書，收錄了佩里·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學發表的公開演講的講稿、在清華大學舉行的圓桌討論的文字記錄以及《上海書評》對他的專訪。但這也是一本極具思想厚度的書，凝聚了安德森教授對於當代世界自上而下的統治政治與自下而上的反抗政治的諸多基本觀察和分析。我們相信，它對於當下中國的「內外觀」重構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佩里·安德森，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政論家，被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譽為「英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自從1962年起長期主持《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編輯工作，並參與創辦左頁（Verso）書局，批判英國例外主義，推動歐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譯介，顯著提升了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理論水平及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安德森迄今共出版了14本英文專著，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具有深遠的知識影響力，其中1974年出版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是廣受讚譽的歷史社會學經典之作。他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有《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交鋒地帶》、《後現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譜系》、《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其他作品（如《印度意識形態》）正在陸續翻譯之中。

佩里·安德森的家族與中國有不解之緣。他的父親詹姆士·安德森（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從劍橋大學退學之後，於1914年來到中國，成為中國海關的一名職員，一直干到1941年離開中國為止，曾在北京、上海、重慶、延吉、汕頭、南寧、海口、昆明等十幾個中國城市海關任職。佩里·安德森於1938年其父母在倫敦度假期間出生，而他的兄長、聞名遐邇的民族主義研究大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是在中國昆明出生的。佩里·安德森幼時曾隨父母居住上海，後就讀英國伊頓公學，1956年進入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1980年代曾任教於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目前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講座教授。

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佩里·安德森多次訪問中國，在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訪問其父親任職的各個城市，一方面是回顧安德森家族的歷史，另一方面是觀察和研究當代中國。安德森對中國的思考與書寫，是鑲嵌在他對全球秩序走向的理論探索之中的一個環節，一方面是探尋中國在當代資本主義支配體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思考中國能夠為突破這一支配體系貢獻的新的可能性。

2016年10月，安德森在北京大學演講

安德森對於國際體系的研究興趣由來已久，其1974年的成名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以及《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即將國際體系和地緣政治作為解釋社會形態演變的重要變數。儘管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裡，他並沒有出版專門論述國際體系的專著，但他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隱含著國際體系的視角。新世紀以來，隨著國際體系的一系列變化，其中也包括了中國的崛起，安德森開始系統地論述國際體系，以及各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其問題意識在於探究這次國際體系的演變，是否能像一百年前的歷史轉折一樣，產生出新的社會可能性。

收入本書的一系列演講和討論，基本上是圍繞著國際體系中的統治機制（包括霸權）以及反抗運動而展開的，涉及到了霸權的觀念、大國協調機制、國際主義、國際法、對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反抗等一系列主題，當然也涉及到安德森個人的學術生涯。以下略作概括，以助讀者理解。

01

第一篇《19世紀的大國協調》，是2016年10月18日晚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發表的首場演講。在其中，安德森系統探討了1815年形成的維也納體系的特徵、演變和內在缺陷。安德森指出，維也納體系的基礎是王朝國家為了防止出現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共和革命而設計的協調機制，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與法國「五強共治」（Pentarchy）,使得歐洲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裡，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但這一協調機制未能將奧斯曼帝國納入，從而留下了很大一個缺口；而德國的統一和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使得原有的協調機制難以為繼，最終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02

第二篇《21世紀的大國協調》，是2016年10月20日晚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發表的第二場演講。安德森以19世紀的維也納體系為原型，探討新世紀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與印度「五強共治」的可能性。新「五強共治」的基礎是世界經濟的穩定性，以及應對全球氣候的變化。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冷戰後羞辱而非重新包容俄羅斯，以及美國從未放棄在中國推動政體改變，使得這一協調體系存在巨大的內在缺陷。安德森直接從19世紀跳到21世紀，並不是不重視20世紀。20世紀發生過大規模的超越資本主義的革命，但在這種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之後，19世紀的遺產強勢回歸，這一背景也使得21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類比成為可能。完美的大國協調，意味著完美的資本秩序，然而這是值得追求的嗎？安德森在演講的最後提到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即透露出其批判的鋒芒。

03

如果說前兩篇演講主要是討論自上而下的統治秩序，安德森於2016年10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發表的第三篇演講《民族主義的他者》則更多地涉及到自下而上的反抗。安德森將「國際主義」界定為任何意在超越民族，建成一個繼續以民族作為基本單元的更大的共同體所做的任何思考與實踐，並設置了五個參數，對國際主義的演進歷史進行分期，並闡明各個時期的基本特徵。我們值得注意到的一點是，在二戰結束之前，資本的力量曾經長期藉助民族主義來建立統治，而反抗的勞動的力量，往往採取國際聯合的方式。在冷戰的秩序下，資本主義陣營內部加強經濟整合，民族主義力量遭到削弱，美國這一霸權發展出自身形式的國際主義，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主義卻經歷了一個衰變的過程。在本書第五篇安德森與聽眾的交流之中，安德森敦促學院里的師生「學習、回復、思考和傳播國際主義的優良傳統」，其背景即是壓迫性力量日益聯合、反抗性力量各自為戰的現實。

04

第四篇演講《國際法：它是國際的嗎？它是法嗎？》於2016年10月25日晚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報告廳發表。在演講中，安德森回溯了國際法作為一門學科或者一個概念的起源，進而對國際法的本質進行剖析。安德森認為國際法在實踐中從來都是霸權自利的工具，並不是真正國際的；而從霍布斯-奧斯汀的「法律命令說」傳統出發，安德森認為國際法也不是真正的法，它在根本上是一種意見（opinion）——說國際法是一種意見，並不等於說它不重要，因為所有的霸權（hegemony）都需要自願的服從，因此營造一種使人自願順從的意見就甚為重要。這一對國際法的探討，是安德森對霸權觀念探討的繼續。

2016年10月，安德森探訪吉林延吉海關

05

第五篇是安德森在2016年10月26日清華大學的交流會上與汪暉、黃平、崔之元、章永樂、劉晗等學者圓桌討論的文字記錄。安德森以自己的兩本書《新的舊世界》（The New Old World）與《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為中心，展開了他對當下世界形勢的看法，特別探討了歐美髮達國家正在興起的民粹主義運動，分析其本質。而其他學者的評論和問題，也圍繞著當代世界統治結構的危機和反抗政治的局限性而展開。安德森的基本觀點是，雖然當下歐美的統治結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然而優勢仍然在新自由主義一邊，左右兩翼民粹主義式的反抗仍沒有為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義體系提供可行的選項。

06

第六篇是丁雄飛先生於2016年11月初對安德森的長篇訪談，首發於《上海書評》。訪談分成三個部分，在訪談的第一部分，安德森教授談到了風格與形式、一般的方法與特殊的方法、霸權國與霸權體系、封建主義與絕對主義、儒家與法家；在訪談的第二部分，安德森教授談了他對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的看法。在訪談的第三部分，安德森教授談了當下全球的智識狀況、英國脫歐的原因、特朗普與美國霸權的關係、法國大選的後果，最後兩個問題系2017年書面補充採訪的結果。在這一系列訪談中，安德森教授回到了他在演講和圓桌討論中所提到的諸多觀點，並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發。讀者如果關心他對自己學術生涯和學術風格的總結，這一篇文字將能夠提供一些獨特的信息。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本書的到來可謂恰逢其時。一百年前的1917年，維也納體系業已崩潰，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一個新的國際體系正在醞釀之中。而在今天，冷戰之後以美國為單極霸權的體系已經難以為繼，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新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巴黎氣候協定》，儘力減少美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正在獲得大幅提升，在許多方面不再僅僅是既有規則的遵循者，而是越來越多參與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去。甚至特朗普政府也公開表態，願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但是，正在形成的新國際體系，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仍然是高度不確定的。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更是因為中國的自我認同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中國的目標，究竟是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體系中加入統治建制，享受權力，承擔責任，還是致力於修改既有的國際規則，打造一個更為平等的國際體系？對於安德森而言，中國的走向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終究不過是他的全球觀察的一個案例。而對於我們這些中國社會內部的行動者而言，中國的國際抱負和選擇關係到我們未來的生活狀態，關係到我們的衣、食、住、行、養小、送老等方方面面。一個滿足於新自由主義國際體系的國家， 在國內治理中也很難會有意願推進超越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創新，為克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危機作出真正的貢獻。中國當然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獲得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但同時也會繼承這個體系本身的結構性危機。

中國究竟以什麼樣的世界觀來塑造世界，與其依循什麼樣的中國觀來塑造中國，二者絕不可能割裂開來。世界觀是中國觀的自然延伸與同心放大，二者內外同構，終究都是要回應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20世紀中國革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內外關聯互動的範例。這場革命既是一場民族解放革命，同時也是一場具有國際主義抱負的革命，今天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生動地展現了它的兩個方面。而將兩個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是對剝削與壓迫的反抗，以及對一種更為平等與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國在這場革命之中建立的諸多關係，如與亞非拉國家與人民的密切聯繫，在今日中國的經濟貿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中國作為發達國家經濟競爭者的角色，對於相關地區的民眾來說，也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然而，更大的期待是，在生活方式上，中國終究能夠為這個世界貢獻何種新的可能性？中國究竟要充當現狀的消極的保守者，還是積極的改革者？

佩里·安德森在廣東汕頭老城區尋訪其父親（曾任職潮海關）早年的行蹤

在這一系列演講、討論和訪談中，佩里·安德森很少直接討論中國，但諸多對於其他國家的探討，隱含了他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作為編者，我們未必贊同他對中國的所有判斷，但他對中國所處的國際秩序的冷靜的分析，以及對中國貢獻的期待，值得我們反覆玩味，並作出認真的回應。

最後，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感謝對本書的成型作出貢獻的機構與個人：北京大學「大講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特別是項目組織者韓笑先生以及國際合作部秦曉文女士，為安德森在北京大學的講學提供了基本的項目支持和後勤服務；汪暉教授及其主持的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為安德森在清華大學的演講和交流準備了相關條件。汪暉、潘維、崔之元、安東尼·卡蒂、易平、陳一峰這五位學者在安德森的北大演講中擔任了評議人；安德森先生在清華的座談會，則由汪暉教授主持，黃平、崔之元、章永樂、劉晗擔任了評議人。徐亮迪、孫一先、張瀚天、吳雙四位同學為四場講演起草了新聞稿，本書在收入安德森演講文本的同時，也收入了四位同學對於安德森與評議人之間討論的總結整理。孔元、吳雙、葉開儒、張瀚天等參與了相關接待工作。

具體到本書文稿的整理和翻譯，《十九世紀的大國協調》由趙寰宇同學翻譯，魏磊傑校對；《二十一世紀的大國協調》由張瀚天同學翻譯，章永樂校對；《民族主義的他者》由魏磊傑翻譯並校對；最後一篇《國際法：它是國際的嗎？它是法嗎？》由吳雙同學翻譯，魏磊傑校對。安德森教授在清華大學的圓桌討論會文稿則由多人整理而成，他們是殷之光、劉晗、孫璐璐、孔元、吳雙、楊博文，兩位編者提供最後校對。安德森訪談則由丁雄飛先生整理編輯，在此我們感謝《上海書評》與丁雄飛先生的授權。當然，本書的一切錯漏之處，概由兩位編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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