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

原標題：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

《蘇區研究》2018年第2期，感謝雜誌社授權發布此文。

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

樊憲雷

提要：如何對待遊民，歷來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革命時期，毛澤東極為關注遊民問題，不僅對其有著深刻認識，並為爭取和改造遊民，採取一系列政策舉措，取得了良好成效。這些措施包括加強宣傳教育，注重思想改造；加強紀律性，強化管理；給以土地或工作；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嚴懲首要和不法分子等。通觀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不難發現他善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善於從遊民產生的社會根源分析問題，從而抓住問題根本，採取切實措施。這些為當前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關鍵詞：毛澤東；遊民；改造；社會治理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2.005

作者簡介：樊憲雷，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輯一處處長，副編審。（北京100017）

「遊民」在我國有著久遠的歷史。如何對待遊民，歷來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對遊民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系統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該書對遊民文化的產生、表現、歷史以及歷代統治階級對待遊民的政策等進行了深入研究，但不足之處是對近現代以來的遊民問題關注不夠。】以至有人說,「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遊民之政治而已」。【黃遠生：《遊民政治》，轉引自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3頁。】尤其是革命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說誰贏得了遊民階層，誰就贏得了主動權。梳理中共的歷史，雖不好說毛澤東是最早關注遊民問題的，但說在黨的早期領導人中，他關注遊民問題最多、認識最為深刻，卻是毫無疑義的。有關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以往的黨史著述鮮有專門論述，多是於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政策或黨建思想中偶有涉及。【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中央蘇區史》（余伯流、凌步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馬齊彬、黃少群、劉文軍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著作中，有關遊民問題在論述黨的土地革命政策時有所提及，主要講要給遊民分配土地，但沒有過多關注；在《中央蘇區黨的建設》（廖明耕、凌步機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中央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發展史》（賴宏、凌步機著，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中，有關黨和軍隊中對遊民意識和流寇主義的改造，主要是在黨的建設方面有所論述，也無專論遊民問題。】近年來，隨著學界對遊民問題的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豐富，湧現出一些富有創見的研究成果，【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有：《毛澤東對遊民階層的科學論斷及意義》（作者毛文君、趙可，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6期）；《毛澤東對遊民無產者認識的歷史流變》（作者陳明勝、張春梅，載《黨史文苑》2012年第10期）；《團結爭取與整肅改造：中國共產黨針對遊民的雙重策略（1927-1934）》（作者廖勝平，載《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改造遊民的策略》（作者廖勝平、張萍，載《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論中國共產黨遊民政策的歷史演變》（作者陳明勝，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1期）等。】但整體來看研究還比較薄弱，有待進一步深化。本文擬結合毛澤東在革命不同時期對遊民問題的有關論述及其在實踐中採取的應對舉措，對其遊民治理思想做一番分析梳理。

一、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對遊民的認識

毛澤東高度關注遊民問題，與他的經歷有很大關係。青年時期，農民出身的毛澤東通過觀察和親身接觸，對遊民有了初步認識。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激變、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兵匪流竄、饑民暴動屢見不鮮。1910年4月湖南糧荒，長沙饑民暴動而慘遭鎮壓的場景，就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印象。他的父親毛貽昌也曾因為負債被迫當兵多年；毛澤東本人1911年在長沙也經歷過短暫的軍旅生活，當了半年的列兵。求學期間，毛澤東讀書之餘也儘可能地深入社會了解實情。1917年暑假，他和同學蕭子升就以遊學的方式漫遊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5縣，歷時1個月，行程900餘里，大量接觸了城鄉社會各階層的人。1919年暑假，他又組織青年學生到城鄉、車站、碼頭開展愛國反日宣傳活動。在這一年，他還對中國的封建行幫組織有了一定認識。在發表於《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三）》中，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係」。【《民眾的大聯合》（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頁。】遊學的方式，近似於遊民生活；車站碼頭，乃遊民的集中之地；哥老會等行幫組織，正是遊民典型的存在狀態，這些觀察和接觸使毛澤東對遊民有了大量的感性認識。

毛澤東對遊民的認識由自發轉為自覺，並明確將其納入革命問題加以分析，是在大革命時期，具體來說是在1925年他對湖南農村進行深入考察並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工作前後。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毛澤東更加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革命問題，運用於工農運動實踐中。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結合自己在中共湘區委的工作實際，介紹了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並特彆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為引導中國共產黨關注農民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參見《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1924年底，他因病回湖南休養。在韶山期間，毛澤東一邊養病，一邊做社會調查，詳細了解了韶山附近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農村的階級狀況及各種社會問題。這次調查為毛澤東隨後的兩篇重要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1926年1月）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專門分析了遊民階層，指出：「有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頁。】這段分析介紹雖然簡短，內涵卻非常豐富。毛澤東不僅首次用「遊民」一詞來標註一個階層群體，而且分析了它產生的社會根源——失了土地或工作機會，社會來源——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指出了它的主要表現形態——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等封建行幫組織，以及對它的性質判斷——最不安定者，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最後，毛澤東得出對待遊民階層的態度——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中，毛澤東對遊民除延續上述認識外，又擴展了它的外延——兵、匪、盜、丐、娼妓，指出他們各自的謀生方法雖則不同，「然謀生弄飯吃則一」，而且大體估算出其人數在2000萬以上。【毛澤東：《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中國農民》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第13-20頁。】

其後，毛澤東無論是在擔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期間，還是在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任上，都致力於農民問題的研究和農民運動工作，對遊民的認識也更加深入。特別是1927年他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份，在湖南進行了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的考察。其中，在《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中，毛澤東深刻剖析了「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的狀況，指出天災疾病等是造成「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遊民之真正原因」，深刻揭示了遊民產生的社會根源。【《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6年），《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頁。】

這一時期，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遊民的內涵、表現形態、產生的社會根源等重要問題，在理論上都有了深入認識。

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對遊民的認識

隨著國民黨背叛革命，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血的代價使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獨立領導開展土地革命的道路。對毛澤東來說，這一轉變加速了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實踐探索。關於遊民問題，這一時期毛澤東出於革命的需要，更多地從實踐角度來加以認識總結。

秋收起義之後，毛澤東率領革命隊伍轉戰井岡山，並相繼領導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中，毛澤東對民眾工作由先前的宣傳鼓動為主轉變為組織領導為主。基於此，他對遊民身上革命性和破壞性交織並存的二重性認識更為深刻，尤其是深刻批判了紅軍隊伍中存在的遊民思想和遊民習氣。

192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湖南酃縣中村給工農革命軍上政治課。在闡明堅持井岡山鬥爭重要性的時候，他指出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遊民。在革命隊伍因為不服從管理、自由散漫、無根據地意識等遊民意識嚴重造成1928年「八月失敗」之後，毛澤東更加註重從思想上、組織上對遊民意識加以批判改造。在《井岡山的鬥爭》中，他專門強調要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1929年6月14日，在新泉就紅四軍黨內問題寫給林彪的信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利害的，它的產生是由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並認為「紅軍中的遊民成分產生了流寇思想，同時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毛澤東還指出，形式主義、唯心主義、小團體主義、單純軍事觀點、分權主義等思想的產生，也與遊民、農民及小資產階級成分密切相關，並指出這種建立於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思想在四軍黨內具有很壞的影響，「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必須克服。【《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4頁。】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批判了不重視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強調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加強黨的建設。

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深入農村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農村調查中，要面對各色人等，需要闡明對待他們的態度和政策。為此，毛澤東對包括遊民在內的農村各階層有不少針對性的論述，其目地一方面是爭取最廣大的群眾支持革命；另一方面是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消除農村中的消極因素。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以專門篇節詳細列舉了遊民的9種存在狀態和人數，並對他們在革命之後的走向做了詳細調查，指出遊民因為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一般都是歡迎革命的。在此認識基礎上，毛澤東更有針對性地制定了相關革命政策。1930年6月中下旬，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上，通過了由他審改的《流氓問題》決議，制定了黨對流氓的策略：「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308頁。】這裡的「流氓」，在當時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遊民。這一策略具有標誌性意義，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待遊民的基本方略，即通過給以土地和工作，對其加以改造，最終使之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土地革命中一個核心問題是農村土地的分配。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劃分好農村中的階級，明確對待各個階級的態度。對於這一問題，毛澤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有過深入思考，其論述雖然前後有些變化，但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其中對於遊民的土地政策，集中體現在1933年10月10日由毛澤東和項英、張國燾聯名公布的、由毛澤東主持制訂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中。《決定》對遊民無產者作出了界定：「在緊靠暴動前，工人、農民及其他民眾，被地主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因而失去職業和土地，連續依靠不正當方法為主要生活來源，滿三年者，叫做遊民無產者（習慣上叫做流氓）。」「對於積极參加反革命的遊民無產者領袖分子（所謂流氓頭）」要懲辦，「對於一般遊民無產分子」，則要分給田地。【毛澤東、項英、張國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33年10月10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728頁。】

三、陝北時期毛澤東對遊民的認識

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對於遊民問題，毛澤東延續了其一貫認識。這集中體現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遊民的分析中：「中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國農村中和城市中的廣大的失業人群。在這個人群中，有許多人被迫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當途徑，不得不找尋不正當的職業過活，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的來源。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分則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參加革命以後，就又成為革命隊伍中流寇主義和無政府思想的來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646頁。】但為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廣大人民群眾一致抗日，毛澤東主張對遊民還是積極爭取，主要表現在對待以哥老會為代表的民間組織和以二流子為代表的農村遊民上。

哥老會作為中國秘密結社組織中的一員，其成員多來自散兵游勇、水陸運輸工人、私販鹽梟等，與中國的下層群眾有著廣泛聯繫，容納了大量的遊民。【參見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頁。】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陝北後，對哥老會十分重視，積極爭取他們共同抗日。1936年6月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電告左權、聶榮臻、朱瑞、鄧小平，指出：「你們向西行動時，請設法同甘肅固原縣哥老會龍頭唐寶山聯絡，並爭取他參加抗日。」【《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549頁。】7月15日，毛澤東又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對哥老會的宣言》，指出：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合起來，共赴國難，並「歡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會山主大爺，四路好漢弟兄都派代表來或親來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中共對哥老會採取這樣的方針，一是推動他們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二是發揚哥老會的革命傳統，並逐漸消除其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動的思想與成分，使之適合於社會與革命的發展趨勢。【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頁。】正如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所指出的：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559頁。】8月19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等人電時就哥老會問題提出，「我們對哥老會是以統一戰線的策略爭取其大多數到抗日戰線上來」。【《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572頁。】10月11日，毛澤東又指出：同哥老會建立統一戰線，是在爭取其中優秀的分子，及擴大群眾參加抗日，並利用它進行白區白軍工作；而不是在蘇區內另外給哥老會組織團體與軍隊，擴大與加強它在蘇區內的影響與力量。【《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594-595頁。】

如果說到陝北初期對待哥老會等行幫組織更多地是看到其積極作用而努力爭取其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那麼1940年代以後對以「二流子」等為主要代表的遊民，毛澤東強調更多的是改造其消極因素，促進革命生產。二流子主要指那些不事生產、遊手好閒，多以不正當的活動（如偷盜、欺騙、恐嚇等）謀生之人。陝甘寧邊區的二流子大都是破產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者，他們好吃懶做、遊手好閒，挑撥離間、謠言惑眾，宣傳迷信、害人騙財，賭博吸毒、不務正業，擾亂鄉里、為非作歹。【參見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13）：社會建設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346頁。】陝北土地貧瘠，中共中央在陝北安定下來後，發展生產解決供給成為重要問題。對當時社會上大量存在的二流子，【據有關資料，當時二流子占陝甘寧邊區總人口的3%，約4500人。參見胡民新、李忠全、閻樹聲編：《陝甘寧邊區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就必須認真對待。對於二流子，毛澤東主要批判的是他們不事生產和遊民習氣，指出「不願建立家務的二流子習氣，是可恥的」，【《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9頁。】強調要加強生產，避免「產生二流子和沾染軍閥軍隊中的若干壞習氣」。【《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92頁。】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導下，各根據地對二流子積極開展了改造運動，取得了卓越成效。

總的來說，毛澤東對於遊民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善於從社會根源上分析其產生的原因，並辯證地分析遊民身上存在的積極和消極因素，根據革命的需要對遊民努力爭取、加以改造、為我所用。

四、革命時期毛澤東以改造為主導的遊民治理思想

認識問題，目的是解決問題。毛澤東指出，如何處置遊民「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頁。】他深入考察遊民問題，正是為了制訂正確對待遊民的方針政策以推動革命發展。通觀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均不脫離「改造」二字。圍繞對遊民的改造治理，毛澤東在不同時期提出了多種舉措，有的是特定條件下的應急之舉，如1927年5月湖北麻城土豪劣紳勾結河南幫會組織光山會匪搗毀農會，屠殺農協會員並圍攻縣城，毛澤東當即派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武裝200餘人同湖北省政府警衛團一營趕赴麻城進行剿滅；但更多的政策舉措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加強宣傳教育，注重思想改造

理論宣傳和思想教育，是中國共產黨開展工作的優勢和傳統。對於遊民治理，毛澤東強調要積極闡述黨的方針政策，爭取他們參加革命工作；對於革命陣營內的遊民意識，則要加強教育，通過政治訓練、思想批評等工作，肅清其消極因素和破壞性。

1927年，毛澤東引兵井岡創立革命根據地。當時，革命隊伍來源複雜，士兵成分多樣，特別是一些舊式部隊軍人、農民、俘虜兵等佔據很大比例，造成隊伍思想混亂。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3頁。】1928年8月下旬，在回師井岡山途中，毛澤東得知有的戰士因為飢餓吃了農民的苞米，就特意對指戰員開展群眾紀律教育。10月中下旬，在整頓湘贛邊界黨組織時，毛澤東十分注重通過教育消除流寇主義等思想影響。

系統地清理整頓革命隊伍中的遊民意識，是在古田會議上。為克服由於成分多樣和長期處於艱苦的戰鬥環境中而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1929年12月紅四軍前委負責人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在會上，毛澤東著重從思想、政治、組織上對加強黨的建設作了論述，特彆強調要在紅軍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指出「最迫切的問題是教育問題」。毛澤東指出了流寇思想對革命的危害，「由於紅軍中遊民成分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遊民群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他列舉了其種種表現，強調：「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目標。」糾正流寇思想的方法，重要的一條就是「加緊教育，批評不正確思想，肅清流寇主義」，「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特別是對俘虜成分的教育要加緊」，「對現有紅軍基本隊伍和新來的俘虜兵，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5-94頁。】為此，在毛澤東領導下，紅軍多次通過舉辦幹部訓練班等方式，集中整訓，加強思想教育。通過教育進行思想改造，是毛澤東對待有過錯或有缺點的人的一貫立場，對待遊民亦是如此。

（二）給以土地或工作，加以改造

毛澤東認為，遊民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喪失了土地和工作，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遊民問題，必須給以土地或工作。

1930年在尋烏調查時，毛澤東就得出「城郊遊民要求分田」結論。【《尋烏調查》（1930年5月），《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28頁。】在興國調查時，他又對當地90多名遊民一一進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對比了革命分田前後遊民的巨大變化，確認這些人因為「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一般都是歡迎革命」的。【《興國調查》（1931年1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33頁。】1930年6月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上通過的由毛澤東審改的《流氓問題》決議，也強調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的方法是「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308頁。】1933年在由毛澤東主持制訂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中，專門指出：「關於爭取一般遊民無產者群眾的主要辦法，是使他們回到生產上來，照一般革命民眾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並給予選舉權。但分配土地，須在鄉村居住，並須自己能耕種者。」【毛澤東、項英、張國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727-728頁。】在毛澤東的推動下，蘇區時期制定的各種土地法，一般都給遊民分配了土地。如1930年6月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的《蘇維埃土地法》就規定：「僱農及無業游民願意分田的，應該分予田地。但遊民分田的，須戒絕鴉片、賭博等惡嗜好，否則蘇維埃收回他的田地。」【《蘇維埃土地法》（1930年6月），韓延龍、常兆儒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4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頁。】

陝北時期，毛澤東延續了這種改造遊民的主要方針。1941年5月，在毛澤東起草制定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規定，「給社會遊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取得職業與參加教育的機會」。【《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1年5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頁。】其他根據地亦採取了類似政策。如《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規定：「給社會遊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及取得職業和享受教育的機會，對各種會門組織，實行爭取團結與教育的政策。」【《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1941年9月1日），韓延龍、常兆儒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頁。】

（三）加強紀律性，強化管理

革命時期，一部分遊民加入了革命隊伍，在增強革命力量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消極影響。對於革命隊伍中的遊民習氣等問題，除注重思想教育外，毛澤東強調還要加強紀律約束。

「三灣改編」是中共最早探索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成功實踐。為了把以農民及舊軍人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三灣改編」採取的關鍵舉措是「支部建在連上」。這一做法使革命隊伍的基層組織有了戰鬥堡壘，有效解決了因為遊民習氣等錯誤思想和落後意識而造成的革命隊伍組織紀律渙散的問題，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部隊轉移到井岡山後，毛澤東積極爭取與袁文才、王佐領導的當地綠林武裝合作。袁王的綠林武裝成員大部分是遊民，因此遊民意識、流寇思想等問題突出，「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在一種自發、樸素的『劫富濟貧』的利益驅動下，過著散漫的『綠林生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誰也不放在眼裡，油子習氣很重」。【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歷史（修訂版）》，中國發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頁。】在爭取袁王之後，毛澤東對其隊伍採取積極改造的方針，強化組織紀律建設便是一項重要措施。通過改造，這支遊民習氣很重的綠林隊伍轉變為有組織、有紀律、有戰鬥力的革命部隊。此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提出和完善，是毛澤東以加強紀律建設消除革命隊伍中存在的遊民意識的典型反映，這對統一全軍紀律，加強部隊的思想和作風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四）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

還有一部分在革命時期依然遊離於革命和主流社會之外的遊民，對於這些人，特別是農村中的遊民，毛澤東主張要將其組織起來，通過參加生產勞動加以改造。這主要體現在陝北時期對二流子的改造上。

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是毛澤東陝北時期以至延續至後來的社會治理的重要思想。早在1930年，由毛澤東主持制訂的《流氓問題》決議就提出要「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308頁。】對於陝北時期的二流子改造，毛澤東也主張要讓他們參加生產勞動進行改造。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提出「善於改造」遊民的思想。1941年毛澤東發出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要給遊民以土地，並強調要糾正歧視遊民的不良習慣。在這一政策推動下，各根據地也制訂了相應的施政綱領，其中《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就規定：「優待技術人才，獎勵發明，獎勵勞動，改造遊民使之參加生產工作，提高人民情緒。」【《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1944年2月28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1卷，第55頁。】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在給黨內的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中強調，在生產中要「爭取男女老幼和遊民分子一律參加生產」。「發展生產的中心關節是組織勞動力」，其方式可以「取按家計劃、變工隊、運輸隊、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願和等價的原則下，把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組織起來」。【《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12頁。】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中，對這一問題更是作了集中論述。他首先肯定了1942年陝甘寧邊區組織起來開展大生產運動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指出：「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組織起來的主要方式是參加合作社。毛澤東特彆強調，「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28、932頁。】這種主張在當時陝甘寧邊區制訂的相關政策中也得以印證，1943年3月《陝甘寧邊區優待移民難民墾荒條例》中，對二流子參加墾荒進行規定：「如移難民中，有不事生產之二流子，鄉政府應予以更多的教育說服，必要時即予以強迫，務使其參加勞動。」【《陝甘寧邊區優待移民難民墾荒條例》（1943年3月1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4卷，第202頁。】

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使以二流子為代表的農村中的遊民擺脫了以往的遊離不定狀態，這不僅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對於擴大勞動力促進大生產運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參加生產勞動，寄生性的遊民逐步改造成為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嚴懲首要和不法分子

按照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遊民階層的界定，這是個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迷信職業家等在內的廣大社會群體。毛澤東也一直強調，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在他們的身上還有很多的「破壞性」。【《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5-646頁。】因此，對於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特別是頑固不化的首要分子，必須給以嚴懲。早在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專門介紹了禁止「遊民生活」和「清匪」的工作，指出：「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拜年陋俗，議決禁止。」「會黨……『山、堂、香、水』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7-39頁。】1933年，在毛澤東主持制訂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中，專門強調「對於積极參加反革命的遊民無產者領袖分子（所謂流氓頭）」，【毛澤東、項英、張國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728頁。】要堅決懲辦。

嚴懲遊民不法分子，突出表現為對土匪武裝的清剿。中央紅軍轉戰陝北後，當地的土匪武裝不僅嚴重威脅民眾的生產生活，而且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安全穩定也造成很大危害。對此，1937年毛澤東曾專門提出，要「取締利用土匪、流氓、會黨破壞紅軍、蘇區的行為」。【《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第678-679頁。】中共中央和西北蘇區政府也花費很大精力開展清剿股匪工作，1936年11月專門成立了三邊（定邊、安邊、靖邊）剿匪總指揮部。清剿土匪武裝，為西北蘇區的生產生活創造了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五、小結

遊民作為失去了土地和工作的下層貧民階層，是我們黨領導革命進程中的重要統戰對象。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對這一特殊階層有著深入科學的分析和認識，制訂了一系列正確的聯合遊民並進而改造遊民的政策舉措，為順利推進革命進程提供了重要保障。

梳理回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遊民治理思想，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對遊民問題之所以識見深、得計快、對策准，從認識層面說，在於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實際，實事求是，深入實踐調查研究，並善於從遊民產生的社會根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加以分析把握，從而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從實踐層面說，在於他善於從根本問題著手——給予土地或工作——加以解決，並辯證地對待遊民身上存在的革命性和破壞性因素，綜合運用教育、組織、紀律等多種手段積極對遊民進行改造，在使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同時，努力爭取他們加入到革命陣營中來。這些為當前的社會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鑒，值得認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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