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對夏目漱石的文學感興趣？
20世紀初，夏目漱石（1867—1916）與周樹人（1881—1936），一個是聲名顯赫的日本文壇巨子，一個是苦悶敏感的異國求學的弱國青年，日後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奠基者，曾在東京西片町一所華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後住過，這是日後對中日文化具有深遠影響的兩位文壇巨子一次不經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夏目漱石
然而，最能說明魯迅與夏目漱石直接發生聯繫的文學事件莫過於魯迅在日留學期間直接翻譯過夏目漱石的兩篇作品，這兩篇作品為《掛幅》和《克萊喀先生》。它們被收錄在周氏兄弟合譯的出版於1923年的《現代日本小說集》里。就在該書的後記里有著魯迅對夏目漱石作品極高而又精到的評價，他說，「夏目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做，登在俳諧雜誌《子規》（Hototogisu）上的《哥兒》（Bocchan），《我是貓》（Wagahaiwa neko de aru）諸篇，輕快洒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湖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魯迅對夏目漱石的評價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它最直接地證明了魯迅對夏目漱石作品瞭然於胸。
青年魯迅
其實豈止是在日期間，在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兩年里，他還在大力搜購夏目漱石作品全集，這可從魯迅的歲末書賬中看出。在1935年末的書賬中，他購得了《漱石全集》的第4、8冊，共2冊。在1936年，他生命的最後一年，魯迅對夏目漱石全集的搜購收藏達到了一個高峰，在該年的書賬中，可知他陸續購得《漱石全集》的第1、2、5、6、10、11、13、14、15冊，共9冊。
對於文學的超功利性認識，魯迅與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謀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說《旅宿》中一改《我是貓》中潑辣的風格，倡導一種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藝術主張，他在《文學論》第二編第三章里給「非人情」做了這樣的解釋，「可稱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學，這種文學中沒有道德的分子鑽進去的餘地。譬如，如吟哦『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詩意確實是墮落的，但並不能以此著重斷定它是不道德的，『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這也許是有失禮貌的，然而並非不道德。非人情即從一開始就處於善惡界之外」。夏目漱石強調的是文學與道德無關這一藝術特性。「後來被周氏兄弟大段引用過的夏目漱石為高浜虛子《雞頭》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說：『不把娛樂作為小說的目的不能成立』，然而，周樹人之所以會接受這一理論的影響，是由於他們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中傳統的『文以載道』觀的厭惡和對於梁啟超等人『昧於文章之意』，『惑於裨益社會』的不滿，故很自然地會欣賞這種美學觀念。」
日元上的夏目漱石
也許，在一定程度上魯迅的確受到了夏目漱石影響，也許這種說法有些武斷，因為，魯迅對藝術的娛樂特性和審美本質的認識是以一貫之的，他早年聽章太炎授課時私下就不滿於章氏將學說和文學混淆起來，他說：「文學與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
在教育部時他對美術本質的看法也是基於這一認識的，「顧實則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比其見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為美術目的，即在美術，其於他事，更無關係。誠言目的，此其正解。」
就連後來提倡木刻運動時，他也還說，
至於「為什麼要紹介呢？據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為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掛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好玩成為他要介紹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見對文藝的超功利性的認識，魯迅是向來如此的。
如果這還說明不了魯迅受夏目漱石的影響的話，在東京與魯迅朝夕相處的周作人及日後翻譯魯迅所著小說史略的日本學生增田涉的回憶文字則明確地提到了魯迅所受的影響。周作人回憶說：「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寫有一部長篇小說，名曰《我是貓》，假託貓的口氣，描寫社會情狀，加以諷刺，在日本現代文學上很是有名，魯迅在東京的時候也很愛讀。在魯迅的小說上雖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總受到它的有些影響，這是魯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認的。」
周作人還具體講到魯迅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響，「（魯迅）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看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曾熱心讀其每天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小說《虞美人草》……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理與顯克微支來也」。增田涉的回憶與周作人的回憶極為相似，
他應當說是參考並借用了周作人的說法，他在《魯迅在日本》一書中這樣寫道：「魯迅後來所寫的小說的作風，與漱石的作風也不相似。但那嘲諷之中的輕妙筆致，則是頗受漱石的影響。至於那深刻沉重之處，則來自果戈理和顯克微支。」
他們的說法又與魯迅的自述十分鉚合，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中自雲，「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歐外」。從周作人和增田涉的眼裡來看，魯迅文章中「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即使受影響，也僅與筆致相關，單純是表現技術上的問題」。這也許為魯迅的寫作技法和諷刺藝術的理論淵源提供了一個新鮮的參照。
至於魯迅為什麼對夏目漱石的文學如此感興趣，日本學者檜山久雄認為這是他們對當時文壇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義的做法反感所致，這也是才識卓著的文學家的成熟之處和基本素質。自然主義手段固然帶來了新的文學氣象，但也許很難適應東方獨有的「低回趣味」的文化氛圍以及注重直覺和感性經驗的體悟方式，所以自然主義很難在東方文化傳統中成大氣象。檜山久雄在《魯迅與夏目漱石》一書中認為，魯迅在當時「對於盛行的不過是模仿的西方的自然主義的文學並不關心，卻被和自然主義處於對立的漱石的文學所吸引。這裡也許有一個不算小的理由，起碼可以說明青年的魯迅……反對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改革方向，而開始有了一種模糊的認識：要在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建立現代文化。這時的魯迅，遇到了和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的漱石的文學，他自然會很傾心。這樣的推想大概是很自然的吧」。魯迅與夏目漱石雖知道文藝的真諦在於其非功利性，但他們又都有一種參與社會、批判社會的傾向，在明治時期，自然主義風靡文壇，個性卓絕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與魯迅都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他們內心必然反感那種無視作家主觀性發揚的自然主義寫作方式，不約而同地選擇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場來從事寫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魯迅傾心於夏目漱石繼承並發揚光大的二葉亭四迷開創的批判現實的文學傳統是不足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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