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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國:春秋戰國時代最後的貴族之國

原標題:宋國:春秋戰國時代最後的貴族之國



中國之貴族,不為權力所折服,不為富貴所誘惑,不為美色所勾引,亦不為強力所屈。這種性格自古以來,影響深遠,多為後世崇尚上古遺風之人所傳承。

貴族之時代,起源較早,卻數為戰爭所侵擾。上古貴族時代,是很難受控於絕對權力的,夏商周之時,各色諸侯即便各有勢力範圍,但多為獨立自主,他們所信仰的是天神,他們所供奉的天下共主,不過是藉以與上天交流的媒介,他們的自主權力是相當大的。


而作為天下共主,則會代表上天擬訂準則,這種準則建立之初可能不會帶走太多階級性的東西,其初心本身應該是為了大家生活得更加美好,其公平性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周王國分封體系下的禮樂制度的出台,才導致這種規則逐漸演變成為權力服務的工具。



殷商前後出現的易經淵源,其混沌朦朧,其不為任何種族或階級所服務,可為後世各色人等所演習和運用,正是源於其公平。而周王國的建立,隨著政治體系的逐漸完善,真正的貴族群體開始發生變化,諸侯之間不再為禮樂,為榮譽而戰,而是為疆域,為權力,甚至為女人而戰。貴族精神漸漸消亡,唯獨宋國,貴族精神尚有遺存。

在春秋五霸中的宋襄公,一方面為後世所恥笑,認為其迂腐,固守所謂的「尊王攘夷」,以傳統的上古禮樂為基本準則,但這裡要說的是,商人與周人之間的文化淵源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又有許多仁人志士,奉承宋襄公為真正的「仁義之君」。


夏商之際,貿易發達,商人尤其注重商業與貿易,《詩經》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這個相土是商王朝的祖先,顯然從其時代,商人就已經將貿易發展到非常廣闊的疆域。《周書》載:「肇牽車牛遠服賈,以孝厥父母」,王亥也是商人的祖先,這裡說的就是王亥牽牛駕車到遠方進行交易,以養育父母。商人亦對上古政治管理體系進行傳承和改革,「禪讓」制在商朝歷代君主中亦有體現。在夏商之際,除了共主身份的王,其餘諸侯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與夏商之主平起平坐,直到周王國的公、侯、伯、子、男體系的完整成型,真正的階級體系才真正完備。


而周人源自農耕文明,靠天給養的思維貫穿始終,其所創造的禮樂體系,亦是來自商人。商人的商業文化的發達,對財富的索取講究「取之有道」,這種規則亦自影響到整個商人的思維體系和政治管理。從某種程度看,商人對禮樂的固守情緒,要比周人強烈得多。而周人靠天給養的思維,則極可能形成多變的格局,即商人制定的禮樂,商人以之為聖經,周人制定的禮樂,周人的骨子深處是沒有完全認同的,他們認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這即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們將禮樂體系形同兒戲的根源,亦是貴族血脈斷絕的緣由。



所謂封建,即是有封才有建,這個詞語的產生跟周王國的分封制度絕對有關係。周人的諸侯國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因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自認的,而不是諸侯們所擁戴的,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此,夏商之前的諸侯或者部落主,多有不同姓氏,到周王國建立後,天下則成了姬姓諸侯的天下,姬姓子弟廣布在中土大地上。到春秋時代,齊桓公以非姬姓成為第一個霸主,即是對周王室的衝擊。這即讓有著先天貴族血脈的宋國人看到了希望,宋國人源自殷商,傳承貴族文化,某種名義上甚至是周王室的老師,宋襄公便想重振祖先雄風,壯大宋國。

宋襄公的戰敗,是對貴族規則的絕對遵循。所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體,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這即是將宋襄公與周文王相提並論,其標準其實就是貴族精神的標準。即便是衰敗之際的周王室,周夷王時代也有「勿殄老幼」、「勿憐傷病」的規定,在上古軍事作戰中,可能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戰爭修養。但,到春秋戰國後期,「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宋國的貴族風格彌足珍貴,但又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宋襄公可稱為春秋戰國,是整個宋國乃至整個封建文明時代最後的貴族,也是最後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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