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第一黑幫老大」——杜月笙的傳奇一生

最新 04-12

杜月笙（1888 8.22－1951 8.16) ，原名月生，後由國學大師章太炎建議，改名鏞，號月笙（典出《周禮太司樂疏》：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是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被稱為「中國黑幫老大」和「中國第一幫主」一生叱吒風雲，闖得猛、玩得火、斗得凶。他闖蕩上海灘的基本要素是：足智多謀、隱忍薄發、堅韌不屈、蠻橫霸道而不露聲色。不但出入黑白兩道，游刃於商界、軍界與政界，而且將觸角伸向金融、工業、新聞報業、教育等多領域，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杜月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富傳奇性的人物。不僅在於他以一個來自鄉下的15歲孤兒，單槍匹馬闖入上海灘，由一個三餐不繼的小混混，搖身一變成為了威震上海灘的大亨、闊佬；還在於他發跡之後的所作所為，儼然已由流氓白相人「脫胎換骨」，成為了現代實業家、社會名流與地方領袖，成為相當活躍的政治風雲人物。

杜月笙長袖善舞，上下通吃。對前清遺老、軍閥政客、黨國高層、社會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無不執禮甚恭，傾力結交，甚至結拜為把兄弟，或收為門生弟子，給予經濟支援，或月奉規銀，養為食客。而蔣氏高層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無不結為杜氏豪門密友。

有這樣一張足以操縱政界、工商金融界的關係網，有法租界做靠山，有幫會黑勢力墊底，杜月笙在上海灘可謂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無往不勝。

參加抗戰

儘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共作鬥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即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一萬人的武裝游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

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游擊部隊「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儘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餘人。杜月笙頗為悲痛，自然不是心疼錢財，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後，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籌措救護事業經費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

「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辟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布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

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布「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淪陷後，杜月笙撤退重慶，主持紅十字會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做出了一些貢獻。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

1942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輿論的稱讚。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複員工作，並協助恢復、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後，杜月笙客居香港。1951年，他彌留前對妻子云：「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但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1年11月遺骨被運往台灣，至今暫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灣的內情：蔣介石拿我當夜壺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的泄怨，又是失寵後凄楚處境的哀嘆。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戴笠心領神會，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帶著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沖沖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原來是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幹，蔣介石的親信。這對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僱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