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真像蔡京所說不好聲色犬馬，只好常人不注意的山林草木嗎？

原標題：宋徽宗真像蔡京所說不好聲色犬馬，只好常人不注意的山林草木嗎？

1100 年，宋哲宗去世，年僅二十五歲，沒有留下子嗣，也沒有留下遺囑，皇位的繼承者無疑仍應從宋神宗的兒子中選擇。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徽宗趙佶（1082—1135年）是在十分偶然的情況下當了皇帝的，既無思想準備，也未經過必要的歷練。還在藩邸時，他就對親王宗室的主要功課儒家經典、史籍不很愛好，倒是對筆墨丹青、蹴鞠騎射等懷有濃厚興趣，鬥雞走狗，無所不通。

宋徽宗繼位之初，為了取得各種政治派別的支持，穩固自己的地位，採取了調和新舊兩派的政策，以示大公至正。為了改變自己輕佻浮浪的形象，他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儉戒奢的姿態，比如退還百姓獻的玉器，又應諫官之請放生了內苑豢養的珍禽異獸。

然而，隨著新舊黨爭早已超越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見分歧，蛻變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場較量，非此即彼的門戶偏見已經成了許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這個現實註定了調和政策的破產，也迫使宋徽宗必須在新、舊之間做出選擇。

新黨人物祭起孝悌的大旗，要求徽宗像哲宗親政時期那樣「子承父志」。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隨即發生了變化。十一月，詔令明年改元「崇寧」，即崇尚熙寧（宋神宗年號）之意，正式打出了紹述的招牌。在這個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走到了一起，翻開了北宋歷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一頁。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長，熙寧三年進士及第，徽宗時期先後四次任相。北宋末，太學生陳東上書，稱蔡京為「六賊之首」。宋欽宗即位後，蔡京被貶嶺南，途中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

蔡京是個典型的有才無德之人，擅長官場投機。他起家於熙寧年間，因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與變法派關係密切，元豐時就爬上了知開封府的高位。宋神宗去世後，他搖身一變，在開封府堅決執行司馬光的命令盡廢免役法，成為司馬光表彰的廢法模範。

紹聖初，蔡京擔任戶部尚書，宰相章惇謀劃恢復免役法，正在未決之際，蔡京建議：「一切照搬熙寧成法就是了，何必研究？」解決了章惇的難題。

同樣一個免役法，司馬光要廢除，章惇要恢復，蔡京都參與其間，翻雲覆雨，還博得了兩人的讚許。

宋徽宗親自指導天才少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局部，蔡京為之題跋

宋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受曾布排擠，一度貶居杭州。他巴結來杭州為宋徽宗訪求書畫奇珍的宦官童貫，讓他在皇帝面前為自己美言。加上蔡京本人也有極高的書畫造詣，時號天下無雙。宋徽宗對蔡京的作品早就非常喜歡，在藩邸時，曾不惜花二萬錢買過蔡京書寫的團扇。蔡京便使出渾身解數，創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經童貫進獻上去。

當時韓忠彥雖為左相，卻生性懦弱，鬥不過強勢的右相曾布，見宋徽宗欣賞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圖讓他與曾布鷸蚌相爭，自己坐收漁人之利。誰知不久韓忠彥就被扣上了變亂神宗法度的罪名，被罷相逐出朝廷。此後曾布與蔡京鬥法也敗下陣來，蔡京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宰相。

北宋王朝經過一百六十年的穩定發展，到宋徽宗時進入了一個繁榮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過了一億，開封則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然而，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大好河山，卻被宋徽宗和蔡京之流斷送了。

元祐黨籍碑

首先，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政治迫害運動，對「元祐黨人」的打擊迫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按照宋徽宗的御筆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黨」的名單。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蘇軾、蘇轍等盡在其中，總計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筆書寫，刻成石碑，立於端禮門上，昭示天下。

後來，這份名單又擴大到三百零九人，頒布州縣，刻石示眾，以便讓所謂「奸黨」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不僅真正的舊黨人士在劫難逃，一些原本屬於新黨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黨籍。

宋徽宗、蔡京打著繼承新法的旗號，恣意改作。名為遵用熙、豐之典，其實未有一事合熙、豐者。例如，財經領域的許多新法就蛻變成了搜刮斂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然出現了豪強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貧民下戶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現象，賦役大量被轉嫁到貧民下戶身上。

地方官吏為多收役錢獲取獎賞，又額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豐年間增加了上百倍。鹽法和錢法的「改革」蛻變成掠奪民財的提款機，財政體制的變更使「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不僅增強了宋徽宗對國家財政的控制力度，而且為他窮奢極侈提供了便利。

宋徽宗趙佶首創藝考，將繪畫列入應試科目

歷史上，宋徽宗常被作為昏君的代表。昏君通常是指昏聵、無能的君主，實際上，宋徽宗昏則昏矣，卻談不上「庸」。儘管他寵信了許多奸臣佞幸，放縱他們胡作非為，但最高權力卻始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並未出現大權旁落的情況。就連皇宮大內的細務他也要親自過問，經常像太祖皇帝一樣騎馬到各司務巡視。

在管理朝政方面，他每每以「御筆手詔」發號施令，並通過一系列制度確立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宋代有不少記載說「御筆」的橫行出自蔡京的點子，是蔡京為了減少其變亂舊制的阻力、攬權謀私而狐假虎威、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結果。

這隻說對了一半，宋徽宗之所以不辭辛勞地親筆書寫詔令，既不是勤政，也不是為了炫耀他的書法，而是為了不受限制地體現和貫徹他的個人意志。在這方面，君臣二人實屬沆瀣一氣，狼狽為奸。

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間，蔡京先後四次任相，累計達十七年之久，位極人臣，氣焰熏天，縱橫捭闔，作威作福。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他排斥異己，子孫親戚、門生故吏充斥內外，陰相倚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成為官場的常態。

宋徽宗時期六賊

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彥、童貫、梁師成等人也在朝堂內外呼朋引類，排斥異己，蠹國害民，無惡不作，合稱「六賊」。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為非作歹，無非是因為宋徽宗給了他們這樣那樣的權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權力給他們，也無非是因為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滿足皇帝個人的私慾。

宋徽宗不僅「輕佻」，而且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對於宋徽宗的驕奢淫逸，蔡京等人千方百計地予以滿足，提出了「豐亨豫大」的口號。「豐」和「豫」都是《易經》中的卦名，「豐」的意思是富饒，「豫」的意思是安樂，古人常用來形容富足昌隆的盛世景象。蔡京卻嫌「豐」「豫」還不夠，又根據《易經》中「豐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謙，必豫」等說法，拼湊成一個新詞，意思是皇帝應當在富足繁榮的太平盛世及時享樂，不應效法前朝惜財省費的陋舉，為宋徽宗的奢靡揮霍張目。

蔡京的長子蔡攸更向宋徽宗鼓吹：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其寡廉鮮恥較之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

徽宗喜歡奇花異石，蔡京就令其親信、大商人朱沖在江浙一帶搜求進獻，還在蘇州專門設立了應奉局，由朱沖之子朱勔擔任提舉，打著供奉御前的旗號，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財。凡百姓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賞，立刻派人闖入其家，貼上黃封就算充公。

河南開封龍亭內的宋宮遺石，是宋徽宗年間花石綱的見證

這些花木奇石通過汴河運往開封，十艘船編為一綱，謂之「花石綱」，絡繹不絕，晝夜不停。所經之地，還要士兵押護，官員迎送。朱勔曾搞到一塊巨型太湖石，高達四丈，載以特製大船，用縴夫幾千人，歷經數月才運到開封。一路上拆水門、毀橋樑、鑿城垣以便通過，僅此一項就不知花費了多少錢財。

不少人批評花石綱騷擾郡縣，對百姓榨取過甚，蔡京卻說：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好者不過是一些人之所棄的山林草木罷了，何擾之有？

其他地方官員也不甘落後，競相效尤。福建的荔枝、橄欖、龍眼，海南的椰子，登、萊二州的文石，湖湘地區的文竹，四川的果木，無不越江渡海，紛至沓來。

為了讓宋徽宗玩得舒服，蔡京又讓童貫、楊戩等宦官主持興建新的宮苑。這些人各顯神通，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建起了規模超過大內的新延福宮、景龍江等園囿。又調集上萬士兵、工匠，歷時六載，耗資不可勝計，在京城東北部堆起了方圓十多里、高八九十步的「艮岳」。儘管其美妙勝景如今已蕩然無存，但讀一讀宋徽宗的《御制艮岳記》仍不禁使人大興觀止之嘆。

宋徽宗"花石綱"遺物，曾被民國元老李根源品評為"蘇城四絕」之一

蔡京一再說：「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大量的民脂民膏被用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宋徽宗迷信道教，在位期間大肆崇道，自稱是上帝的長子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下凡，讓群臣上表冊立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各地都建起了規模宏大的道觀，凡道士都享受俸祿，宮觀的主持享有與地方官同等的地位。蔡京、童貫等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職。朝野上下，幾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宋徽宗不滿足於在後宮縱情聲色，為尋求刺激，竟動輒微服潛至花街柳巷狎妓嫖娼，名妓李師師家是他經常光顧的所在，而他的主要陪同者就是王黼。君臣荒唐到這等地步，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在宋徽宗及其一夥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極點。單就用人制度而言，官僚隊伍魚龍混雜，急劇膨脹，「朱紫紛亂，不勝其濫」，賣官鬻爵之風也極為猖獗。王黼當國時，公然收受賄賂，賣官鬻爵，明碼標價，當時有「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的說法。

政治上的腐敗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危機，宋徽宗君臣的窮奢極欲和好大喜功，不僅使國家的財政狀況日趨惡化，也必然加重了對百姓的橫徵暴斂，社會矛盾積累到了極端尖銳的地步，老百姓喊出了「打破筒（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的呼聲。宣和二、三年間（1120—1121 年），兩浙、黃淮等地爆發的方臘、宋江起義就是這種社會矛盾的反映。

靖康之變中帝姬被擄

宋徽宗和他手下的奸佞之臣不僅把江山社稷蠹蝕得千瘡百孔、風雨飄搖，還不自量力，和金簽訂「海上盟約」，異想天開地妄圖借金滅遼，終於招致了覆亡命運。

對於聯金滅遼，宋朝很多人表示反對，認為朝廷不能遵守與遼朝在澶淵之盟時達成的和約，輕啟事端，絕非良策。就連高麗國王也對前來治病的宋朝御醫說：「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這些意見，宋徽宗一概聽不進去。

其實，聯金滅遼的根本癥結並不在於背叛與遼的盟約，也不在於遼滅亡後宋會有唇亡齒寒之憂，因為無論宋是否聯金攻遼，遼的滅亡都無可挽回。從宋朝的戰略利益著眼，在當時遼朝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做出聯金攻遼的決策不是沒有道理的。問題在於，宋朝的政治腐敗和軍事無能，最終弄巧成拙，使聯金滅遼變成了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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