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評《創造日本：1853-1964》︱為什麼日本的故事說不完？

《創造日本：1853-1964》

[荷蘭] 伊恩?布魯瑪

倪韜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200頁，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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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永晶

日本「故事性」的起源

在歐洲讀者的眼中，近現代日本無疑是一個極具故事性的國家；這種故事性，首先源於它的陌生性和異質性。在《創造日本：1853-1964》一書中，荷蘭歷史學家布魯瑪以流暢的筆法和短小的篇幅，再次展現了近代日本既時時令人驚心動魄、又每每讓人咬牙切齒的歷史過程，將日本的故事性演繹得淋漓盡致。布魯瑪的成功，首先得益於他對日本的故事性、對故事的陌生性和異質性的一再呈現。這麼說，人們可能會問：布魯瑪在撰寫這本書時，究竟是在講一個奇幻的故事，還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經地在進行歷史探討？

我們先換一個角度看問題。

英國當代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曾經動用「奇境」、「仙境」等源於家喻戶曉的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中的說法，來呈現他的驚異（參見麥克法蘭：《日本鏡中行》，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讓我們略微感到「驚異」的是，麥克法蘭的這本書可是出版於2007年，可謂就是當下的作品；按道理來說，以富於文化素養而聞名於世的英國讀者，對現代日本的來龍去脈、對它的思想、文化與藝術都應該有相當充分的認知和理解，作者大可不必以夢幻般的心境表達自己的「懵懂」和「文化震撼」。這種行文到底有什麼蹊蹺？顯然，如果把麥克法蘭的這種敘述視為他個人的趣味，視為他對修辭的偏好，我們就迴避了問題，即日本自身的故事性問題。布魯瑪的日本史敘事讓我們感到錯位，甚至某種輕微的顛覆，根本原因還在於近代乃至現代日本的這種屬性。

我們這裡無意探究這種「錯位」感覺出現的原因，而只是想指出一個現象：近代以來關於日本的「故事」自身以及必然內在於故事的寓意，還有待人們繼續去講述和揭示。近現代日本的故事性對於歐洲讀者如此，對於我們同樣如此；這一點我們暫且按下不表。

日本故事的起源

在布魯瑪的講述中，日本故事起源於1853年7月8日，這一天美國海軍准將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四艘全副武裝的軍艦駛入江戶灣，目的是「逼迫日本對美國艦船開放港口」。這就是近代日本歷史敘述中極為有名的「佩里來航」；因鐵甲、蒸汽動力的軍艦從遠處看冒著燃煤的黑煙，這一事件又稱為「黑船來航」。此前因風聞中英鴉片戰爭而焦慮不安的日本，如同一葉扁舟，由此被拋入了歷史巨浪當中。

那麼，對於身處歷史現場的人們而言，這一世界巨變竟意味著什麼？日本此後展開的「激蕩的百年史」（吉田茂語），其中展現的進取與固執、勇氣與瘋狂、悲壯與自憐，在多大意義上源於人們的明智以及相反的不智？我們今天能這樣提出問題，當然源於後世、源於我們當下的「優勢」——我們會說，當時日本面臨的源於15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與殖民時代最新的畫卷；歐洲勢力的到來，既是這種歷史展開的必然，又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如果當時日本的政治精英認清楚了這一世界大勢，日本隨後的歷史或許會走得更為順當，會有更為幸福的結局。

讓我們深感失望的是，歷史尤其是歷史的解釋，並非可以如此簡化。我們無疑都期待歷史敘事具有真實性，還要以史為鑒，以便獲得啟示和意義。問題在於，我們在歷史認識上源於後見之明的所謂「優勢」，很可能是一種不可靠的「錯覺」。我們讀史時面臨的困境，首先源於「我們」 當下的觀念，它往往就是傲慢與偏見自身。

這種令我們感到不愉快的事實，讓我不由得想起了14世紀突尼西亞的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歷史緒論》中的一個說法：「一些缺乏知識的普通人，認為閱讀歷史很容易，吸收它也很簡單，乾脆冒充內行也編寫起歷史來。這樣一來，豐盛的牧場和荒涼的沙漠混在一起了，果仁和果殼混在一起了……」這種說法很不客氣，不知會冒犯多少人，因為「我們」就是普通人。不過，這一說法既然出自這位被視為先於馬基雅維利、維科、孟德斯鳩、盧梭、塗爾乾等歐洲啟蒙時代偉大的思想家而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的歷史學家之口，必定尤其道理，因此我們最好還是謹記他提出的原則為好：對於歷史學家、對於一個寫歷史的人而言：「他需要了解各種知識，他需要有眼光和原則……」這其實也是對讀者的要求。

近代日本的歷史之所以呈現出一種的故事性，其實源於我們的無知。

「我們」是誰？

本書的書名題為「創造日本」（Inventing Japan），似乎題為「發明日本」也符合作者原意。那麼，問題就來了：這個「創造」或「發明」的主語是誰？誰在創造或發明日本？布魯瑪對此並未言明。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這個主語就是不正自明的「日本人」？這種說法無法讓人無法滿足，因為說「日本人創造了日本」，只是將問題進行了轉換：日本人是誰？這或許也是讓上面提到的麥克法蘭感到不安的問題。於是他索性終結了這種循環式的追問。他乾脆地說：「世上沒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

放到本文的語境當中，麥克法蘭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講故事、聽故事的主角是「我們」；故事的當事者，同樣是「我們」，是我們自身視線與觀念的投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獲得了理解日本的一種方法？我們暫且先看一下本書開篇序言當中的幾個小故事。

1964年10月10日，東京奧運會開幕，這「讓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慶祝其和平改造和戰後民主復興的絕佳契機」。布魯瑪的故事就此展開：奧運會開幕式點燃火炬的是出生於原子彈爆炸當天的一名廣島青年；兩位日本運動員——馬拉松選手圓谷幸吉和跨欄選手依田郁子——因為辜負了國民的期待，相繼自殺。從歷史書寫上看，這兩個小事實的選取，用意非淺，這體現在作者看似輕描淡寫的幾句評論上。比如說，對於第一個事實，他認為火炬手的選擇在於表達「日本的和平意願」，以及「還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難歷程，當中夾雜著一絲自憐。」對於第二個事實，他寫道：「日本人素來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對於他們而言，競技場上的勝利可以撫慰戰敗的記憶。」

1964年東京奧運會點火儀式

這幾句評論，其實是在告訴讀者，作者選取的故事並非在獵奇；這些故事背後的因素，即「過分自信、狂熱心理、深深的自備感以及時而執念於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這些因素對日本現代史都產生過影響……」如此一來，布魯瑪的歷史敘述就立刻變得複雜起來，因為對這些因素的認知和理解程度，正是對日本故事、對日本近現代歷史的認知和理解。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本書作者的一些「眼光和原則」。這些眼光和原則貫穿全書，在敘述昭和史上的一件大事時，尤其讓人刮目。

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主張天皇獨攬大權，與主張文官控制的「統制派」相對）青年將校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兵變，試圖殺害以首相岡田啟介為首的多名政要，並佔領皇宮。結果，財政大臣、教育總監等人遇害，而岡田僥倖生還，極具戲劇性。隨後，裕仁天皇下令鎮壓，首謀者被處死，事件得以平息。不過，這場近代日本最大的叛亂事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化的進程：政府內的文官勢力進一步被削弱，軍部事實上掌控了日本的政治。這一年，日本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組成政治同盟。這些政治的大變局，自然是國民關注的焦點。不過，布魯瑪隨即講了另一個小故事：「一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藝妓在情慾大發之際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發現在東京街頭徘徊，包里裝著情郎的陽具。」

這一故事的增添，使得歷史敘述的畫風突變，堪稱神來之筆。在插入這一則故事前，布魯瑪評論說，「這樁奇聞將日本人的關注點從軍政大事上轉移開來」。誠然如此。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中，各種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大事，竟然比不上一樁「奇聞」、或者乾脆就說「破事」更引人注目，這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種敘述風格是否是這位歷史學家未言明的匠心所在，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他倒是豐富了我們對歷史與人類事務的理解。青年將校們以生命相許的愛國事業，不過就是歷史風中的一縷青煙。

讀者，或者說「我們」對故事的認知和理解，就是對日本自身的認知和理解。「我們」才是問題。

故事沒有結局？

其實，「世上沒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這句話並不僅僅適用於日本。「黑船來航」時的美國，也不是我們當下認知當中無所不在的美國，而是一個正處於高速成長進程當中、且因廢奴問題即將爆發內戰的新興國家，說不上有什麼羽翼和牙齒。如果說當時日本人的行為「創造」了日本，他們同時「創造」了美國。這一點為此後的歷史進程所證實：1941年12月7日針對美國的襲擊，既創造了日本史上的一個新事實，又根本改變了美國對世界秩序以及世界戰爭的立場，並直接導致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後國家的存在樣式。

我們今日面對的美國，就是無數「反射之反射」後的美國。

起初，日本在應對19世紀中後期美國等西方勢力時，進退有據，可謂有歷史的眼光有原則。讓人遺憾的是，日本精英的那種「眼光和原則」隨後逐漸消失，最終投入到與世界為敵的戰爭當中。日本自身的行為塑造著世界秩序，從而反過來再次「創造」了日本。在1920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數年間，日本採取了與英美秩序進行協調與合作的外交政策。近衛文麿在當時的政治論辯中曾說，雖然「以英美為主的和平主義」帶有欺騙性，但試圖以日本為主的「東亞新秩序」取而代之，從國際上看更缺乏正統性。這是現實主義的看法。在198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美兩國爆發經濟摩擦後，出於各種考量，日本選擇了協調（參見五百旗頭真主編：《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年）。

在1960年代的日本，人們的觀念因日美關係而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和衝突。不過，政府層面上追隨美國的政策，卻一以貫之。這並非僅僅源於兩國安保條約的束縛。1964年出任首相的佐藤榮作的一段話，表明了日本的一種認知。佐藤說到：「每每日本與美國背道而馳，國家就會蒙難；每每兩國通力合作，日本就會昌盛。因此，我的方針就是與美國充分合作，確保世界和平。」本書作者布魯瑪捕捉到了這一說法的某種奇特性，並認為他是在最敏感的問題上「打太極」。真是這樣嗎？

這種大線條的歷史敘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敘述者的另外一種眼光與原則。

在本書的結尾，布魯瑪提到了最後一個故事：在2002年早春作者伏案寫稿時，「日本人曾屢次一本正經地告訴我，他們希望黑船再殺回來，打破封閉的政治體制」。不過，布魯瑪的期待卻是：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和黑船告別。這是作者的原則還是外交辭令？如果像麥克法蘭說的一樣，世上本來就沒有「日本」呢？

在寫下這一故事之前，他對於當時日本民族主義死灰復燃的原因，進行了評論：「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處於左右兩派教條的夾縫之中，有些發育不良；另一方面，當權派執拗地將眼光局限於經濟增長，有意扼殺政治辯論；除此之外，還要算上日本對美國嬰兒般的依賴。在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之前，戰後時期是不會終結的。」日本的故事，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即1853年日本面臨的「美國問題」。布魯瑪的日本故事不禁讓人感到陣陣糾結。當然，這非但是故事講述者的問題，更是考驗故事聽眾的「眼光和原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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