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瑪·伯格曼百年誕辰：電影史的魔燈
作者/孫瑞紫
今年是英格瑪·伯格曼百年誕辰，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為此特別設置了紀念放映單元。
14部影片，時間跨度從1953年的《不良少女莫妮卡》到1982年的息影之作《芬妮與亞歷山大》，幾乎涵蓋了伯格曼整個導演生涯。較為人熟知的作品，包括五十年代的《第七封印》、《野草莓》，六十年代的《處女泉》，「沉默三部曲」，七十年代的《呼喊與細語》也在其中。
伯格曼的名字與二十世紀電影史緊緊聯繫在一起。阿利安卓·岡薩雷斯（《鳥人》、《荒野獵人》）說：「如果電影是宗教，那麼法羅島（伯格曼晚年居住地）就是麥加或者梵蒂岡，是信仰的核心所在。」這或許是對伯格曼影史地位的一個中肯的評價。
伯格曼在法羅島
「打擾伯格曼」
作為「導演的導演」，伯格曼影響之深遠並不局限在他所導演的40餘部電影，還在於他的作品對後世電影人的啟發。
比如李安，18歲時第一次看《處女泉》，「我連續看了兩遍，那天可以說是我的覺醒日，看完動彈不得，啞口無言，彷彿被導演奪走了童貞。」
再如拉斯·馮·提爾（《狗鎮》、《女性癮者》），伯格曼的鐵杆粉絲。「我看過他所有的作品，還看過他的廣告，不知道寫了多少封影迷信，但他從沒回信。」
拉斯·馮·提爾說：「我和伯格曼的關係像和我爸一樣，我有好多話想對他說，他大可以說『你來法羅島，咱們聊一聊』，但他沒有，我好氣。但我真的很愛他。」
雷德利·斯科特（《異形》、《角鬥士》）回憶起年輕時初看伯格曼的感觸。「當我在皇家藝術學院時，有學生優惠票，可以帶煙進場，我看遍了幾乎所有伯格曼的電影，還有黑澤明，這為我開啟了藝術電影的大門，一頭栽了進去。」
諸如此類，這些後輩導演的言論被記錄在2013年的紀錄片《打擾伯格曼》中。雖然時間過了很久，但這些關於伯格曼的點滴，他們仍然記得清楚。這些口述的歷史，連同電影的影像，讓我們得以追溯伯格曼人生的不同階段，一個個片段漸漸拼成一個鮮活的人。
裸露
1953年前後是伯格曼最多產的時期，他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1953年，《不良少女莫妮卡》因為裸露鏡頭在當時引起轟動，伍迪·艾倫說：「當時我住在布魯克林，左鄰右舍都跑去看了，引起不小的風波。」
馬丁·斯科塞斯也記得這段往事，但他當時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禁止觀看。「教會裡有禁片名單，大多數伯格曼電影都上榜了。」
幽默
1955年是伯格曼的低潮期，分手、兩部影片失敗、財務見底、嚴重腹痛交替折磨著他。
伯格曼說：「現在只剩兩條路可走，要麼自殺，要麼寫喜劇。」於是有了《夏夜的微笑》這部伯格曼作品中少有的喜劇。
《夏夜的微笑》劇照
拍完《夏夜的微笑》之後，伯格曼在日記中寫道：「喜劇我拍夠了，必須拍點別的了。我寧願拍這部也不再拍爛喜劇，至於錢，我根本就不在乎。」
他指的是《第七封印》，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電影之一。
不同於《夏夜的微笑》的嬉鬧，電影用一種「低調的幽默」探討死亡的議題，伯格曼稱之為「溫馨家庭式的幽默感」。
《第七封印》劇照
片中的死神拿著鐮刀，與騎士對弈的形象成為影史經典一幕，一再被後人惡搞。這些場景如今看來好笑，當時卻十分前衛、震撼，是伯格曼大膽的嘗試。
夢境
伯格曼是最擅長拍攝幻想和夢境的導演。在《野草莓》中，他用夢境回憶自己的兒時、愛情和雙親，想像自己的死狀。「同時在不同的時間、房間、夢境、現實之間遊走。」
《野草莓》劇照
伍迪·艾倫被這部電影深深迷住，「他是我看過最棒的導演，整場電影讓我喘不過氣來，影像好美，好有戲劇張力，情緒很飽滿，劇情深深引起我的共鳴。」
後來的《沉默》、《假面》、《呼喊與細語》同樣觸及了夢境。《沉默》中異國城市的旅途，源於伯格曼一再重現的夢境——「置身龐大的異國城市，正要去城市禁忌的那一部分地區，我不斷做著這個夢，令我困擾的是，我總是在快到時醒來，或進入另一個夢。」
《沉默》劇照
宗教
1960年的《處女泉》，這部讓李安感嘆「被奪走了童貞」的電影，講述處女被姦殺、父親復仇的故事，探討基督教義、正邪是非。
同為基督教徒，馬丁·斯科塞斯認為，「《處女泉》里的遠古風景，感覺比基督教文明還要古老，彷彿來自異教與異思想。這是北歐地區的獨特之處，角色之間始終存在抗爭的緊張關係。把基督教加進北歐的傳說，事情就變得有意思了。」
《處女泉》劇照
在電影表現手法上，《處女泉》也經常為人稱道。譬如父親在山坡上推倒一棵樺樹，冷靜的全景鏡頭，烏雲密布的天空中射下的光線籠罩在他的身上，彷彿真的是神跡降臨。
而在電影最後，父親長跪在地向神禱告，鏡頭選擇只拍攝父親的背部，避開面部表情。這種方法被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效仿。「當我拍沉思的鏡頭時，我總是從他的後背拍，就是從那個鏡頭來的。」
上：《處女泉》
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這個時期的伯格曼電影以隱喻、象徵的手法探討人的困境。馬丁·斯科塞斯說：「視覺、凝視鏡頭、對話，這是伯格曼電影的真諦。最大的啟發，就是不斷的辯證，精神上先驗的辯證。」
婚姻
七十年代的伯格曼並不好過。1976年，他因為逃稅被捕，之後自我放逐，拒絕再次踏入瑞典。此時他的電影不再探討哲學命題，轉而拍攝家庭、婚姻。
《婚姻生活》在這個背景下誕生。時長五個小時，只有兩個人物，邁克爾·哈內克（《愛》）說：「《婚姻生活》用極簡的方法講複雜的事情，所以才成為經典。」受此影響，哈內克的《愛》也採用了類似的極簡的方法。
上：《婚姻生活》
下：《愛》
《婚姻生活》對當時的瑞典社會影響巨大，讓瑞典的離婚率在半年內增加了50%。
1982年，伯格曼著手拍攝他的最後一部影片《芬妮和亞歷山大》。這是他人物最多、情節最複雜、拍攝費用最昂貴的影片。電影中有六十個有台詞的角色，一千二百個群眾演員，是瑞典史上預算最貴的電影，花費了瑞典電影學院整年的預算投入，也因此備受批評。
《芬妮和亞歷山大》劇照
《芬妮和亞歷山大》是一部「把喜劇、悲劇、滑稽劇和恐怖片熔於一爐的家庭紀事」。伯格曼過去影片中的主題和人物，以及一切他所迷戀的事物在這部影片里再現，他自稱這部影片是他「作為導演一生的總結」。
拍完《芬妮和亞歷山大》之後，伯格曼停止了導演工作，但仍以編劇身份繼續創作。他以自己父母早期戀愛結婚經歷為藍本，寫出了《善意的背叛》的劇本，交給比利·奧古斯特（《征服者佩爾》）執導，後者在中學之後曾前往瑞典學習攝影，同樣深受伯格曼的影響。
兩部「半自傳性質」的影片，讓我們得以了解伯格曼的前半生。有趣的是，《善意的背叛》最後一幕，伯格曼的父母在郊外的嫩綠草地上相對而坐，此時伯格曼正在母親腹中，很快來到這個世界。那是1918年一個安靜的下午，距今已經整整一百年。
《善意的背叛》劇照
這似乎是一個輪迴。拍攝過夢境、宗教、家庭種種議題，經歷過五次婚姻、拘留、輾轉海外之後，晚年的伯格曼愈發頻繁地懷念自己生命的起點。而整整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能坐在影院，靜靜沉浸在伯格曼的光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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