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前赴後繼」的外國軍事顧問

中國抗戰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勝利，但人海戰術並不具有天然的優越性，軍事戰略、軍事制度、軍事工業、武器裝備、軍人素養也起著重要作用，尤其在正面戰場上。而在這些方面，外國軍事顧問給予了我們珍貴的幫助。在整個抗戰史中，中國的軍事最高決策層相繼經歷了德國、法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輔佐"。他們是如何來到中國，又給中國戰場帶來了什麼？

德國人幫助中國扛住了日本的速攻

中德十年友誼

國軍德械師

抗日戰爭前，中德兩國經歷了長達十年了蜜月期。當時，德國是少有的對中國不懷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所有租界和殖民地，以致德國並不關心中國的政治，而卻需要中國的原材料為其迅速發展的工業提供支持，中德合作得以完全基於平等、互惠互利的條件展開。另一方面，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德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也讓一部分中國人看到了統一中國洗刷近代恥辱的希望。[詳細]

中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德國則派出顧問團，全面協助中國建立現代化軍隊，並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現代國防工業。中德合作成為"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典範。[詳細]

德國人擬定的抗戰藍圖

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

從1928年底開始，直至1938年中德關係惡化，國民政府先後聘請了以馬格斯·鮑爾、喬治·佛采爾、漢斯·馮·塞克特和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為總顧問的四任德國軍事顧問團。1935年來到中國的法肯豪森，是其中貢獻最大的一位。他趕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加速進行了中央軍的德械化，並在抗日戰爭初期大力協助蔣介石在對日戰略、戰術上的部署，為中國抗日布下總局，他所留下的戰略部署如影響在離華後仍持續發生作用。

法肯豪森將軍成為蔣中正的總顧問後，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以及中國的防線設計。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他強調："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基於日本威脅的嚴重性，法肯豪森建議蔣介石丟掉幻想，對日實行堅決抵抗。他說，政府和領袖都必須要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列強沒有聯合或單獨干涉的可能。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針對日軍的進攻方向和戰略部署，法肯豪森為長期抗戰擬訂了總藍圖。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建議蔣介石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在前期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並將四川作為抗日的"最後防地"。他還建議還有在敵後組織一些游擊隊活動，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這些都切中了中國抗戰的根本。[詳細]

支撐抗戰初期的大局

國軍最嚴重的問題是山頭林立、派系紛亂，法肯豪森建議蔣介石進行全面整軍，削弱雜牌部隊，統一軍令、政令，訓練出一支強健可靠又有戰鬥能力的陸軍。從1935年春在武漢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共調整了15個師，整理了24個師，此外還調整了東北軍15個師、廣東部隊10個師、川康部隊26個師及9個獨立旅。通過這次整軍，國軍在質量上有了很大提高。

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努力不僅限於人員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實質裝備。德國人認為當時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對國民政府控制的國防工業進行升級改造。例如鞏縣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毛瑟1924年式短管步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經過改良的馬克沁機槍，中正式和漢陽88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步兵武器。

抗戰前，德國軍火輸入中國數量也迅猛增長，1936年是2300萬馬克，1937年則為8200萬馬克，其中包括榴彈炮、海岸防衛炮、高射炮、魚雷快艇、軍用車輛和各種槍支等。德國輸入中國軍火佔中國輸入軍火總量80%。中央系的30個師，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堪稱中國近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日本人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國民革命軍後強迫中方訂立城下之盟。但是，日軍在淞滬戰役中直接面對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即德械師和德訓師，因此在戰事中頻頻失利失利，損失很大。國民革命軍能在不斷推進的日軍面前進行有效抵抗的事實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

英國駐東京大使說："事實上，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德國人在保持與日本人的表面上的親密友誼時，卻在大量地向中國提供武器。"這番話從側面反映了德國在中國抗戰初期所發揮的影響。

1937年到1938年，德國政府的遠東政策面臨艱難抉擇，考慮到日本在對抗蘇聯上更值得合作後，希特勒轉向與日本合作。在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失敗後，1938年6月，德國外交部電令法肯豪森，要求全體顧問"儘速離華"。[詳細]

蜻蜓點水的法國顧問團

臨時抱佛腳

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離去，使得民國政府的軍事顧問力量大大減弱，許多軍事計劃陷於停頓。而此時是抗戰的緊要關頭,日軍進攻氣焰正熾，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紛紛淪陷，民國政府已經被迫遷至重慶。通過軍事檢討，民國政府高層認為正面戰場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指揮人員素質較低，尤其中下層軍官更是如此。訓練高素質的戰時指揮官,可以極大地提高戰時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離去，對於陷於苦戰中的國民黨軍隊無疑是雪上加霜，這時迫切需要新的顧問團來華填補空缺。

而當時還未被德國"閃電戰"擊垮的法國號稱歐洲陸軍強國，這使得民國政府產生了錯覺，認為可以憑藉法國軍事專家的幫助，制訂周密的作戰計劃，在短時間內提高中國陸軍部隊的作戰能力，挽回正面戰場接連敗退的頹局，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外,從外交的角度出發,蔣介石希望通過藉助軍事顧問團這個平台,進一步密切中法關係，為戰時的中國在國際上爭取更多的空間和支持。

民國政府滿腔熱情，法國人卻害怕開罪日本，瞻前顧後。蔣介石先後派顧維鈞、孫科和楊傑與法國政府磋商，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在1939年2月迎來白爾瑞中將為首的法國軍事顧問團。[詳細]

作用寥寥，匆匆離去

法國方面態度冷淡，蔣介石也難以給予法國顧問完全的信任。關於顧問團的服務範圍、權力界限、待遇等都在合同中嚴格限定。比如，規定總顧問只轄法國顧問,且受中國的直接指揮；顧問團服務範圍為負責指導制定作戰計劃、擔任軍隊訓練指導官、擔任陸軍大學教官,或者直接到戰場指導作戰；顧問團一切行動聽從中國方面的安排。

軍事顧問團到任後,按照雙方協定,有的被派到陸軍大學、中央軍校、步炮兵學校及空軍等擔任教官,有的則前往戰區協助部隊訓練、籌劃作戰。法國軍事顧問團在華期間對民國政府的建軍、作戰、訓練甚至陸軍禮節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大多被蔣介石採納,並通令部隊改進。

總顧問白爾瑞通過與國民黨軍隊的接觸,發現了許多問題和缺陷,並專門向蔣介石致函,提出了實行徵兵制、避免多名將領指揮一支部隊或一名將領兼任前後方多個職務、解決各級指揮官距離太遠和後備部隊推進不準時問題、避免高級指揮部對敵軍戰鬥力估計過高等意見,同時還建議及時組織檢討長沙會戰得失。但是,由於他不了解國民黨軍隊內部派系林立、爭權奪利的實際情況,這些建議根本不可能得到實施,最後只能成為蔣介石案頭的一堆廢紙。[詳細]

1939年9月下旬,經民國政府一再要求、好不容易來到中國的法國軍事顧問團僅僅在華停留了6個月,就被法國政府因歐戰原因召回了。法國總理的理由是:"由於法國目前正和德國作殊死戰鬥,有必要從國外召回一切軍事人員為法國軍隊服役,不可能在國外留下這種人員"。

蘇聯軍事顧問團兼職調解國共關係

面對日本威脅，中蘇一拍即合

當法國對中國的求助猶猶豫豫時，斯大林卻給蔣介石展現了他的慷慨。1938年6月，在德國軍事顧問即將從中國撤出的時候，27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抵達中國。這次，他們的使命已不再是支持中國革命，而是幫助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

國民政府因"剿共"的立場，中蘇兩國關係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1927-1937）多次斷裂，日本在東亞的兇猛擴張，讓兩國在此攜起手來。從1935年開始，國民政府就有了"聯蘇御日"的意向；蘇聯的戰略意圖也很明確——通過中國的有效抵抗來拖住日本，使其無力侵犯蘇聯遠東地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兩國一拍即合。1937年8月21日，兩國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

在同一片土地上並肩作戰

崔可夫元帥

抗戰期間，蘇聯派往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前後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來華的蘇聯使館武官德拉特文兼任，此後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切列潘諾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諾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隸屬於最高統帥部，在總顧問之下建立了覆蓋國民政府軍隊各戰區、各兵種的顧問機構。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都是蘇軍中比較優秀的軍官，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素養和較豐富的作戰經驗。[詳細]

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主要是兩大項，訓練國民政府軍隊和參與重大戰役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由於戰爭初期中國軍隊損失慘重，訓練、補充低級軍官和各兵種技術骨幹就成為當務之急。蘇聯顧問根據實戰需要，採取分層次、分兵種的訓練方法，力爭在短期內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在空軍、炮兵與坦克兵等技術兵種中，蘇聯顧問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根據蘇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華軍事顧問已達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從1937年至1942年間，先後來華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有300多人，而蘇聯軍事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加上志願飛行員等，總數大約有5000人。經由蘇聯顧問和教官培訓的中國軍校學員大約有9萬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初期被日本完全摧毀的中國空軍也是在蘇聯人的協助下重建起來的，並取得了輝煌戰果。[詳細]

在軍事戰略方面，蘇聯軍事顧問也參與了中國正面戰場多個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制訂，但蘇聯顧問的建議很少被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完全接受。在1938年夏秋舉行的武漢戰役中，剛剛來華的總顧問切列潘諾夫發現中國軍隊採用的是落後的被動防禦，於是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積極的防禦計劃。可惜這個計劃只是在消極防禦失利後才被部分採納，未能起到多少作用。1941年夏秋，中國軍隊發動了反攻宜昌的作戰。在發動反擊之前，蘇聯總顧問崔可夫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深入前線作實地考察，最後與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商定了作戰計劃並報蔣介石批准。然而，在戰役進行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下令停止進攻，結果前功盡棄，宜昌得而復失。唯一的例外是緊接反攻宜昌展開的第二次長沙會戰。這一次中國軍事當局完全接受了蘇聯顧問制定的作戰方案，使日軍遭到重創，被迫北撤，暫時放棄了南進的企圖。[詳細]

謹慎處理敏感的國共關係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現場，圖為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在條約上簽字

總的來看，蘇聯軍事顧問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之間保持著比較良好的關係，但由於中共的關係，蔣介石從未像信任德國人那樣信任蘇聯人。而蘇聯在援華過程中也謹慎地避免觸及中國內政，但這一條戒律終於在1941年"皖南事變"時被突破。

皖南事變使各方面感到了中國發生內戰的危險，蘇聯不得不動用崔可夫總顧問這張王牌——崔可夫顧問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和影響著蘇聯援助物資的分配，因此其行動相當有分量。崔可夫在會見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的時候婉轉地問到："你們是否在和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了我國提供的武器？"這樣開門見山的提問，在當時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威脅：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將很難保證蘇聯的援助。接著崔可夫又會見了包括白崇禧在內的其他國民黨官員，表達了蘇聯的嚴重關切和不滿。同時崔可夫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會見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勸說他們適當地妥協。皖南事變最終和平解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統一戰線的維持，也保證了中國戰場的相對穩定，讓日本白白高興了一場。

蘇聯的干預難免讓蔣介石心存芥蒂，而此時，蘇聯援華的目的也已經完全達到，在看清日本已經被中國拖住腳步，無意北進之後，中蘇關係迅速趨於冷淡。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更有合適的理由停止對華援助。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奉召回國，這可以看作是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標誌。

美國將軍超越"顧問"角色

由於在遠東並無需要特別保護的利益，抗戰中前期，美國並無對華援助的意向，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才認準了日本這個狂妄的敵人，中美迅速結盟。

作為一個機構的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是在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正式成立的，但實際上，美國軍事顧問從1941年就開始在華工作了，甚至遠遠超過了"顧問"的性質，而是直接領導軍隊戰鬥。

陳納德和"飛虎隊"

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在中國立下赫赫戰功

先期來華的是以後在中國戰場上赫赫有名的陳納德，他是一名退伍空軍軍官，以平民身份作為宋美齡的私人朋友應邀來華的。正是陳納德的努力，一批又一批的美軍現役飛行員先後退役來華，新型的作戰飛機也源源不斷運抵中國。於是，隨著蘇聯空軍的撤退，中國上空出現了美國飛行員。

陳納德領導的"飛虎隊"，譜寫了中美戰時合作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一幕。這支部隊的正式名稱是美國志願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簡稱AVG）。1941年8月奉蔣委員長命令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務是協助中國空軍掩護滇緬公路運輸及保衛雲南領空，由美籍顧問陳納德為指揮官兼大隊長，下轄三個驅逐中隊，共125架飛機。志願航空隊先後在昆明、仰光、桂林等地擊落日機299架。1942年7月4日，志願航空隊撤銷併入美國陸軍第10航空隊第23戰鬥大隊，稱為駐華航空特遣隊。特遣隊在華中、華南先後擊落日機149架，投彈214噸。1943年3月該隊擴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繼續在華作戰。當年10月，陳納德又推動中國空軍現代化計劃的實施，在14航空隊下籌組了一支中美空軍混合部隊，以赴美接受訓練的中國飛行員與美國在華航空部隊聯合作戰。[詳細]

史迪威摻入複雜的政治糾葛

史迪威與蔣介石

陸軍方面則由史迪威負責，他也是羅斯福任命的美國政府駐華軍事代表兼戰區參謀長和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

史迪威的主要作戰任務是為中國打通南亞通道。1942年，緬甸戰役失敗後，史迪威率領中國遠征軍殘餘部隊撤退到印度。為實現反攻，史迪威向中國最高軍事當局提出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方案。精選中國士兵10萬分批赴印由美國軍官加以訓練，並撥用中國所得租借物資裝備，遠征軍由此改稱駐印軍，稱為Y部隊。最終在印度受訓結業的中國軍官兵32293人，編為三個師。後來，這三個師又擴編為新1軍及新6軍，是日後收復北緬的主力軍。1943年4月開始，第二批陸軍訓練在昆明和桂林同時展開，稱為Z部隊，後也投入到收復緬甸的戰役當中。[詳細]

但是，不同於德國和蘇聯的軍事顧問完全聽命於中國最高軍事當局，史迪威具有雙重自責作為駐華軍事代表，史迪威必須接受美國政府指示並負責監督和控制所有的美國軍事援華事務；而作為聯合參謀長，他又應當服從蔣介石的領導。由於中美雙方對史迪威職權的界定未能取得一致，這後來就成為引起中美戰時摩擦的導火索。原因很簡單，史迪威把中國戰場看作是太平洋戰爭中的一枚棋，力圖讓蔣介石投入全部美援與全部兵力牽制日軍，但蔣介石卻認為中國戰場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轉而把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視為心腹大患，想儘可能多的保存實力。雙方逐漸變得勢不兩立。史迪威甚至建議美國政府援助八路軍，而蔣介石則以與日軍和談相威脅，兩人劍拔弩張。1944年10月21日，史迪威被逼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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