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靈鷲山說法還是涼州瑞像

修復《靈鷲山》第二集（時長04:39）

視頻來源/大英博物館 翻譯/孟悅 編輯/陸林漢

來自敦煌的巨幅刺繡如何進行修復？

大英博物館「斯坦因密室」內藏有一件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巨幅刺繡——被大英博物館認為是《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由於此藏品將於明年在日本奈良國家博物館展出，近期大英博物館正在重新評估它目前的狀況，做一些必要的修復，並將修復過程製作成視頻「修復『靈鷲山』」（Conserving Vulture Peak），每周播出。大英博物館研究人員表示，對於這幅巨型刺繡的內容，究竟是靈鷲山說法還是涼州瑞像，目前尚無定論。而敦煌研究的相關專家對「澎湃新聞」表示，這一畫像應當是《涼州瑞像》。「澎湃新聞·古代藝術」陸續編譯每集視頻，展現難得一見的文物修復過程。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巨幅刺繡《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一說是《涼州瑞像》），是英籍匈牙利探險家與學者斯坦因盜買帶出中國，於1919年入藏大英博物館。

斯坦因把一些從敦煌得到的手稿畫和紡織品

載在駱駝上通過絲綢之路運到了英格蘭

大英博物館亞洲部的管理員Jane Portal在直播時表示，這幅刺繡很好地反映了唐朝刺繡品的樣子，同時也是現存的自8世紀以來保存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幅作品，「《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這件傑出的紡織品高近2.5米，作品描繪了佛祖和他的弟子們，左右兩邊各有一位—阿南達和迦葉。佛祖正在講道，一隻手臂下垂朝著地面，一隻手臂拉著他的衣襟。佛陀的下面是兩隻獅子，它們作為守衛者的姿態出現，再下面則是供養人像。供養人指的是一些為創作這些紡織品提供贊助的人，他們通過提供贊助來體現忠誠以及為他們自己增加福澤。」

這件作品最奇妙的地方在於，當你遠看的時候它就像一幅畫，而走近細看的時候才會發現這原來是一件刺繡。非常細密的針線，採用了不同顏色的絲線織成，作品中的針線朝著不同的方向，還有一些地方帶著旋轉的針線綉法。輪廓的部分採用了黑色的針腳，這樣看起來就像水墨畫一樣。

《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大英博物館命名）局部

Jane Portal表示，關於這一巨幅刺繡的內容目前在學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說法是這是在靈鷲山講道的釋迦牟尼佛，佛像是在岩石的邊緣出現的。而另有些人則認為這是涼州佛的圖像，而這尊佛是出現在一座石窟中的。由於這件作品的損毀使得這一說法還沒有確切的結論。

有敦煌研究的相關專家對「澎湃新聞·古代藝術」表示，結合這由畫像的供養人題記內容，這一畫像應當是《涼州瑞像》。

延伸閱讀

敦煌刺繡《涼州瑞像圖》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7年從敦煌掠走的敦煌藏經洞文物中，有一件高241、寬160公分的巨幅刺繡，編號MAS,0.1129（斯坦因編號Ch.00260），這是目前所見中國古代刺繡中最大的一幅。1921年，斯坦因在其所著《塞林底亞》一書中刊布此刺繡的圖片並作簡單說明。1983年，史葦湘先生髮表《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圖》時就談到這幅刺繡的名稱；1984年，英國國家圖書館與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了由英、日兩國專家合著的《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斯坦搜集品》，在第三卷刊出了這刺繡的彩圖全圖及細部特寫，定名為《靈鷲山佛說法圖》，又以相當的篇幅對該刺繡品的內容、風格、技法、製作的大致時代作了詳細介紹，並與相關的敦煌石窟壁畫、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相關的藏品進行了對照研究，指出其製作時間大致在公元8世紀。

涼州瑞像圖（局部）

遺憾的是，這幅刺繡作品的底部為男女供養人像及題名榜、發願文榜。發願文榜框居中，左邊為男供養人五身，其中僧裝一身、官吏俗裝四身（包括侍從一身），供養人題記榜牌四條；右邊這女供養人像六身，其中俗裝五身（含侍女一身）、小比丘尼裝一身，供養人題記牌榜四條。發願文榜框及女供養人題名榜牌均無任何字跡。但男供養僧人及身後著官服的一位供養人題名牌里都綉有字。而幾乎所有對此刺繡的研究和介紹，都隻字不提供養人題記的內容——這正是考證這幅刺繡的年代的最重要的內容。

1997年9至12月間，筆者受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韋陀教授的邀請赴英訪學，有幸在英國國家博物館考察了斯坦因掠走的全部敦煌美術品資料。其間在台灣同仁嚴智宏博士的幫助下，先後三次對這幅刺繡上的題記進行了仔細的識讀。供養人題名榜上所綉文字確實很難辨認，這可能就是以往的研究者們沒能對些作出說明的原因吧 。儘管如此，我們一起初步辨認出那位僧裝供養人及官吏裝男供養人題榜上的部分文字：

崇教寺維那義明供養

……王居士一心供養

首先要說的是，這幅刺繡的內容不是「靈鷲山佛說法圖」，應該是「涼州瑞像」。

據眾多時期的中國佛教史籍記載，涼州瑞像是北魏時代的著名高僧劉薩訶發現於涼州地區的倚山石佛像，又依其地名為涼州御容山瑞像，這身石佛像的閱歷能夠預測社會興衰、人世治亂和民眾生活福禍，極具靈驗；其遺迹位於今甘肅永昌縣境。敦煌遺書中也有大量相關的記載。從武周時期開始，河西地區出現了大量涼州瑞像造像碑石和石窟，敦煌石窟也營造了大量以涼州瑞像為主題的洞窟，和繪製巨幅涼州瑞像壁畫。所以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涼州瑞像刺繡也並不意外。

御容山石佛，1999年

關於劉薩訶和涼州瑞像，國內外學者已經進行過大量研究，成果豐碩。已有數度總結性的綜述和研究文獻目錄發表。茲不贅。

莫高窟第332窟-中心柱北向面，涼州瑞像圖

莫高窟第203窟西佛龕塑像

涼州瑞像有固定的造像模式：佛陀著右袒袈裟，左手握衣襟於胸前，右手下垂，掌心向內或向外，施與願印，跣足立於蓮台上；造像風格方面，釋迦雙肩渾圓，束腰，袈裟緊貼佛身，如同曹衣出水，充分體現了一種人體美，保留了濃郁的印度餘韻。當然也有一些造像與此相比存在細微的不同，比如中唐第231窟西壁龕頂東披中央的圖像。瑞像呈立姿，左手握衣襟，但是所著卻是通肩式袈裟，右手不是下垂，而是置於胸前，結印契。從永昌涼州瑞像遺迹，到河西和敦煌諸石窟的造像，如張掖馬蹄寺第6窟、瓜州榆林窟第17窟、第28窟和第39窟，莫高窟第203窟、第300窟等一批初唐時期的石窟，再到同時期如莫高窟第332窟中心柱西向面的巨幅壁畫，以及中唐以後的單幅瑞像圖，特別是莫高窟五代第72窟、榆林窟第32窟的瑞像故事壁畫，主尊涼州瑞像均是這一造型，數百年間沒有變化。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幅刺繡上的主尊形象，也正是傳統的涼州瑞像造型。

莫高窟第231窟，西壁龕內東披，瑞像圖，中唐

莫高窟第72窟-修塑佛像-五代

關於崇教寺，據中國佛教典籍《廣弘明集》等文獻記載，隋文帝仁壽元年，賜送佛舍利至天下三十州，並派出沙門三十人，於當年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供養。派往瓜州（隋代敦煌）的沙門智嶷，起塔的地點即是崇教寺；據莫高窟武周時期（公元698年）《李君莫高窟修佛龕碑》（簡稱《聖歷碑》）記：「莫高窟者，……爰自秦建元之世，迄大周聖歷之辰，樂僔法良發其蹤，建平東陽弘其跡。推甲子四百他歲，建窟室一千餘龕，今見置僧徒，即為崇教寺也。」

這裡明示，莫高窟與崇教寺為一地。

維那系僧職，主司寺中事務者，與上座、寺主同為寺中三綱之一，又稱為綱維、次第、授事、知事、悅眾、寺護等，源自西域。我國僧官制中設維那，始於姚秦時中央僧官制中所設悅眾。北魏亦設僧官以統理全國有關佛教之諸般事物，於中央設昭玄曹，以沙門統為最高僧官，維那為副官；在地方設僧曹，以僧統為長官，亦立維那為副官。隋代開始「寺立三綱，上座維那典座也。」 刺繡《涼州瑞像圖》中的崇教寺維那義明，任職時間的上限當在隋開皇至武周聖歷年間。

正如《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斯坦搜集品》第三卷作者所說，敦煌莫高窟第332窟的壁畫「靈鷲山說法圖」（應為《涼州瑞像》），與刺繡「靈鷲山說法圖」（應為《涼州瑞像》）在各個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證明刺繡與洞窟之間、兩幅作品之間都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而《聖歷碑》正是記載莫高窟第332窟創建的「功德碑」。而《聖歷碑》記載的「崇教寺」也就是刺繡《涼州瑞像》題記中的崇教寺，這裡進一步展示了莫高窟第332窟及其壁畫《涼州瑞像》與刺繡《涼州瑞像》的淵源關係。

由此可以推定，刺繡《涼州瑞像圖》與莫高窟第332窟及其壁畫《涼州瑞像圖》為同時期作品，其年代為聖歷前後，即公元7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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