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中甦醒的往事

基輔市景

一

十多年前我回北京時，朋友約我去離我家不遠的基輔餐廳吃飯。據說是北京獨一份的烏克蘭餐廳，名傳遐邇的是那裡有來自烏克蘭的音樂家演出，食客還可以和他們合唱。我去的那個晚上，遇見一位聲音本錢相當不錯的男高音，身形厚實，臉色紅撲撲的像個酒徒。我第一次聽到現場原文演唱《德聶泊爾》，而且是在幾十年沒有聽到這首歌之後，於是我用中文和他一起唱了一段。他似乎也很開心有我這麼一位聽眾，不僅知道這首歌，還能背誦中文歌詞。《德聶泊爾》是十九世紀烏克蘭歌曲，歌詞據說是烏克蘭著名詩人舍甫琴科的作品。

滔滔的德涅伯爾洶湧澎湃

狂風怒吼落葉紛飛

高高的腀樹彎到了地面

德聶泊爾河上波濤翻滾

……

這首歌沉鬱蒼涼，歌詞極有畫面感。小時候讓我困惑不已的是，這首歌似乎有另一個版本的歌詞。我聽別人唱過，只記住了一段：

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長著兩棵美麗的白楊

這是我們親愛的故鄉

許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原來這首《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排演的話劇《保爾·柯察金》中的插曲，用了《德涅泊爾》的曲調，由孫維世重新填詞而成，所以它其實是一首用外國曲調填詞的中國歌曲。這倒也無不可，比如膾炙人口的「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就是用了美國歌曲《夢見家和母親》的曲調，而且還是從這首歌的日語改編版《旅愁》轉口引進的。孫維世填的歌詞頗有時代烙印：第二段里出現了白軍「彼得留拉匪幫」、第三段的最後一句是「偉大的列寧領導我們前進。」

列寧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無論怎樣強調也不為過。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主要是列寧主義。縱觀百餘年來對外來文化的引進，晚清主要是經由日本，民國時期則歐美漸據主流。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文化迅速佔壓倒地位，雖然不久中蘇交惡，但它還是潛移默化影響了幾代人。

那時大學生和中學生最熟悉的兩本書大概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雖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止的俄羅斯文學依然得到承認，但是「白銀時代」的作家都被批判從而湮沒無聞，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這些名字當時都是與負面評價相連的。巴別爾的《騎兵軍》如今被認為世界級傑作，然而由於他死於「大清洗」，直到前蘇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解凍」時期這本書才得以重見天日，翻譯到中國又是幾十年之後。

我記事的時候，中蘇關係早已破裂，蘇聯被稱為蘇修，天天在廣播里被嚴厲批判，其駐華大使館門口的那條路改名為反修路，叫了至少有十年。然而前蘇聯的痕迹還是無處不在的，直到今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樹》、《卡秋莎》仍然是廣為人知的歌曲，文革中最早看到的外國電影也是《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我少年時更喜歡那些不是每個人都會唱的歌，因為抒情性，也因為歌詞寫的很美：

透過薄薄的夜霧

青年看見

在那姑娘的窗前

還亮著燈光

我是在一次華人社區的小型晚會唱的這首歌，演出後的飯局上，一位帶著金絲眼鏡滿頭銀髮的老先生走過來握住我的手，「你能用俄文唱這首歌嗎？」我告訴他我連俄文字母都不認得，他一個勁說太遺憾了。我說「您能給我唱兩句聽聽嗎？」他很痛快地答應了，唱得非常好聽，用俄語唱的味道是用中文唱完全達不到的。老先生身材高大，雖然因為年紀的關係，聲音有一點沙啞，但可以聽得出來他曾經是一個很好的男中音。

老先生說話慢吞吞的，遣詞客氣儒雅。他告訴我他曾經在基輔留學五年，拿到了副博士。不過回國以後，他被認為有特務嫌疑，再加上一些別的問題，被審查了好幾年才重新分配工作。飯局上沒有細聊，我想當然地以為他是來探親，或者是子女給辦好綠卡的老人，不料散場時老先生自己走進一部很有年頭但是保養乾淨的賓士，緩緩駕車離去。難怪他有些與眾不同，不僅在於他穿著條呢西裝上衣，襯衫熨得挺貼，一副老派紳士風度，而且態度的淡定是那些客居此地，生活需要照顧的老人往往不具有的。

二

那一年新世紀剛剛開始，世界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五零後多半已經在新大陸安居樂業，開始有了閑暇，也就有了更多的聚會。夏天的晚上，野餐結束後，一群人圍著一台萬利達卡拉OK機唱歌，後來不知從誰開始，也不管有沒有卡拉OK伴奏，唱起了聽上去很遙遠的歌曲：《列寧山》、《草原》、《紡織姑娘》。K　忽然說，我們要能唱俄文就好了。我一下子想起來，就說其實不遠就能找到一位曾經留蘇的前輩。K問我，「你說的是楊老師吧？」

男人一旦八卦起來往往信息量更大。K　非常健談，很少保留，他告訴我的故事很完整，但是可靠性如何就無法確證了。楊老師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美國，進入一家大公司做技術開發。據說他在國內有好幾項發明，所以已經50多歲了還是無論在哪裡都被重用。大多數留學生都要先讀幾年書，然後就業，苦盡甘來躋身中產階級，楊老師卻憑著自己的本事，一步到位。他很快就把妻子和已經成年的孩子接到了美國，買房子安家。

楊老師70歲左右退休後，在中文學校開國際象棋班，偶爾打打橋牌。這樣他就重新進入了中國人的圈子。K有時去他家打牌，漸漸與他熟悉起來。據他說楊老師平常微笑不語，偶爾一開口卻相當冷靜犀利，顯示出對世事的關注。

不久K邀我一起去楊老師家打牌，這一次也見到了楊老師的夫人，一位文靜溫和的老太太，看上去相當瘦弱。他們住在多半是老人和藍領階層的郊區，一棟溫馨的小平房，燈光有點偏暗，傢具也有些舊，但是物件擺得很整齊，一塵不染。

人們一般在打過橋牌後很快就會熟絡起來，楊老師和我也不例外，何況還有上一次的邂逅。散場的時候他非常鄭重地邀請我兩個星期後再到他家來，「你是研究歷史的，我很想跟你聊聊天。」長者的請求不敢不答應，我如期而至，在太陽開始西斜時，坐在楊老師家的後院，喝著啤酒，聽他講過去的事情。

男人老去後最容易犯的兩種毛病，邋遢與啰嗦，在楊老師身上完全看不到，他的目光也不曾因為歲月流逝而逐漸混沌。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在他眼裡依舊清晰：基輔的街道、敖德薩的海濱，短暫夏天裡美麗的姑娘。聽他講去蘇聯留學的流程與細節，感覺相當熟悉，我們當年所經歷的程序與規定幾乎一樣。走出國門之前的選拔、外語培訓、置辦服裝、思想教育集訓等我也曾親歷，只不過聽上去楊老師和他的同學們當年更加認真，對人對己都要求極為嚴格。許多規定比如定期政治學習、黨團組織活動，不允許單獨外出、不允許隨意參加社會活動和交友等，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只不過在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執行起來比較容易，到改革開放後，在德國和日本可行性就很低，逐漸流於形式，名存實亡。

前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十分深遠

如今人們往往意識不到前蘇聯影響深遠，已浸透到社會與文化的方方面面之中。其中重要的表象之一是，從1951年到1965年，中國派往蘇聯的留學生有一萬六千多人。楊老師就是他們其中的一人，而且以我的觀察，和我見過的其他人不太一樣，當然這也許是因為他晚年在美國度過，習慣了把腳放在桌子上的坐姿，不再看上去沉穩方正，謹言慎行。

「我覺得這還是和性格有關吧，在高中和大學時我一直老實讀書，認真聽話，頭腦簡單，並沒有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另一面。因為家庭出身沒有問題，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好，我順利考上了留蘇預備部。

我到基輔的那一年，正是愛倫堡著名小說《解凍》里描述的時期。與國內頻仍的運動氣氛完全不同，大學校園氛圍很活躍，能夠感覺到無拘無束的青春悸動。當時中蘇關係表面上還很友好，不管是在大學裡還是在別處，我遇見的人都很熱情親切。我們當時是很崇拜蘇聯老大哥的，到了烏克蘭感覺眼界大開，又遇到這麼多好人，興奮得有些忘乎所以，努力和老師同學打成一片，把有關規定拋到了九霄雲外。」

我說我剛到日本的時候也有相似的感受，一個新的國度、新的世界與青春相撞擊，迸發出對奔放生活的渴望。剛到日本的頭一年，被安排和兩名同學住在一起，第二年我決定自己搬出去獨自租房，學生會會長和團支部書記上門來要求我改變主意，我很堅決地把他們趕走了。

楊老師說，八十年代還是不一樣，再說去資本主義國家留學，想管也多半管不了的。而他們當年紀律嚴，執行得也嚴，說話做事稍微出格就會被開會批評，甚至被批判、受處分。

「那麼您被批評了嗎？」

「我剛到沒幾個月就被狠狠批評了一次，說是無組織無紀律，沒有內外有別的意識等等，我心裡很不服氣，覺得我們既然是來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為什麼還要經常強調內外有別呢？不過大學時代的耳濡目染已經讓我明白，不接受批評一味辯白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我想只要不是什麼原則性問題，就都虛心接受，至於該怎麼做自己心裡有譜就好。」「您這不實際上是陽奉陰違嗎？」「呵呵，陽奉陰違也好，說一套做一套也好，那個年代大多數人其實都是這樣做的，只是多半也是不自覺不自知而已。」

我沉默了一會兒，「其實在每個年代，人們都或多或少說一套做一套，只是程度不同、話語不同。真誠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還是不一樣的，你們年輕時比我們幸運多了，沒有那麼多束縛，也沒有那麼壓抑。」

是啊，八十年代初相對令人懷念。清規戒律雖然還在，但是置之不理不一定受到處罰。我離開留學生人群，在山坡上的學生公寓里租了一間屋，周圍都是日本學生。這一在當時屬於不守紀律的舉動不久被默認，想必這樣做的遠不止我一個吧。

不過和外國人或者港台同學談戀愛是被嚴厲禁止的，我到仙台前不久，剛剛發生了魯迅的孫子周令飛和一個台灣女孩子結婚，跑到台灣定居的事情，那時兩岸仍然敵對，這樣的行為被嚴厲譴責。真實的情況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都以為周令飛是中了台灣特務安排的美人計。

楊老師說當年在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中國留學生和當地人談戀愛也是被明確禁止的。「可是我覺得這個規定比不許單獨出去住還要不靠譜，荷爾蒙水準正高的年輕人戀愛是再正常不過的，一旦落入情網又怎麼會去考慮對方是哪兒的人呢？」所以，來自不同國度或者來自敵對陣營的人們相愛的事件時有發生，不僅屢禁不止，而且因為被禁，反倒更增加了八卦性與轟動性。

我的一位女同學曾經和文學院一位香港留學生秘密相愛，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也就時不時有些流言相傳。我有所耳聞，但我早就不信謠、不傳謠，而且一向不去關注，也不議論別人的私生活。如此他們反而信任我，在我面前不避形跡。

有一年我去東京，拜訪了分管我們那一片留學生的二秘，說起來他是父親的學生，好像上過大課，我去拜訪他應該是為了買兩條使館內部賣的紅雙喜牌香煙，一包才50日元，僅僅是軟七星1/4不到的價錢。他和我聊天時忽然問起那位女同學和香港留學生談戀愛的事，我自然是一問三不知，他看了看我，就不再問了。

楊老師告訴我，他留學的時候這樣的事情也時有發生，大多數結局是棒打鴛鴦散，尤其是在中蘇交惡以後，和蘇聯女孩子談戀愛是很可能斷送自己前途的。

他沉吟了一下，又補充說：「其實我自己就是親歷者。」

這時他夫人來叫我們進屋吃飯，還有兩位客人也來了，我和楊老師就沒有再聊下去。

三

去年夏夜我又去基輔餐廳，隨著時光流逝，餐廳看上去比以前古舊了一些，客人也沒有那麼多，而且那天晚上沒有演出。這樣也好，更適合靜靜聊天。和我一起吃飯的朋友就是K，他在年過半百後做了「海歸」，卻很快就找到了感覺，幾年不見，看上去竟然比原來還年輕，意氣風發，在一個有很多機遇的時代，馳騁商海往往有打嗎啡般的效果。

基輔餐廳的演唱者

飯局上的聊天總是有一搭無一搭，K突然冒出來一句，「你最近見到過楊老師嗎？」「你不知道他五年前就去世了嗎？」「啊，怎麼會！他身體不是一向很好嗎？」「聽說是心臟病突發，在夢裡一下就過去了。」

「那倒沒受罪，就可惜走得早了點，還不到八十吧？」「詳細情況我不知道，我也是楊老師走了一年多後才聽說的。」

有位朋友在做當年留蘇學生的口述史，我想幫他介紹一些願意接受採訪的前輩，想起了楊老師，一打電話才知道噩耗。楊夫人告訴我，這兩年楊老師一直說要寫點回憶，還提起過我，說寫好了就給我看看，聽聽我的意見。「可最後他什麼都沒來得及寫就走了。」夫人說話的語氣還是那麼沉靜，電話里的聲音聽上去很遙遠，她告訴我她就要搬到南方的老人療養院去了。

K說話時滿口新名詞，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有「對接」、「投資」、「大數據」、「情懷」等，基輔餐廳雖然位於相對古舊的老城，但外面的喧鬧與車水馬龍也是一樣的。我沒有告訴K，也沒有對別人講過楊老師告訴我的故事。也許他生前就是想把這些寫出來吧？

楊老師後來到我家和我又單獨長談了一次，他說起伊莉娜時，目光呈現出迷霧般的柔和。伊莉娜是他在舞會上認識的烏克蘭姑娘，黑髮碧眼，熱情坦誠，不費分毫之力就征服了他。「她思想簡單、願望明確，她從來弄不清，也不能理解這個世界的複雜。她願意嫁給我，跟我到天涯海角。對於她來說，這就足夠了。然而我盡了一切努力，懇請批准她和我一起回國，結果只是越來越明白，這不僅是感情，更是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

除了服從，楊老師別無選擇。對於他來說，最後的告別是有意的欺騙，他告訴伊莉娜很快就會回來接她，其實他心裡很清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楊老師並沒有對我講他們的分別有多麼悲傷，也沒有敘述他當時心裡的感受。他只是告訴我，儘管他斬斷了這段情，可是和外國人談戀愛這個事實應該是他回國後受審查的主要原因。有關記錄想必也進了檔案，如影隨形，文革時又成了他的罪狀。有十幾年他反覆交代檢討，一面上綱上線自我批判，一面盡量輕描淡寫，否認自己和伊莉娜有很深的感情與交往，久而久之，連他自己也覺得伊莉娜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人，幾乎不曾在他的生活中存在過。他早已有了妻子和孩子，生活雖然艱辛，但小家庭是他的避風港也是寄託。基輔與青年時代就好像天邊的一朵雲，「飄啊飄啊飄得不見了。」

剛到美國的頭幾年，楊老師周圍中國人很少，倒有不少來自前蘇聯的移民，他很自然就融入其中。烏克蘭獨立後，烏克蘭人自成一體，與俄羅斯人涇渭分明，楊老師也跟到了烏克蘭人這一邊。他在基輔時的一些同學與同事也先後到了美國，他們在各自的祖國經歷了滄海桑田，暮年相聚在大洋彼岸，免不了有時聚在一起喝酒回憶。那些連照片都沒敢保存下來的日子漸漸甦醒，在晶瑩透明的伏特加中栩栩如生。可以想見，當年楊老師和伊莉娜戀愛主要對自己同胞保密，不那麼避諱蘇聯友人的，所以他的這些老朋友大多知道這一段，只是平常不會提起傷心事。

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忽然告訴楊老師，他和伊莉娜聯繫上了，伊莉娜很熱情地打聽楊老師的情況。這位朋友告訴他，伊莉娜一直沒有離開基輔，已經是一群孩子的祖母。他看到了伊莉娜的近照，當年少女的細腰如今已成水桶，滿頭銀髮，神情慈祥，唯一依稀可以辨認的是那雙藍色的眼睛。

老朋友把伊莉娜的郵箱給了他，但是楊老師告訴我他還沒有發郵件給她。「我簡直不知道從哪兒說起，雖說是出於不可抗力，雖說我們那時一切都必須服從組織安排，但是無論如何，是我為了自己的前途，迫於現實，自己做出了斷。」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只能勸楊老師把這段故事寫出來，「您這代人，尤其是像您這樣經歷特殊的人，現在寫回憶的人還很少，如果不留點記錄，許多當時的情景可能就消失了。」據我所知，留學生史還相當稀缺，連回憶錄都不多。曾經有一位博士生把我們這些八十年代初去日本讀本科的留學生作為她的研究課題，在越洋電話里和我談了兩個小時。然而她後來發來的論文讓我相當失望，裡面都是數字統計、政策分析、歸納總結一類，總共不過300多人，在論文里變成了數據，看不到一個個故事，也感受不到個人命運與時代之間的關聯。

在某個夜晚，我想起楊老師，忽覺得有些悵然。他沒有留下一份口述歷史，多少令人遺憾，我當年真該多去看看他，多聽他講講。其實那天晚上我是相當被觸動的，尤其是當他告訴我，他多半不會寫信，但是會錄一首歌寄給伊莉娜。我不知道他後來是否寫過郵件，也不知道伊莉娜是否聽到了他的歌聲。那天晚上是我第二次聽到用原文演唱《第聶泊爾》，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楊老師。他的歌聲里有一種令人難忘的東西，在那個瞬間，我對最後兩句歌詞有了更深的感受。

就像扁舟漂流在海上

隨波起伏時現時隱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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