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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原標題:呂思勉: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歷史到底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有什麼用處?


提出這一個問題,我知道多數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麼叫做前車之鑒呢?那就是:從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認為好的,我們可奉以為法,照著他做;失敗的,大家認為壞的,我們當引以為戒,不照著他做。姑無論成功失敗,不盡由於做法的好壞;眾人所謂好壞,不足以為準;即置二者於弗論,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著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敗之理?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後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陳方以醫新病,貽誤尚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說了。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於著著失敗,其根源就在於此。


所以憤激的人說道:歷史是足以誤事的。因為不讀歷史,倒還面對著事實,一件新事情來,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應付的方針;一有了歷史知識,先入為主,就會借重已往的經驗,來應付現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為成見所蔽,而不能見其真相了。


如咸豐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敗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記載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說:「咸豐八年,業經把英、法打敗了,這一次如能再打一個勝仗,則他們相去千里,遠隔重洋,不易再來第三次,時局就可望轉機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戰敗一次,即不易三來?當日清朝腐敗的情形,是否再戰勝一次,時局即可望轉機?我們在今日看起來,可謂洞若觀火,而在當日,號稱開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這也無怪其然。當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無歷史知識,倒也不會作英、法再敗即不易三來的推測。有了歷史知識,照歷史上的成例推測,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而要興兵至於三次、四次,確是不容易的,無怪薛氏要作推測了。


八里橋之戰


據此看來,歷史知識足以誤事之言,並不能說它不對。然而沒有歷史知識,亦未嘗不誤事。


當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先由籌安會諸人列名發出通電,說要從學理上研究中國的國體問題,到底君主民主,孰為適宜?當時大家看見這個通電,就說:袁世凱想做皇帝了。我卻不以為然。我說:這其中必然別有緣故,深曲隱蔽,不可輕於推測。為什麼呢?我以為生於現今世界,而還想做皇帝;還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識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於此,以此推測袁世凱和籌安會諸人,未免太淺薄了,所以我有此見解。然而後來,事情一層層披露出來,竟爾不過如此,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無他,還是缺乏歷史知識而已。



據這件事情看來,歷史知識是不會誤事的,所以誤事,還是苦於歷史知識的不足。這話怎樣講呢?須知道世界上是沒有全無歷史知識的人的。我們和人家談話,總聽得他說:從前如何如何,這就是歷史知識。所謂歷史,原不過是積從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專門的史學家,其知識之相去,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凱和籌安會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時,亦何嘗沒有他們的歷史知識?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豈能說是沒有?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反對的人,自然不會沒有的,然而據歷史上的成例推測,豈不可期其軟化?即有少數人不肯軟化,又豈不可望其削平?這個,據著他們僅有的、一偏的歷史知識推測,自亦可以作此斷案,自不免於希冀僥倖。倘使他們再多讀一些近代的外國歷史;倘使他們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事情前後不符的甚多,未可輕易地執著前事以推斷後事;他們自然不至於有此失著了。所以說: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


歷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認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據歷史上的成例,以推斷事情,又易陷於錯誤;而沒有歷史知識,又要誤事;然則如何是好呢?須知道:應付事情,最緊要的,是要注意於學與術之別。學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術則是應付事物的方法。淺薄的人往往說:我能夠應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幹麼?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應付的方法自然會生出來,只有淺薄的應付,則終必窮於應付而後已。淺近些說:我們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類,有時而不湊手,怎樣辦呢?倘使你只會按照一定的樣子做,就要束手無策了。如你明於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桌面上是要安放東西的,所以要是個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狀是正方的,長方的,正圓的,橢圓的,甚而至於都不是的,卻不是頂緊要的條件。普通的桌、椅,總是四隻腳,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則只要安放得牢,三隻腳也未嘗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夠撐定在中間,也未嘗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隻腳呢?這是舉其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況較活動的事?何況所應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而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夠知道呢?


那史學家有一句名言道:「現在不能說明現在。」為什麼現在不能說明現在呢?那是由於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了解其然的性質的。我們要用一個人,為什麼要打聽他的出身?為什麼要打聽他的經歷?豈不以一個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經歷等等造成的。我們試再反躬自省:我為什麼成為這樣子的我,豈不和我生長的家庭,我所肄業的學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從事的職業,都有很大關係?倘使我生在別的家庭里,在別的學校里肄業;我所交往的朋友,換過一班人;我所從事的職業,也換成別一種;我豈能成為現在的我?我們再放眼綜觀:我們所認得的人,為什麼成為他現在這個樣子?讀書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氣;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氣;生意人多少有些市儈氣;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氣;這是為什麼?他們是生來如此的么?然則中國的社會,為什麼和歐洲不同?歐洲的社會,為什麼和日本不同?甚而至於英國和美國不同;日本和朝鮮不同;就中國的社會,南北風氣亦不能盡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長思了。尋常人對於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覺得不成問題。其實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遠的原因在內;深求其故,無不可以追溯至於極遠之世的。固然,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總不能真正尋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畢竟要好一些,然則歷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說:你的話是對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著呢,我們如何能盡記,亦且如何能盡知?這話不錯。一天的新聞紙所載,奚啻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的幾萬萬分之一;歷史的所載,又奚啻新聞紙的及萬萬分之一;我們能知道什麼?歷史又何從談起呢?且慢,我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在社會上,占如何一種位置?人家如何應付你?你沒有不明白的。我們所以能夠明白這些,豈不不由於已往的記憶?然而我們已往的事,我們亦何嘗能盡記?然則我要明白我之所以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牢,只要記得其「足以使我成為現在的我的事情」就夠了。在人如此,社會亦何獨不然?又何至於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記呢?然而問題就在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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