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祖康：中國必須也能夠積极參与國際規則的制定

【編者按】

沙祖康先生生於1947年，江蘇宜興人。197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英語系，後進入外交部工作。

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中國常駐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大使、外交部軍控司司長、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和大使。作為中國政府和軍方的顧問，參與了中國政府在許多重大外交問題上的決策，是中國一系列重大軍控和裁軍倡議的設計者之一，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2007年2月至2012年5月，沙祖康先生擔任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

2018年3月25日下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懷士堂，沙祖康先生向與會者回憶了他在長達四十餘年外交生涯中參與處理「銀河號」事件，參與《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禁止地雷公約談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改革、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談判等中國重大外交活動的心得。沙祖康先生在演講中強調，中國必須也能夠積極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須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的人才隊伍。

本次公眾演講由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和國際問題自媒體「世界靈敏度」共同主辦。以下是本次演講的文字實錄，經本人審閱。

前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 視覺中國 資料圖

1965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學。當時我身高1.43米，體重74斤，是個娃娃，經常在大學門口被看門的工人攔住，說是混進來的孩子。後來長的還不錯。1970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2015年退休，這之間整整45年。

現在我是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也就是外交部的政策顧問。這個顧問並不好當，因為你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找你顧，害怕到時答不上來，沒面子，所以我每天都要學習。因此，我現在是退而不休。

45年里，我確實在外交上做了一點事情，做了一些工作。我擔任過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中國駐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大使、外交部軍控司司長、聯合國副秘書長等職務。如果說真有什麼貢獻的話，這些貢獻屬於黨和國家，屬於人民。

你們別以為這是官話，這是滲透在我血液當中的肺腑之言。中國現在有13億多人口，如果你不是代表中國的外交官，走到國際會場誰理你呀！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國家的，沒有國家的支持，肯定一事無成。

我和聯合國打交道近三十年，幾乎天天是在刀尖上過日子。多邊外交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國際機構雲集的日內瓦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但對我或者對於中國代表團來說，日內瓦卻是「血流成河」的戰場。

45年里，我處理過許多事，但能稱得上國際危機的，就是廣為人知的「銀河號」事件，也有一些意義重大但不太為公眾所知的事情。下面我就挑幾件和大家分享一下。

「銀河號」事件：非常窩囊

「銀河號」事件發生在1993年7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外交上的第一次重大危機，以後有「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但第一次就是「銀河號」事件。

為什麼說它重大呢？因為是發生美國和中國之間，美國是超級大國，中國是頭號社會主義國家，兩國都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兩國都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我當時是外交部國際司的副司長，奉命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處理此事。

「銀河號」是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廣州遠洋運輸公司下屬中東航線上的一艘集裝箱班輪。1993年7月7日，「銀河號」從天津新港出發，途經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達，最後共載628個集裝箱，駛向中東，預計8月3日抵達位於波斯灣的迪拜港卸貨，然後去沙特達曼港和科威特港。7月23日起，美國向中國政府提出，根據它們的情報，「銀河號」上載有運往伊朗的兩種可用於製造化學武器的化學品，因此派出軍艦、飛機對「銀河號」跟蹤監視。「銀河號」在印度洋的國際公海海域被美軍軍艦截停長達三周之久，美國還要求登船檢查。

美國是按照國內法來執法的，而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如果你登上我的船就是侵略行為，是違反國際法的。而1993年，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掀起新一輪高潮。開放是向誰開放？我個人的理解就是向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因為我們需要投資，需要技術和管理。我們可以向非洲開放，可是那裡什麼也沒有。因此，當時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考慮，我們忍氣吞聲，最後接受了美國強行登船的要求。這是非常窩囊的一件事情。

為了搞清楚船上到底有沒有違禁品，我做了很多調查。當時通訊還不發達，我用外交部宿舍傳達室的公用電話，一家一家打給貨主問情況。天氣非常熱，蚊子很多，我夫人捧著西瓜，兒子打著扇子。打了上百個電話後我斷定，船上沒有美方聲稱的違禁品。

但美國人堅持要上船檢查，這就產生了一個嚴重的法律問題：我們用什麼名義讓美國人上船呢？外交部上上下下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馬桶上時突然靈光一現，大聲喊「我有了！」，我夫人問「有什麼了」，我說「有辦法了」。當時雙方商定，將「銀河號」停在沙特的港口，按照國際法，港口所在的國家有權上船檢查，於是我們同意讓沙特人出面檢查，美國人可應沙特要求做技術顧問，具體進行檢查的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員和化學專家。

當時白天溫度66度，晚上50度，濕度100度，我讓船員把空調電風扇統統關掉。美國士兵穿著厚厚的防化服，熱得不行，因此檢查到後面基本是在走過場了。最後什麼都沒有查出來，美國人氣壞了。

檢查期間每天一場談判，檢查結束後的最後一場談判是在沙特的軍艦上進行的。我把早在北京就寫好的報告一扔:看吧，沒有！美國代表看了報告之後說，需要好好研究。我當時想，壞了，怕他們又會出什麼幺蛾子。

結果半個小時後他們提出了三處修改，說是「經徹底調查，斷然地表明，根本就沒有」。比我的報告更不留餘地。我當時想，美國人發神經了，再怎麼樣也不能這麼自我批評呀，實在難以置信。後來才了解到，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鬧矛盾了，它們在外交上第一次丟了這麼大的臉，中央情報局的主管及所有相關人員後來都被解職了。

我們算是解氣了。但是，美國曾經對蘇聯強行登船檢查過嗎？沒有。美國也沒有膽量要求對俄羅斯的商船進行檢查。為什麼？因為俄羅斯在軍事上很強大。當時我們已經有了核武器，也有了海軍，可是我們的海軍出不了第一島鏈，只能在周邊巡邏一下。（第一島鏈，指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形島嶼帶。——編注）

毛主席說「沒有強大的人民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雖然現在我們的GDP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如果我們的軍隊不行，GDP撐破了天也沒用，所以，我很贊成習近平總書記說的要強軍。特別是在今天的條件下，我們必須要有強大的軍隊。

《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三年下來得了「三高」

大家知道，世界上的武器有兩類，一類叫常規武器，第二類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後者又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細菌武器，這個大家都懂。幾千萬人口的城市，只要幾克細菌武器放到市民飲用的自來水裡面，這個城市就會完蛋。禁止細菌武器的國際公約1975年已經生效，但在執行監督方面困難重重。第二類是化學武器，這幾年在敘利亞鬧得很厲害。第三類是核武器。核武器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美國第一個研究出來的，安理會五常是合法的擁核國家。

核武器的研製過程必須進行大量試驗，因此禁止核試驗成了廣大無核武器國家的普遍訴求。聯合國大會有很多個委員會，第一委員會是關於裁軍和國際安全的，這個委員會在成立後通過的第一個決議就是禁止核試驗，這是印度提出來的。此後每年，聯合國都要表決禁止核試驗的決議，美國、蘇聯（俄羅斯）、英、法都投反對票，中國投棄權票，其他無核國家都投贊成票。所以，在禁止核試驗的談判上，我們本來不急。

但後來美國改變了策略，從1993年開始提出，要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談判。此前美國已經進行了1260多次核試驗，蘇聯也試了980多次，法國大概有五十來次，我們有時候一年試一次，有時候兩年試一次，次數是最少，總共大概四十來次。

美國之所以改變立場，是因為美國、俄羅斯的核武器已經發展到第三代了，它們算了一下，如果要發展到下一代，還需要進行上千次試驗，代價太大，因此兩家私下達成一致，決定自己不試了，並公開表態，要求開始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以鞏固它們的超級大國地位，同時要求英國、法國包括中國也不要再試。

美俄的主要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阻滯中國核力量發展。我們正處於從第二代向第三代發展的關鍵時刻，一下子停下來就前功盡棄了。但如果不響應美國和俄羅斯的號召，不回應廣大無核國的一致呼聲，繼續進行核試驗，政治道義上將十分孤立和被動，影響改革開放大局。所以，我們得參加相關談判，與此同時，為保證國家的長久安全，我們的核試驗計劃必須完成，這至少需要三年時間，因此我們需要的談判時間也至少是三年。為此，我立了軍令狀，保證談判達成一項全面公正的好條約。

1995年9月份，又一屆聯大開幕，那個時候因為美、英、法都停止核試驗了，只有中國一家還在試驗，澳大利亞和日本在聯合國提出決議，要譴責中國，說這是對人類的犯罪行為。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組織等在美俄的鼓動下也行動起來。

那段時間，我們的壓力真的很大，我的車到哪兒，都給人家擋住扔臭雞蛋，簡直成了「過街老鼠」。連中國最好的朋友巴基斯坦，都不敢公開站出來支持我們。

在譴責中國的決議表決之前，我用英文發表了我四十多年外交生涯中最長的一篇國際演講，整整68分鐘，沒有磕巴，是坐在我旁邊的解放軍同志計時的。

我主要說了三點。

第一，如果我們是犯罪的話，美國搞了1260多次核試驗，也就是犯了1260多次罪，比中國嚴重得多，但從未聽到過澳、日罵美國，是不是這樣？請你們回答。

第二，澳大利亞是美國的盟國，享受著美國的核保護傘，憑什麼你打著核保護傘，卻不允許我戴一個核草帽，公道何在？

第三，中國是一個軍事防衛上獨立自主的國家，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我們從來沒有在世界任何地方派過一兵一卒，也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有軍事基地。我們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你澳大利亞是一個拉幫結夥的國家，你敢退出軍事同盟嗎？你不敢。你敢宣布放棄美國的核保護傘嗎？你不敢。

演講結束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朝著我豎大拇指。

條約談了三年，時間都是按照中國預想的進程展開的。我們的最後一次試驗是兩次爆炸連在一起，前後相隔0.04秒，試驗是成功的。那天國內的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大使，身體好嗎？」我說「挺好的」，我知道試驗成功了，放下電話後即趕赴會場參加談判。（1996年7月29日，我國在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場進行最後一次核試驗。——編注）

一到會場，我發現各國代表團都在忙著準備起草譴責中國的發言。我抓緊會前的短暫時間，逐個約談各國代表，要求他們發言要留有餘地，還特別警告日本大使，不要說過頭話，防止將來下不了台。他們都聽進去了，聽說中國不再試驗了，於是把強烈譴責改為遺憾，同時對我們今後不再試表示讚賞和歡迎。

接下來就是核查的問題。包括美俄英法在內的各方都同意，只要51個核查執行理事會成員國中的26個即過半支持就可以立即啟動質疑性核查。中國代表團獨家堅持，必須有30票才能啟動核查。我之所以這樣提議，是因為我們知道美國可以輕鬆拿下26票。美國人說，中國的立場不符合聯合國的規矩啊，聯合國的表決要麼過半，要麼三分之二，你的提議算什麼？我說安理會15張票，表決通過要9票，這既不是過半，也不是三分之二，其實約等於51票中的30票。

最後美國人接受了我的提議，但提出了一項十分無理的要求，要中國必須保證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參加條約。我心裡明白，這是美國耍滑頭，找梯子下台，於是跟美國的代表說，咱們都是老外交官，你說句心裡話，美國能保證印度和巴基斯坦參加條約嗎？他說不能。我說中國和印度之間還有邊界問題，我們更加保證不了。我說這樣行不行，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工作。美國大使接受了我的提議。條約最終就這樣通過了。

因種種原因，條約到現在還沒有生效，也沒有核查。但五個核國家都承諾，在條約生效前均不再進行核試驗。三年談判下來我得了「三高」，當時我就表過態，少活十年能拿下條約就值得。（三高，指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編注）

禁雷談判：維護了中國的形象和正當的安全關切

今天的地雷，已經不是電影《地道戰》裡面的地雷了，可以用來打飛機，可以打導彈，是很先進的。一些西方國家在全世界到處進行軍事干涉，怕碰到地雷，總覺得不安全，所以鬧著要禁止地雷。許多發展中國家是地雷的受害者，他們也要求禁止地雷。

於是，1990年代中後期，在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的大力推動下，全球的非政府組織打著人道主義的旗號，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個禁止殺傷性地雷的高潮。當年，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雷生產國、使用國和銷售國，禁雷運動的矛頭主要是沖著中國來的。

眾所周知，中國的陸地邊界很長，我們要靠地雷看家，我們還有台灣問題，出於國家安全和自衛的需要，我們必須保住地雷，決不能同意全面禁雷。為了全面了解國情軍情，在去聯合國開會之前，我到雲南、廣西和中俄中蒙邊境實地考察，和戰士們吃住在一起，並與地雷研究所研究人員做了深入探討。

說心裡話，國內對我的要求是高的，我的壓力是很大的。那段時間聯合國會場的走廊里，循環播放著地雷形狀的光影動畫，並模擬地雷爆炸的聲音和畫面，然後顯示出「中國製造」或「義大利製造」的字樣。相關國家試圖運用這些刺激性畫面，強化中國作為最大地雷生產、製造和使用國的殘暴，從而搶奪國際話語權。

西方說地雷最不人道、最無恥，我反駁說地雷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們用地雷捍衛了國家利益，難道他們是不人道的嗎？從那時到現在近一百年了，難道這一百年里擁有地雷的國家都是不人道的國家？

我說地雷是最和平的武器，它最善良，你不去踩它，它就不炸你。所以，為防衛目的使用地雷不能禁止，但是，地雷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必須認真嚴肅對待。地雷傷害無辜平民，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式地雷本身的缺陷和地雷的濫用；二是戰後掃雷不力。因此，要解決殺傷人員地雷濫傷無辜平民問題，應有針對性地從上述兩方面入手，採取「限雷」和「排雷」並舉的辦法。第一，要確保地雷的可探測性，因此每個地雷必須有8克金屬，第二，要有自毀、失能能力。

大家一聽，有道理！最終，中國推動的限制使用地雷的決議和加拿大等國推動的全面禁止殺傷性地雷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都獲得了通過，前者還比後者多了4票。根據「限雷」決議，只要滿足上述兩項條件，地雷仍可用，也可出口。

就這樣，我們保住了地雷，維護了中國的形象和正當的安全關切。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改革：再也沒有反華提案了

從1989年開始，美國年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反華人權提案，逼著中國應戰。雖然我們在十多年裡每次都挫敗了美國的圖謀，但很多時候是險勝，甚至只有一票的優勢。

2004年3月，在「修整」兩年後，美國要在聯合國再次提出反華提案。我找美國大使談，問他為什麼？他說小布希總統要連任，提反華提案是國內政治的需要。美國人就是這點好，講真話，爽。

我和他講，美國有些事情離開中國是辦不好的，咱們交換交換，你儘管提案，但是有一條，你不能拉票。他沒有說Yes，也沒有說No。但事實證明，他確實沒有拉票。

我在聯合國還有點小名氣，是聯合國三百多個大使組成的使團的使團長，還是調解使團之間及使團和東道國瑞士之間糾紛的「七賢人小組」主席，有一定的威信。2003年10月，我被推舉為第50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理事會主席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11屆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集兩個主席於一身，這是中國自恢復聯合國席位以來的第一次。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11屆大會將於2004年6月在巴西聖保羅舉行，巴西要確保會議的成功。

於是，我就找到巴西大使對他說，閣下，你是大使，你最關心的是貿發大會，我也是大使，我最關心的是美國提出的反華提案，過去我們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巴西訪問做工作，你們都是棄權票，我心裡很不舒服。他說大使先生，我表示理解，請你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我有相當的信心說服我們的政府改投反對票，但是你千萬要跟我保密。後來他果然說服巴西政府對美國提出的反華提案改投了反對票。

我把巴西改變投票立場一事私下告訴了墨西哥、智利等其他追隨巴西投票的拉美國家大使，同時要求他們「保密」。投票時他們都向巴西「學習」，由棄權改投了反對票。最後我們以12票的空前優勢挫敗了美國的圖謀。

2001年，在我第二次赴日內瓦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特命全權大使不久，應邀擔任了所謂「相同觀點國家集團」的主席長達四年零八個月，期間一直推動人權委員會的改革，要求把「國別人權」議題改為「普遍定期審議」議題，即每個國家的人權狀況都應被大家審議，而不是只審議一些西方不喜歡的國家。

最後，這項改革成功了。從此再也沒有反華提案了。為了爭取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支持，我強調指出，你說你的人權好，可利用普遍定期審議機制介紹介紹經驗，聯合國193個成員國，每一個國家在人權問題上都有問題，也都有經驗，大家進行交流。於是在2007年6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六屆會議確立了定期普遍審議機制，即世界各國一律平等，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每隔四年都要接受一次人權狀況的審議。（2006年3月15日，第60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設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編注）

一個外交官要善於利用國家的力量進行利益的置換，應該盡量地擴大你的朋友圈。如今，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我們有很多工具和手段可以使用。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談判：同情理解發展中國家的關切

2007年2月，中央派我到聯合國擔任副秘書長，主管聯合國系統的經濟社會事務，這是來自中國的第一個主管聯合國實質性事務的副秘書長。

一直以來，按照慣例，安理會五常都可以出一個副秘書長，安全問題最重要，美國人來管，法國人管維和、英國人管人道主義事務，在我之前來自中國的副秘書長几乎都是管會務的。而我上任前的2006年，聯合國在進行新一任秘書長的遴選工作。按照地區平衡原則，新一任秘書長應該來自亞洲，而根據五大國之間的諒解，要優先尊重下一任秘書長所在地區常任理事國的意見，這意味著中國在選誰做秘書長問題上有絕對的發言權。我們提出的條件是必須給中國來的副秘書長一份實質性的工作，各個候選人都做了承諾，最後選了韓國的潘基文擔任聯合國秘書長，而潘基文也兌現了承諾，各國均無異議。

我上任後不久發生了金融危機，聯合國各個機構都在削減預算。我主管的經社部是聯合國最大的一個秘書部門，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堅持經社部也要削減預算，我說不行。世界上為什麼出現金融危機，說明我們對經濟社會的研究不夠，所以經社部不僅不應該削減預算，反而應該增加預算，防止第二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反對，潘基文也表示反對。

我當了幾十年大使，人脈關係比較好，朋友比較多，我就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朋友們發動起來支持我，並提出經社部的預算應和西方重視的維和安全部門的預算掛鉤。最終，在大家都降預算的情況下唯獨經社部系統預算不減。由於我成功阻止了經社部系統預算的削減，創造了奇蹟，受到了經社部同仁的歡迎和支持。

2012年我任滿離開聯合國的時候，在經社部為我舉行的送別招待會上，他們居然連連呼喊「沙祖康先生萬歲」的口號，這在聯合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把我和我的夫人嚇了一大跳，立即衝上去搶走麥克風，但我感到很榮幸。

2000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通過了「千年發展目標」，有八項指標，這一目標的完成時間是到2015年，那下一步怎麼辦？根據聯合國的規定，2012年要召開一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巴西爭取到了這次會議的主辦權，那誰來當大會的秘書長呢？歐盟一致推舉法國的前環境部長拉隆德（Brice Lalonde）來當。

潘基文召開內閣會討論，我說全世界只有一個人最適合，那就是我，因為二十年來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是我們經社部負責的，而我是經社部的負責人。他們說不過我，加上當時潘基文在爭取連任，於是最終同意由我當秘書長，法國的拉隆德先生和來自加勒比地區島國巴貝多的前環境部長伊麗莎白（Elizabeth Thompson）女士擔任執行秘書長，二位最後成了我最忠實的粉絲朋友。

為什麼我要搶這個位子？因為這次可持續發展大會的主題是「綠色經濟」，這是歐盟國家極力倡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當時都反對，強調應優先消除貧困，擔心西方藉此搞綠色貿易壁壘，為援助設定先決條件，從而影響其經濟社會發展。以「七十七國集團」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擔心在減排問題上被要求承擔超越其能力的任務，故而堅持大會必須重申「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國同情理解發展中國家的關切，美國代表則一度聲稱，如大會文件支持這一原則，會議將不通過任何文件。經過長達兩年多的艱苦談判，最終，「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被寫入了聯合國文件。

不僅如此，我利用當秘書長的機會，推動那次大會制訂了新的國際發展議程，來取代2015年到期的千年發展目標。在會上，我注意到哥倫比亞大使倡議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標，但由於人微言輕，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響應。我找到了她，然後就開始串聯，說服了拉美，說服了歐洲，說服了美國，最後我們成功了。

201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193個聯合國會員代表與會，包括我國總理溫家寶在內的138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大會一致決定製定可持續發展目標，並成立政府間工作組來制訂具體目標。2015年9月，聯合國193個成員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其中包括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指標，來指導2015到2030年的全球發展工作。

中國必須也能夠積极參与國際規則的制定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必須也能夠積極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這方面我們的意識正在不斷提高。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的人才隊伍。

我們在國際組織工作的國際職員不僅數量少，質量也有待提高。你說他不懂英文，他會講，你說他會講，但還不夠熟練。所謂的熟練就是你要有英語的思維，能夠用英語起草文件而不假思索，達到母語的程度。國際談判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文件的起草，包括大小寫，包括逗號、句號、定冠詞、不定冠詞的使用等，要會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對英語等外語的要求非常高，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不足。

除此之外，我國參加多邊外交工作的同志，仍需進一步重視提升自身素質包括國際知識、國際法、會議議程的應用等，語言只是工具，關鍵還是總體素質。

外交是一門可能的藝術，國家的力量是基礎。國家的力量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實力，二是軍事實力，三是民族的團結。只要我們團結了，我們誰都不怕。當然，我們也千萬不能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希望在年輕人身上，也就是在你們這一代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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