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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哲學的哲學思考的思考

哲學不應是脫離實踐的教條。它是在歷史運動中不斷發展,不斷改變自己形態的存在。一旦哲學蒙上了教條主義和庸俗事務主義的灰塵,它就將喪失一切意義,淪為逝去歷史的華麗而無用的殉葬品

——前言

19世紀後期,國際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工人政黨不斷壯大,馬克思主義也得到了廣泛傳播。然而,資產階級沒有坐以待斃,他們竭力從思想上發動攻勢,一方面肆意曲解和否定德國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來源)的積極成果,另一方面歪曲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係,宣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和費爾巴哈機械唯物主義的「簡單拼湊」,力圖以此來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價值,抹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根本區別,從而把工人運動引向改良主義的歧途。與此同時,宣揚徹底的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新康德主義」也在工人政黨內流行(提請注意,日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如德國的伯恩斯坦、奧地利的施密特、俄國的司徒盧威等,均系「新康德主義」的信徒)。

為了回擊工人政黨內外的資產階級思潮,消除其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同時也為了「把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縷清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德國古典哲學中脫胎而出的歷史過程,澄清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模糊認識,恩格斯深感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繼承關係進行系統論述,闡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唯一科學的世界觀,於是於1885年撰寫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

恩格斯在這本著作中首先梳理了從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到費爾巴哈唯物論,再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歷程,捋清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兩者之間的批判繼承關係。恩格斯首先高度評價了黑格爾辯證方法的絕對革命性,指出其「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誠然,這種辯證方法也有保守的一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一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僅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辨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然而,黑格爾革命性的辯證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結論,卻未由他本人得出。為完結自己的哲學體系,黑格爾訴諸絕對觀念(「之所以是絕對的,只是因為他關於這個觀念絕對說不出什麼來」),將歷史的終點設定為人類達到對這個絕對觀念的認識,並宣布這一認識已經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這樣一來「革命的方面就被過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而這種保守的體系和革命的方法論之間的矛盾,為各種極不相同的實踐的黨派所利用。正統派和青年黑格爾派各抓住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方面,互相攻擊。隨著矛盾的尖銳化,論戰從抽象的哲學領域轉移到了宗教與政治領域,而與宗教進行鬥爭的實踐需要,又把大批堅決的青年黑格爾派推向了英國和法國的唯物主義。

這時,費爾巴哈應運而生。他認識到,「黑格爾的先於世界而存在的『絕對觀念』,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邏輯範疇的預先存在』,不外是對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虛幻殘餘;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實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無論它看起來是多麼超感覺的,總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即人腦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質的最高產物。」這自然是純粹的唯物主義。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保守的體系被炸開並被拋在一旁了。然而費爾巴哈卻止步於此。一旦涉足到宗教哲學和倫理學,費爾巴哈在歷史範疇內的唯心主義就暴露出來了。費爾巴哈的哲學是實在論的,以人為出發點,但是這個人始終是宗教哲學中抽象的人。「這個人不是從娘胎里生出來的,而是從一神教的神羽化而來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現實的、歷史地發生和歷史地確定了的世界裡面;雖然他同其他的人來往,但是任何一個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樣是抽象的」。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費爾巴哈的下半截是唯物主義者,上半截是唯心主義者;他沒有批判地克服黑格爾,而是簡單的把黑格爾當作無用的東西拋在一旁。然而,費爾巴哈沒有走的一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而這一批判繼承和發展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思想的工作,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完成的。

馬克思重新返回到唯物主義觀點,並且接過了黑格爾哲學中被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倒錯所限制的辯證方法,重新唯物地把人們頭腦中的概念看作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作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一來,辯證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得到了恢復,擺脫了曾經在黑格爾那裡阻礙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義裝飾。

此外,恩格斯還提出了兩個哲學的基本命題。他第一次提出了「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哲學家們依照對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何者為本源的問題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他同時指出,思維和存在的關係還有另一個方面,即我們的思維能不能正確認識世界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論和不可知論。恩格斯批駁了懷疑和否定人認識世界的可能性的錯誤觀點,指出實驗與工業是對這一「哲學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既然我們自己能夠製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並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如果新康德主義者企圖在德國復活康德的觀點,而不可知論者企圖在英國復活休謨的觀點,那麼,鑒於這兩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早已被駁倒,這種企圖在科學上就是開倒車,而在實踐上只是一種暗中接受唯物主義而當中加以拒絕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最後,恩格斯說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基礎,系統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階級基礎。之前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唯物主義,是建立在發展尚不完備的,把生物和非生物當做既成事物的自然科學的基礎之上的。直到18世紀末,自然科學都只是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是搜集材料的科學。而進入19世紀,自然科學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繫的科學。這其中的自然科學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三大發現(細胞、能量轉化、進化學說),使得人們對於自然過程的相互聯繫和歷史發展大踏步地前進了。「隨著自然科學領域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辯證唯物主義,正是建立在這些新的自然科學發現的基礎之上。自然界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然而,「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自然界中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而在社會歷史領域內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活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但這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舊唯物主義迴避這個問題,其歷史觀(如果有的話)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按照行為的動機來判斷一切,卻不去探究動機產生的動因。然而,「在以往的各個世代,對歷史的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繫是混亂和隱蔽的。」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聯繫簡化了。階級鬥爭愈發尖銳和凸顯,歷史在此終於揭下了自己的遮羞布。而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建立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上的。在此,恩格斯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幾個基本原理: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國家、法律、哲學、宗教等等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並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最後,恩格斯指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是主要面向工人階級的,並且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學那裡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哲學從來都不是從哲學家的腦袋裡鑽出來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精靈,相反的,哲學是帶有煙火氣的,是從千百年的、無數人的歷史實踐中脫胎而出的。誠然,一個哲學思想的提出,確實需要通過一個或幾個哲學家的腦袋,嘴巴和手,表面上只是天才們一時才華的噴涌。然而真正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些思想能在這些腦袋中產生,為什麼這些思想一經問世就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答案只能是一個:哲學家們不是脫離凡塵俗世的神祗,他們是社會中的人,是歷史中的人,他們的想法,來自於社會的現實、歷史的總結,來自於千百萬人過去和現在的實踐及其產生的社會基礎;哲學家們的思想之所以能夠得到信奉或拋棄,取決於其是否能夠恰當地解釋歷史與當時社會的現實,是否符合歷史和當時得出的經驗與規律。總而言之,哲學是對歷史實踐的或正確或錯誤、或確切或有偏差的抽象總結。它必然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即歷史實踐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變化。舊的哲學流派在新的歷史實踐的衝擊下消亡了、變異了,新的哲學流派隨著新的歷史實踐而產生,一切以歷史的運動為轉移。

當然,比起國家、法律,哲學畢竟是更高的、更遠離物質基礎的上層建築,相應地,也是一個相對安全的領域。新興勢力和保守勢力的較量,在採取暴力的、流血的鬥爭方式之前,就已經在哲學的擂台上展開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成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表現;哲學上「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低聲吟誦,不過是法國革命高亢華章的提前排練;由黑格爾總其成的德國哲學革命,是德國民主革命的序幕;而黑格爾學派分裂出的正統派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鬥爭,也正是激進資產階級與反動專制的封建階級鬥爭的預演……哲學革命是巨大社會變革的信號彈,是隱晦到可能連作者都不自知的革命的次回預告。

哲學是歷史的,它隨著歷史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絕非一經產生就不容懷疑的教條;哲學是有階級性質的,各個不同階級運用不同的哲學展開鬥爭。為一切階級所創設的哲學,必然對一切階級都不適用,將被一切階級所拋棄。

哲學從歷史實踐中總結而來,也必將以指導實踐的方式回到歷史中去。能不能正確地、有效地運用哲學去指導實踐,牢牢抓住哲學這一有力武器,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這裡只消舉幾個反例就夠了: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分子們,是如何用「新康德主義」去閹割馬克思主義,是如何用含情脈脈的面容把工人們誘向經濟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的歧途的,這難道是可以忽略的嗎?蘇修是如何用庸俗不堪的市儈和官僚主義「修正」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共產主義理想蛻化成小市民的享樂主義,將最革命的理論變為最為壓抑的桎梏的,這難道不是觸目驚心的嗎? 近幾十年來的不肖子孫們,難道不是粗暴地歪曲、剪裁馬克思的哲學論述,用他們那沾滿銅臭和血污的雙手給馬克思主義蒙上庸俗不堪的經驗主義和事務主義的污濁,而把真正革命性的思想束之高閣,製成供人觀瞻的神像,自己背地裡卻干起瀆神的可恥勾當來嗎?形形色色的叛徒們早就在哲學上(而又不僅是哲學上)背叛了工人階級,卻仍舊縮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庇蔭之下偽裝起來,給工人階級造成了無數的苦難和破壞,這種情形,難道是可以容忍的嗎?

夠了,在這些令人作嘔的爬蟲身上花費的筆墨實在是太多了。讓我們把眼光投回自身吧。自己所拋棄的旗幟,必然是會被敵人拾去的;前人所拋棄的旗幟,也必然有後人來重新舉起。面對這面被棄置於污濁中的旗幟,我們除了艱難地將其拾起、洗凈,更為堅定地握持這面旗幟,更為有力地揮舞這面旗幟,使之得以重生、復興,還有什麼是可做且應做的呢?

「沒有理論,我們就要死亡,死亡,死亡!」——斯大林死前留給蘇共的最後的讖語。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作者:菲利波夫

編輯:蒙哥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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