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封宗邑瓦書文字集釋
瓦書原為我國著名的書法家、文博專家段紹嘉先生的藏品。段紹嘉先生仙逝後，瓦書被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部分學者認為瓦書於1948年出土於陝西省戶縣。但據段紹嘉先生回憶，瓦書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戶縣購獲的。看來認為瓦書是1948年的這一說法並不準確。
「秦封宗邑」這件陶制的瓦書呈長條板狀，長24厘米，寬6.5厘米，厚1~0.5厘米，首尾比中間薄一些。瓦書的表面較為光滑，但下段有三四處土綉。字里塗有紅色的顏料，正反兩面都刻有字，共計119字，字體小篆。
銘文釋文為：四年，周天子使卿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長游出命曰：取杜才（在）酆邱到潏水，以為右庶長歜宗邑。乃為瓦書。卑（俾）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孫孫以為宗邑。顝以四年冬十壹月癸酉封之。自桑?之封以東，北到桑匽（堰）之【以上為正面文】封，一里廿輯。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卜蟄，史羈手，司御心，志是霾（埋）封。【以上為背面文】
四年：
陳直：《史記·秦本記》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當即其事，此劵可定為秦惠文王時物，起句義法，與大良造商鞅量相同，確是孝公一帶之作風①。
郭子直：秦惠文王四年，相當於公元前334年，即為瓦書製作之年，與史籍合，可以論定②。
袁仲一、劉鈺：周天子賜胙是惠文王前四年（前334年），即周顯王三十五年③。
李學勤：《史記·周本記》顯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秦本記》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六國年表》同。瓦書與之相合，應作於秦惠文君四年，即公元前334年④。
按：周天子賜秦文武胙先後有兩次，一個是秦孝公二年，一是惠文君四年。瓦書與文獻記載的時間相符，應為公元前3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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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直：《秦陶劵與秦陵文物》，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第68頁，第68頁。
②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③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2頁。
④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34頁。
卿大夫辰：
袁仲一、劉鈺：卿大夫是卿與大夫爵名的合稱。《公羊傳·襄公十一年》徐彥疏：「卿、大夫者，皆是爵號，但大同小異而已。若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若別而言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一說「卿大夫」為春秋戰國時所設爵名，同「上大夫」。可見「卿大夫辰」是天子周顯王屬下的一位高級長官，故能接受天子之命來致文武之胙①。
李學勤：「卿大夫」見《管子·揆度》，註：「上大夫也。」「辰」為卿大夫之名②。
文武之酢：
郭子直：酢，「來致文武之酢」。「胙」之借字，《周禮》有借「胙」作「酢」的用例，則是戰國文字慣用假借的殘餘。其實甲文、金文中原只作「乍」，殷墟卜辭已借為「作」、「則」。以後才增添形旁，造出以乍為聲的一些形聲字，初期的形符並不固定。分胙、酢為二字，已是分化以後的現象了③。
袁仲一、劉鈺：酢與胙，均為鐸部，從紐，雙聲疊韻通假。秦是異姓諸侯，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賜予秦惠文王，對秦來說是極其榮耀的事；同時也反映了秦勢力的強大，迫使周天子要另眼相看。「致文武之酢（胙）」，是周天子結交諸侯的一種外交手段④。
汪中文：天子賜胙有三種情形，一是賜同姓侯國，二是賜先代之後，三是賜異姓侯國有功者。周天子賜秦王胙與秦封右庶長歜宗邑事，二者之間關涉不大，而卻首書者，此蓋是秦器以事記年的方式。所以如此者，蓋當年所發生特殊之事。人皆樂道而熟知者，識其事而其年亦可知矣。而周天子賜秦王胙，亦無上之寵耀殊榮，為時人所樂道，故書之以彰顯其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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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①
②同②
③同③
④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2頁。
⑤汪中文：《秦封宗邑瓦書文補釋》，見《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灣師範大學。
李學勤：「酢」讀為「胙」，膰肉①。
按：酢與胙疑為異體字。胙，《說文》：「祭福肉也。從肉，乍聲」胙是祭祀求福用的肉，祭祀後發給眾人。胙肉本分給同姓，此外唯二王之後禮得賜胙。天子賜胙與秦國，說明了秦國的強大。
大良造庶長游：
陳直：大良造為秦爵之第十六級，《漢書·百官表》作大上造，《史記·秦本記》，「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又商鞅量亦作大良造，與劵文同。庶長當為秦爵十八級大庶長之簡稱②。
郭子直：發布命令的大良造庶長游，不見記載，當即見於秦國兵器四年相邦戟銘文中的「楞斿」。李學勤先生說督造此戟的的最高官員「相邦斿」就是瓦書銘中的「游」。游的官職，兩器稱謂不一，想系戟銘面積面積有限故用省稱，瓦書為官文書則用全稱，以致歧異。准商鞅先例，可以「大良造」稱代「相邦」，這是以爵號代替官名。瓦書得「庶長」則為官名③。
黃盛璋：二十等爵僅有大上造，列十六等，無大良造，舊多以大良造為大上造，但並非最高級，陳先生則以「庶長為秦爵十八級大庶長之簡稱」，不論以十八級之大庶長當十六級之大上造或其他級之庶長，亦格格難合。至於相邦斿戈，陳、郭均以為前元四年同年所作，但稱謂不同，置於後元四年，豈不更好？按「相邦」秦兵器多見，根本不能認為是省稱，而「大良造庶長」也不能說是相邦的全稱。郭文以為「用大良造代相邦，這是以爵稱代官名，瓦書的庶長則為官名」。按史漢所載秦爵二十級，左、右庶長，駟車庶長，大庶長皆為爵稱，解為官名非爵稱，是沒有根據的。大良造庶長可能是大良造而兼庶長，更可能為專稱之爵稱，其地位相當於相邦，而非「代相邦」。以「大良造」，「大良造庶長」為兵器監造者，與以後以相邦為監造者地位完全相同，說明彼此相當，而不是省稱或代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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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34頁。
②陳直：《秦陶劵與秦陵文物》，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第68頁，第68頁。
③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④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其相關問題考辨》，見《考古與文物》1991年3期，第81頁。
袁仲一、劉鈺：大良造似為官名，庶長為爵名。《瓦書》中有「卑司御、不更顝封之」。司御為官職名，不更為爵名，官職名位於爵名前。此可作為大良造為官職名得佐證①。
汪中文：「庶長」最初似為官名，而後轉變成爵名。釋「大良造」為官名，比釋其為爵號，較合情理。「大良造庶長」宜解為「大良造」而兼「庶長」之官②。
李學勤：「大良造庶長」疑即「大良造」之繁稱③。
出命：
黃盛璋： 「出命」意為奉王命，西周金文有「出入（納）王命」。瓦書「大良造庶長游出命曰」，亦即宣布王命。出入王命必為執政者，此亦大良造庶長執政者之地位，同於相邦的一個佐證④。
李學勤：先秦習語，指傳王之命，大良造庶長游也為發布君命⑤。
按：《商書·舜典》中「夙夜出納朕命」與《周禮·大仆》中「出入王之大命」的「出命」皆指發布君王命令，由此可見大良造庶長游也為宣布命令。
右庶長歜：
陳直：右庶長為秦爵第十一級。劵文受封之右庶長歜，當即壽燭，史記穰侯魏冉傳雲，冉以昭王十四年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冉復相，歜燭二字音形均相近，蓋古文之假借字，漢書古今人表，顏歜，戰國策作顏斶，人錶王歜，說苑立節篇作王蠋，人表顏燭聚，史記作顏涿聚，是皆同聲假借之明證，惠文王四年下距昭王十四年，計有四十一年，蓋歜當惠文時，僅官右庶長也⑥。
郭子直：從諧聲偏旁看，「歜」「燭」都從「蜀」聲，古音同屬正齒三等。歜，昌母；燭，章母，韻部同在入聲屋部，文獻上且有通假實例，故以二字相同，可無疑義⑦。
按：陳、郭兩人以為歜即秦昭王時曾為相的壽燭，由年壽推算，這一說法是可能的，但還需多加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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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3頁。
②汪中文：《秦封宗邑瓦書文補釋》，見《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灣師範大學。
③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36頁。
④同，第83頁。
⑤同。
⑥陳直：《秦陶劵與秦陵文物》，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第68頁。
⑦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宗邑：
郭子直：宗邑原是奴隸主各級大宗建立宗廟的城堡。春秋後期，各國設立郡縣，逐步廢除世襲分封制。到了戰國，孝公變法，廢除世襲特權，採用商鞅的新法，設四十一縣。這次惠文王又給右庶長歜封了宗邑，並在瓦書上明確表示，要「子子孫孫以為宗邑」，仍是沿用舊名稱、舊制度。於此可見，秦國當時雖已實行了封建社會的郡縣制，卻仍有宗法制度的殘餘①。
黃盛璋：宗廟所在就是宗邑，地方不必很大。瓦書封歜宗邑，僅一里廿輯，地方不大，但為宗廟所在，子孫世守，不能改封他族的②。
李學勤：「宗邑」《左傳》庄公二十八年、襄公二十七年、哀公十四年凡三見，注云宗廟所在。傳問皆論及宗邑的重要性③。
註：宗邑為宗廟所在，只能子孫世守，不能隨意改封，這是宗邑與一般封地的不同之處。
一里廿輯：
郭子直：一里廿輯，當指這一宗邑所管轄居民組織的單位數量。里，秦鄉村基層政權單位。一里內住的戶數，由25家多到100家，文獻記載不一。這樣可理解為賜給宗邑，就包括土地和居民一起賞賜的。若說里是面積單位，那麼作為一家宗邑，似乎嫌太少了④。
黃盛璋：里有兩解：一為道理表長度，一為鄉村基層政區單位。郭文以為指後者，而按照上下文意，緊接兩封之後，顯指前者為是，如指後者，秦里皆有名，應稱里名，且不應有零餘之數「廿輯」。「一里廿輯」是指「自桑墩之封北到於桑堰之封」的長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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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①。
②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其相關問題考辨》，見《考古與文物》1991年3期，第88頁。
③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38頁。
④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⑤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其相關問題考辨》，見《考古與文物》1991年3期，第90頁。
尚志儒：《漢書·食貨志》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以一里為二十五家為單位。輯，用為籍，為同聲假借，在此當指薄籍。當時規定成年男女都要列名於薄籍，如無特殊原因，只有死後才從薄籍上除名。列入薄籍的男女，除負擔「給公家徭役」外，男子還須另立門戶，成家立業。著名於薄籍，就認為是有了家室。在這種意義上，籍與家是相同的。瓦書得「一里廿輯」指的是這一宗邑所轄居民組織單位的數量，共轄四十五家①。
袁仲一、劉鈺：「一里二十輯」，只能理解為一里轄區內的在籍人口為二十家。右庶長歜之宗邑處於咸陽的京畿地區，邑的範圍狹窄，邑內轄屬的在籍戶數較少是可以理解的。它不是縣邑，也不是鄉邑，而是一里之邑②。
李學勤：古以三百步為里。「里」可為長度單位，也可為面積單位。瓦書「里」系長度單位，仍為三百步。「輯」疑讀為「楫」。「楫」有樹木之義，蓋為秦人語。瓦書言自桑?之封至桑匽之封，其間皆為每里植樹二十處，推算摺合每20.7米植樹一處③。
司御不更顝：
陳直：不更為秦爵第四級。顝字見說文雲，大頭也④。
郭子直： 「司御不更顝」，司御是顝的職名，不更是爵稱；同此，「司御心」也就是心的職名，只是顝有爵位，心無爵位而已⑤。
袁仲一、劉鈺：秦簡整理小組註：「司御，管理車輛的人」。管理車輛的人參與賜田的封疆劃界與理不合。因而瓦書中司御的職責當另有所屬。顝的爵位為不更，地位不高，是下級小吏，負責或權且負責管理土地事宜，因而使其負責宗邑的封疆劃界⑥。
李學勤：「不更」，第四級爵。按《傳食律》，司御的待遇相當第二級爵上造以下，此人則有不更之爵，身分較高⑦。
按：「司御」見秦簡《傳食律》。顝《說文》：「大頭也，從頁骨聲，讀若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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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志儒：《秦封宗邑瓦書的幾個問題》，見《文博》1986年6期。
②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9頁。
③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40頁。
④陳直：《秦陶劵與秦陵文物》，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第68頁。
⑤同。
⑥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7頁。
⑦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39頁
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
陳直：田佐當為農官①。
郭子直：疑這兩人是秦國政府派來參加封界事務的的少吏，名前加曰另起一段，以示區別。大田，春秋戰國以來東西各國政府主管農業的小官，本銘作官署用，佐和史都是大田官署的少吏②。
李學勤：「大田」見秦簡《田律》。《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四》謂其職為「墾田大邑，闢土藝粟，盡地力之利」。「佐」、「史」並稱，秦簡習見。佐名未，史曰初③。
袁仲一、劉鈺：「大田」 為官名，主管農事。「大田佐」為大田的屬吏。「史曰初」，初為人名，史為職名。史是從事文書或筮的小吏，每每世代相傳。雲夢秦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非史之殹（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史之子從小就要在學室接受讀寫文字的教育，到十七歲時，經考試，能「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④
按：陳氏雲「田佐當為農官」，則是以「大」作定語，以「田佐」為官名，誤解原意了。郭氏等人的說法較為可信。
敖童：
郭子良：瓦書銘文中的「敖童」，顯然不能作「成童」解。當時究竟何指，需要再加研究⑤。
黃盛璋：大田佐是官職，敖童應為爵稱，二十等爵稱沒有敖童，無爵時稱士伍，敖童應為士伍中壯男⑥。
尚志儒：「敖」，疑當讀為豪。「童」似為僮僕之童。《說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是童為有罪之男奴。《說文》對童的這種解釋，疑指秦漢以後的含意。雲夢秦簡中因有罪而降為官奴僕的記載甚多，但從未見有童這一名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佐證。瓦書中的敖童，似為官署中跟隨大田佐辦事的豪強有的人員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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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直：《秦陶劵與秦陵文物》，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第68頁。
②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③同，第341頁。
④同，第200頁。
⑤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⑥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其相關問題考辨》，見《考古與文物》1991年3期，第89頁。
⑦尚志儒：《秦封宗邑瓦書的幾個問題》，見《文博》1986年6期。
袁仲一、劉鈺：大田的屬吏（佐）名曰未，是已傅的敖童。雲夢《秦律十八種·內史雜》：「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這是說任命佐必須用壯年以上的人，不要任命剛傅籍沒有爵位的人。但是也有例外，「大田佐未」屬於這種情況，在傅籍不久的敖童時就成為大田下屬的小吏。可能因其才能出眾，超常任用，故在其名前加「敖童」二字，標明身份特徵①。
李學勤：「敖童」是一種身分。未以敖童任大田佐，在當時未免被譏為稚嫩。秦律《內史雜》言；「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伍新傅」，可能就是針對這種情形而制定，惠文君時或無該一律文②。
按：雲夢秦簡中兩次出現「敖童」，見《傅律》：「匿敖童及占癃不審，典、老贖耐」，又見《秦律說》：「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是匿報戶口，匿敖童是不報成年應該服役與戶賦的人。「敖童」是達到規定年齡應傅籍、負義務的男青年。
卜蟄，史羈手，司御心：
陳直：為卜驚蟄之義，疑屬於太史令③。
郭子直：卜，卜人也。卜，職名，蟄，人名。「史羈手」的「手」，疑可作「手書」、「手跡」解。銘中的「手」作動詞用，似可理解為這件瓦書是史羈刻寫的。史的職務，從秦簡看，主要的工作已轉到文化教育方面，而從事占卜等迷信事務漸降至次要地位。銘文中記出瓦書是史羈刻寫的，其作用只能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性質，毫無後世碑板上「書丹」的意味。前後出現的兩位「史」，名稱雖同而職務有異，史初的史，是大田官署中從事文書事務的小吏。瓦書末行與「卜蟄」聯署的「史羈」，就是所說的筮人兼管文書的事務的小吏④。
尚志儒：「卜蟄」是史初與敖童在這次封宗邑活動中的具體行動。卜，即卜筮。蟄，《說文》曰：「從蟲，執聲」，而「蟄」從坴從丮從蟲，意為以手植木於土中，從蟲或即字之衍，當釋「執」為是。「執」在《說文》丮部，乃蓺字初文。瓦書是說史初卜筮之後，即與敖童在封界上栽種樹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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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1頁。
②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41頁。
③陳直：《秦陶劵與秦陵文物》，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第68頁。
④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⑤尚志儒：《秦封宗邑瓦書的幾個問題》，見《文博》1986年6期。
李學勤：卜名蟄，史名羈手，司御名心，為並列的三人。卜、史之史為筮人，與佐、史之史迥異①。
袁仲一、劉鈺：瓦書的「手」字，應理解為簽署。即大田佐敖童未、史初、卜蟄、史羈等人，均參與了封疆劃界的事宜，並在瓦書上籤署②。
按：陳氏釋為卜驚蟄，似誤解原意了。
志是薶封：
尚志儒：「史羈手，司御心志是」的文例相同，都是在職司後加私名，接著再說具體工作，首尾相應，貫通融合③。
李學勤：「志」通「識」。「是」訓此，指瓦書。「薶」讀為「鬿」「埋」。意為大田佐、史和卜、史、司御五人記名於瓦書之上，埋於封下④。
袁仲一、劉鈺：「是」字應下連，讀為「是薶（埋）封」。「是」是連詞，表示前後相關，相當於「於是」，起承上啟下的作用。意思是：於是把瓦書埋於封內⑤。
封：
郭子直：銘中的「封」，義為封樹。銘中的「封」就是秦律所說的阡陌疆界；作動詞用，就是劃定疆界⑥。
黃盛璋：封主要用土壘砌，「封」字正從兩土加疊。雲夢秦律有一條問答說：「盜徒封，贖耐，如何（可）為封？封即田阡陌頃畔封也」，說明封可以徒，絕不能為栽樹，同時封是劃定，可以改變，盜徒封所以處罰那麼重，即因其代表所有權。瓦書得封就是封宗邑之疆界，築土為台而非栽樹，兩封之間連築起來（埒）就是宗邑之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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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學勤：《秦四年瓦書》，見李縉雲編《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42頁。
②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2頁。
③同。
④同。
⑤同。
⑥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年6月。
⑦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其相關問題考辨》，見《考古與文物》1991年3期，第87頁。
尚志儒：古代田界的「封」，應由封土和封樹兩個實體組成。只有「封土」、「封樹」兩個程序完成，作「封」的過程方告結束。此即典籍所謂「封而樹之」之本意。瓦書記載秦政府這次封宗邑活動，由司御不更顝前去作「封」，而由大田官署的佐吏、豪童、史初等卜筮後在「封」上栽種樹木①。
袁仲一、劉鈺：從「桑?」、「桑匽」可知封植有樹木。樹木既可起標識的作用，又可使封的土壩加固，防止封土的流失②。
內容大致為：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周顯王派卿大夫辰來到秦國，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賜給惠文王。當年冬季十一月辛酉這天大良造、庶長游宣布惠文王的命令，割杜縣從酆邱到潏水之間的土地，作為右庶長歇的宗邑。於是製作這件瓦書，使司御不更預來到宗邑，說：子子孫孫，都把這裡做為宗邑。四年冬十一月癸酉這一天，開始封宗邑，從桑陴的封界以東，北到於桑匽的封界，共邑四十五家。大田官署的部佐，僮僕和吏初負責占卜和在封界上栽種樹木，吏羈刻寫瓦書，司御心記錄了封宗邑整個過程，最後把瓦書埋在封界之中。
瓦書記載了秦封宗邑的過程，反映了秦國當時的封邑制度和土地制度，為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資料。瓦書的字體為小篆體，但帶有早期隸書的韻味，為古文字的發展演變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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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志儒：《秦封宗邑瓦書的幾個問題》，見《文博》1986年6期。
②袁仲一、劉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見《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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