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焦家遺址：中國上古文明的一塊拼圖

10日，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作為近30年來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的焦家遺址入選。

地處濟南章丘的遺址是5000餘年前魯北古濟水流域的一處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意義的聚落，在未發現文字記載的上古時代，黃河、長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終融匯出中華文明。中國東部地區的文明起源和發展，在焦家遺址中若隱若現。

濟南章丘焦家遺址航拍圖

農田裡的「探險」

隆冬時節，濟南章丘區龍山鎮焦家村外的農地一片寧靜，除卻農戶家的圍欄里傳出幾聲鴨叫，只有五六個人裹著護膝，舉著洛陽鏟在地里探土時，細密的人語和落葉的破碎聲。村民對他們習以為常，那些是留守在此的山東大學考古系的學生和技術人員。但田間的靜謐卻是久違了。

並非因為農閑，而是之前的兩年里，這片農田下的遺址吸引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我剛來考古調查時，村民見我們在田裡轉悠，一度認為我們是來破壞遺址的。」王芬是山東大學焦家遺址考古隊的領隊，在她的帶領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會生態被掀開了一角。她告訴我，這片農田下有古遺址，30多年前便盡人皆知。1987年文物普查時，焦家遺址被發現。上世紀90年代初，考古部門在小規模試掘時，從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玉器，頓時轟動，這裡被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早春，她的團隊來調查遺址面積時，農田的中央是一片種糧食的高地，低矮處有樹，四周被村莊包圍。

王芬與此地結緣，必然中也有偶然。她告訴我，在焦家遺址之前，山大考古隊在多處著名的龍山文化遺址開展工作，前些年，她曾帶隊發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貝丘聚落，但針對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之前所涉不多。2015年山東大學承辦高規格的國際歷史大會，在章丘區開設了一個衛星會議，探討龍山文化與早期文明。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和聯絡人，山東大學的欒豐實教授和濟南市政協的崔大庸教授均是考古系出身，深知章丘地區的考古價值，最終促成山東大學和章丘的深度合作，決定在焦家遺址持續開展工作。

焦家遺址發掘現場。考古人員通過測量人骨，發現墓葬男主人身長最高的竟然達到1.9米，超過1.8米的也為數不少

「我們希望學生能有一處文化遺存豐富、可持續開展工作的實習場所。」王芬的初衷十分簡單。這個目標實現起來也不難。焦家遺址所在的章丘地區本就是考古重鎮，遺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遺址，那是龍山文化最早被發現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兩公里，又有山東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後李文化的西河遺址。章丘龍山文化博物館田紀寶館長告訴我，焦家遺址周圍蘊含著山東地區上古文化一脈相承的一塊拼圖。「這裡可以挖掘10年、20年。」

正式發掘之前，考古隊經過勘探，初步判斷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東北。考古隊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算是冒險的決定。「我們把發掘區定在兩片區域中間，覺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能對不同時期遺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區和變遷，形成一些比較關鍵的認識。」2016年3月底，在王芬和同事的帶領下，30多名學生每人負責一個探方，開始一學期的挖掘工作。

隨著挖掘的深入，不同時期的土層漸次展現在王芬師生面前，這卻在最初的十幾天裡帶給王芬越來越深的焦慮。王芬告訴我，他們挖完漢代文化層時，已臨近4月中旬，早期文化層幾無蹤跡，大汶口時期的遺迹似乎更是遙不可及。王芬在學生面前故作鎮定，卻隱隱擔心整年的挖掘工作撲空，有些懷疑自己劃定的發掘區域。「是不是當時有點貪心，既想挖房子又想挖墓葬，結果恰恰布在了居住區和埋葬區中間的空白地帶？」

轉機隨著探方中出現長條形的遺迹悄然而至。那時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頭，遺迹出現的形狀疑似墓葬，學生悄聲的彙報終如撥雲見日，「出器物了！」

喜悅在工地上迸發，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繼出土。王芬已忘記轉機出現那天，他們工作了多久，她只記得器物清理到一半時，天色已黑，陶器還留了半截在墓里。「不能讓陶器在地里過夜。」學生們舉著手電筒圍在探方四周，老師在下面挖掘，直到墓葬里的文物都被清出。既然發現有陶器，師生們害怕晚上墓葬被盜，把塑料棚搭在車和梯子上，在現場搭起一個簡易帳篷，幾個男生裹著被子臨時值夜班。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到5點，老師和部分學生就起床了。興奮勁兒仍未消退，他們準備好發掘工具，背著包，把守夜的學生替回來。「那時感覺特別好，早上起來黑黑的，就迎著第一縷曙光在那兒清理遺迹。」

但歡快的氛圍很快被工作壓力淹沒。王芬告訴我，「我們是看天工作，如果天亮得早，我們不到7點就上工，等特別熱的時候就休息，但要保證每天8小時在工地。」因為農村周邊沒有旅館，他們租住在村裡的舊房，無法保證每天從工地回來能洗上澡，天氣漸熱，他們隔幾天才會去一次鎮里的公共澡堂。每日回到住處，學生仍要繪圖、寫發掘記錄、製作遺迹的三維成像圖。「很快學生們就在忙碌中變得越來越安靜，早上起床時間也越來越晚。」

忙碌的工作直到實習結束也沒有停息。工地收工後，王芬與學生在學校里整理遺址資料。「2017年初，我們已對遺址形成大體認知。所以第二年度挖掘的1000平方米，比第一年從容得多。比如我們針對城牆、壕溝等重要遺迹，做了重點解剖，還發掘出一批大墓，能為遺址定性。」王芬說，「除了發現大量大汶口文化遺迹，還發現了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而漢代遺迹也很多。」她向我介紹，最矚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時期，兩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時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另有灰坑、窖穴、手工作坊等遺迹類型。出土遺物規格很高，應代表了魯北地區一處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遺址。

考古即教育

王芬不會把野外的考古工作僅視為學術研究，為考古隊順利駐紮進村，協調各方關係，是身為領隊的職責。而長年鄉野的生活，與村民相濡以沫，彼此間淳樸的感情是她最珍視的。村民郭梅負責為考古隊的師生做飯。「她對我們像家人一樣關心。」師生每次進村，郭梅都會噓寒問暖。我隨王芬在村裡見到她時，她們用當地方言攀談起來。「王老師待我們村民就像自己的學生一樣親。」當我問起考古隊在村中的情形，郭梅回答得乾脆：「他們用啥，我們給啥。」

彼此融洽的關係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考古隊進駐之初，村民對這些外來者和他們的工作都不甚了解。考古發掘佔用耕地，挖掘土層破壞地力，進駐之前需向村民支付賠產費和青苗補償費。「他們給的錢比我們自己種糧食能得的多。」郭梅告訴我，王芬沒有虧待村民。「佔用一季土地，他們補償兩季的錢。佔用兩季，補償三季。」考古隊還需要在當地招工，幫助勘探和發掘。一天50塊錢的工錢在經濟不景氣時，對村民的生活是個不小的補充。他們起初生怕考古隊會拖欠工資，而面對需要做的工作，他們更是懵懵懂懂。

焦家遺址發掘現場的陶壺

上世紀80年代，遺址旁邊有窯場，燒窯取土，挖出過一些瓷器和玉器，在九十年代初，還一度發生了盜墓的現象，曾在村民中引起不小震動。被盜的文物後來大部分被收繳回來，存在章丘龍山文化博物館。村民意識到，地里的東西屬於國家，不能亂動。農田歸於平靜，仍種小麥和玉米。在遺址周邊，村民逐漸形成保護的意識，才有王芬進村時，舉報陌生人的舉動。但村民卻始終不了解地里文物的價值。直到他們看到考古隊的學生們像呵護珍寶一樣清理陶片，給在他們看來不起眼的陶片貼標籤。他們感覺到，這些文物一定非常寶貴。

田館長說，焦家遺址的出名，讓村民們長足了見識。「原來村民哪裡見過當官的。現在不但市裡的領導，連省里的、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也見了個遍。」2017年6月的「世界遺產保護日」，山東省文物局在焦家遺址成立公眾考古基地，此前低調行事的考古工作呈現在公眾面前。當年的實習考古結束後，經多方專家論證，決定長遠規劃，對遺址進行回填保護。「政府和村裡簽了保護協議，村裡設立警衛房，派駐警員，又雇當地村民做文物保護員。」田館長告訴我，「農田四周都安上了攝像頭。2016年的時候，還發現有人去地里盜墓，如今再也不會了。」

焦家遺址發掘出的大部分文物都存放在龍山文化博物館，田館長決定春節期間做個特展，向周邊的遊客展示焦家遺址的成果。在他看來，焦家遺址的發掘為城子崖的龍山文化找到源頭。遺址中發現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牆遺迹，又能將山東地區出現早期國家的討論，從龍山文化時期向大汶口文化時期提前。而遺址中大片未發掘的地帶更引起他的遐想：「會不會還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遺存，能夠將距今7000多年的後李文化接續起來？」

聚落考古，「想到才能挖到」

我隨王芬乘車前往焦家遺址，村路四周一片開闊。她告訴我，這裡屬泰沂山北側的山前平原地帶，自古交通便利。北面因黃河古道多次改道，人跡無多。而此地東可通海濱，西距古濟水很近，沿濟水向西，可以直通濟源、王屋山。那裡有「太行八陘」最南邊的軹關陘，通過軹關陘，可一路走到臨汾。遺址穿過城子崖往南，便是泰山、沂山一線的泰沂山系。山間有古道，一路通泰安，直至淮河支流泗水、汶水的上游。

這基本是以泰沂山係為中心的海岱文化區的輻射範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向我介紹，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間，經歷北辛、後李、大汶口、龍山四個時期，山東境內的海岱地區形成了一個連續、穩定的文化傳統。它的範圍大致包括山東、河南東部、安徽北部和江蘇北部。「當地文明演進到距今5600年的大汶口時期時，開始加速發展，社會逐漸複雜化。而到了大汶口的中晚期，等級分化加劇，出土的墓葬有大有小，大墓中隨葬品多，出現彩陶、象牙器等貴重器物，墓裡頭的棺槨制度也開始不一樣。社會形態由聚落向早期國家邁進。」

焦家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

「從大汶口晚期，一直到龍山文化，還出現了文化上夸父追日式的西進。」李新偉曾在河南主持考古工作多年，他從中原地區的墓葬里，見證了那個時期強大的東方化趨勢。地處臨汾的陶寺遺址被一些考古學者稱為「堯都」，它所代表的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區的華夏文明形成的關鍵一環。在那裡的遺迹中，發現了海岱文化區的墓葬風格。「海岱文化區重視酒食器，精緻、規範的陶鬶、陶鼎、陶壺、陶杯都是那裡典型的隨葬品。又注重尊卑分明的禮儀制度，墓的規格、器物都分級。這些都是等級更加平等的早期中原地區文化難以見到的。」王芬向我介紹，商周時期最典型的青銅器，正是中原地區將中亞傳來的青銅技術，與海岱地區陶器器形結合的產物。而與夏代對應，被學者稱為「最早的中國」的以洛陽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其中發達的禮制許多即脫胎於彼時已被稱為「東夷」的海岱文化區。

焦家遺址正處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位置，出土最多的遺迹又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與田館長對於接續年代的期許不同，王芬和李新偉對墓葬的關注，更多是透過聚落研究的視角，聚焦在共時層面上，大汶口時期社會的變革。

王芬認為，考古工作中鑒定年代譜系的工作十分必要。但若想更深層地了解古代人的生活，還是需要聚落研究的理念。「就是在挖掘前便要想到，所有房屋的格局和分布，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制度和觀念。」李新偉說，考古人員挖到一個房子，不單要弄清房子的建造工藝，還要想裡頭住了多少人，物品的擺放緣由。小至房屋內部的布局，大至房屋間，乃至村落間的關係，均需如此思考。「比如聚落中大房子的位置在哪兒？如果動物骨骼都集中在它的周圍，這可能就是組織盛大活動，宴飲吃肉的地方，住在這裡的就會是個身份高的人。而有這個大房子的聚落規模大不大？如果大，周圍中小型聚落與它是何關係？它可能身踞要地，是一群聚落的中心。」

這些思考促使考古人員在出土的成果中不斷發現問題。王芬對焦家遺址發掘最滿意的地方是發現墓葬里的重槨。「木頭已經朽了，只不過棺槨部分的土顏色、質地跟周圍不一樣。仔細觀察才能發現木頭曾經存在過的一條黑色。把那個平面用手鏟刮乾淨，清理出一個乾淨的平面，棺槨的痕迹就會顯示出來。」李新偉是「六大發現」中焦家遺址的評議人，他向我講述發現棺槨的經過。「但考古中不可解釋的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只被當作一條普通的黑土。只有預先意識到，才可能在發掘時挖到。」

但王芬師生不滿足於此，她想到的是背後的社會基底。「就我們開掘出的遺迹來看，62.8%的墓葬有棺槨等葬具。這個比例高得驚人。」王芬告訴我，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的一筆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還有一重棺，兩重槨，可見此聚落中曾生活著一個龐大的富貴階層。「那麼，聚落能夠負擔這個階層所倚賴的支柱是什麼？是農業？手工業？抑或是商業？如果有商業存在，它交流的貨物是什麼？連通的遺址是哪裡？走的又是哪條古道？」

李新偉則最看重焦家遺址呈現出當時不同文化圈之間的交流。他告訴我，陶寺遺址的墓葬中有玉器，形制與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十分接近，然而地理上橫亘在它們之間的大汶口文化，在先前的考古遺迹中，發掘出的玉器極少。「焦家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玉器，且玉璧、玉環等形制與良渚地區一樣，填補了一段空白。」但他的疑問也接踵而至，「為什麼只有在焦家遺址里發掘出了大量的玉器？」這些疑問有賴於遺址的繼續發掘。

王芬的辦公室里堆滿資料，挖掘的場景也始終在她的腦中縈繞。她像偵探一樣，回顧發掘過程中可能漏掉的細節。他們決定今年勘探遺址全貌，不再安排考古挖掘，「我們要沉澱些時日，厚積薄發」。

（郭梅為化名，感謝彭小軍、惠佳對本文的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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