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意——抗戰時期冀中地區的地道和地道鬥爭

原標題：敵意——抗戰時期冀中地區的地道和地道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根據地曾展開大規模的地道鬥爭，尤以冀中地區最為突出。多年來，儘管由於影視和文藝作品的原因，地道戰已在國人中耳熟能詳，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卻罕見，影視及文藝作品的浪漫呈現和地道鬥爭的實際運作及其背後蘊含的複雜的政治、軍事內涵，相差也不可以道理計。作為中共主導的對敵鬥爭系列鏈條中的一環，地道鬥爭具有強烈的中共軍政特質，不僅是研究戰爭，更是了解中共生存、運作、抵抗方式的一個良好切入點，堅韌的武裝抵抗和一個對日充滿敵意的氛圍，是地道鬥爭開展的必要條件，這些源自中國面對侵略的民族主義激發，持續發酵則應歸功於中共的不懈努力。經由民族精神營造起的敵意，不僅是中共開展地道鬥爭的利器，事實上也是抗戰時期中共堅持敵後抗戰的重要助力。同時，像地道這樣一種本質上偏於被動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夠存在，與對手方露出的空隙不無關聯，日本當年在華北地區的統治方式與統治實態，是幫助觀察地道和地道鬥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

地道鬥爭最早的發源地在冀中地區。呂正操回憶：「地道的形成是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的。開始地方幹部和人民群眾為了防敵抓擄，在不得已時就藏入菜窖、山藥窖內。繼而挖掘了隱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窨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在這種洞里不能活動，不能作戰，只能消極隱蔽，敵人一旦發現，很難逃脫……初級的地道，最早出現在蠡縣。蠡縣離保定很近，環境又殘酷，所以地道先從那裡發展起來。」地道初起時擔任中共蠡縣縣委書記的王夫證實了呂正操的說法：地道「最初的形式，僅［是］在村外的一個洞而已」。

單個的地洞由於無法轉移，隱蔽效能有限，慢慢發展為地洞之間的聯通，形成所謂地道：「當敵人進行搜索時，『死窟窿』里的人是逃不出敵人的手掌的……於是長距離的地道開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著，而且地道從這個村莊通到了那個村莊，通到四周圍的村莊去。」冀中平原坦蕩，日軍機動好的優勢可以充分發揮，幹部、民兵、婦女和日軍周旋的難度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發展是一個容易想到的選擇。歷史上華北地區就有挖掘地道的記載，河北永清、霸縣等地多次發現地下古戰道：「古戰道結構十分複雜，既有寬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還有掩體、夾壁牆、閘門和迷惑人的『翻眼』等軍事專用設施。戰道與水井相通，內有通氣孔、放燈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設施。古戰道在土中的埋深，淺的頂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明人王士性描述過山西的地道：「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虜，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熏之。然其多歧竇，即熏煙，有他竅出不為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余，嘗與他家穿處相遇。」可見古地道規模已很可觀，躲藏功能也得到充分發揮。抗戰時冀中的地道在保存幹部乃至武裝力量中發揮的作用更為重大，時人談到：「地道不但與幹部、游擊隊員的生命聯繫著，而且與幹部、戰士之工作、作戰情緒有重大關係。有了一個好洞，比保有一處華麗的莊院還要高興痛快。」

地道在冀中得到發育，關聯著自然、歷史、社會和現實條件等諸多因素。自然地理條件是地道產生的基礎。冀中位於華北平原，地表土壤由黃河、海河沖積而成，土層厚，地表下2—6米區域為輕亞粘—亞粘土。輕亞粘—亞粘土塑性指數適中，常作為建築物地基或堤壩、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於地道穩固，且輕亞粘—亞粘土相對易於挖掘，便利地道形成。楊成武總結挖掘地道條件時，首先即提到：「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質，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即地道面上之積土），否則不僅無用，而還有倒塌房屋之危險，同時敵人容易掘開。」冀中的地質條件完全可以滿足這一要求。地下水的位置是影響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條件，冀中的安新縣因為「大部縣境是水地」，挖掘地道就較困難，民眾對挖地道不以為然，抱怨：「上邊叫挖就挖吧，有什麼辦法，還不是為了他們軍隊嗎?」不過，冀中大部分地區地下水都較深，不會影響淺表的地底作業。

單從地質條件言，冀東、冀南及豫北、豫中、豫東、魯西北地區均可滿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濫觴，主要緣於其獨特的歷史和現實環境。冀中是華北平原上中共武裝力量的發祥地。1937年10月，原東北軍五十三軍六九一團團長、抗戰前剛剛被吸收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呂正操率部脫離退卻中的部隊，留在冀中當地堅持抗日，所部改稱人民自衛軍，部隊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1937年底，自衛軍主力開到平漢路西整訓，1938年春節前後返回。此時，日軍南攻，國軍潰敗，「群眾悲觀失望，潰兵土匪到處公開行劫，賣燒餅的小販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時要遇到20多起路劫；貼票詐財成為常事。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軍隊，而成了極度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呂部回到冀中後，與東進的八路軍主力一起，大舉編並各類武裝，迅速壯大根據地，到1938年底，整個冀中根據地人口達到800萬，部隊「號稱十萬人」。這樣的成績，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創立了很大的黨和軍隊，發展了民運，建立了政權，使冀中平原成為抗日根據地之一，這都是冀中區領導同志堅持執行中央路線與冀中全體同志艱苦奮鬥的結果。」而國民黨方面對於中共在冀中「橫行」的指責，也側面說明了其在冀中的壯大。正因此，作家高敏夫1938年底到冀中高陽時，可以到「設置完備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麗花紋的玻璃磚鑲的牆壁和地板，光亮的電燈」，「在有白凈檯布的長方桌四周，坐在最舒適的西式椅子上」向冀中的文化人介紹陝甘寧邊區的狀況。

作為中共在華北發展最為迅速的根據地之一，冀中直逼日軍在華北的控制中心平津地區，距河北重鎮保定更是咫尺之遙，可謂日軍的肘腋之患。1939年，隨著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日軍開始將重心放在鞏固其控制區域上，冀中作為日軍眼皮底下的敵對地區，首當其衝受到日軍連續攻擊。儘管在抗戰初期天時、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中共造就了一個強盛的冀中根據地，並充分調動根據地的人力、物力和政治資源以運動戰、游擊戰的方式和日軍周旋，但面對日軍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持續保有根據地還是力所難能，有關報告顯示：「及至19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據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以上為敵占區和游擊區）。」到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冀中形成日軍和中共力量犬牙交錯的狀態：「敵人不斷的採取著不同方式對我實行進攻，我之根據地常有部分的變為敵占區。由於我之不斷的進攻，又使敵占區變為我之根據地。因此，我之各種武裝，為要遂行其所擔負的任務，就要依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鬥爭方式。」

中共和日軍爭奪異常激烈的特殊態勢，催生了冀中地區挖掘地道的動能。中共和日軍交叉拉鋸，互有進退，而從總的趨勢看，由於雙方軍事力量上的差距，中共在日軍的蠶食進攻中，地區逐漸被蠶食，武裝也處於游擊運動的相對被動狀態，要承受日軍一波波「治安強化」運動的持續壓力，尋找游擊和躲避的空間至為關鍵。在冀中這樣的平原地區，客觀而言，地理環境對游擊和躲避並不有利，地道的出現可謂適逢其時。如果缺少了拉鋸這一背景，條件太好或者太壞，地道鬥爭都很難產生。當時幹部分析地道產生背景時說：「如果說只是因為敵人掃蕩、清剿頻繁，才逼使群眾這樣乾的，即所謂『壓力大，反抗也越大』，從當時的事實看也說明不是全面的，如當時在冀中東部沿津浦鐵路附近和冀中北部（大清河北）某些黨和群眾基礎還差的地區，對敵人頻繁掃蕩清剿寧願應付順從，從而忍耐下去也不肯搞地道鬥爭。反過來說，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的冀中中部處在滹沱河和瀦瀧兩河之間的安平地區，整個縣只有縣城內有敵人，而且從1938年至1942年大掃蕩一直是長期處在我優勢兵力包圍下，敵人根本不敢出來掃蕩。雖然安平縣的黨和群眾基礎也很好，但缺乏敵人壓力，單靠我們發動或用什麼強迫辦法硬要搞出地道鬥爭也是困難的。」地道是不穩定環境的產物，如果對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則地道和地道鬥爭失去存在的基礎，而自身如果處於安定環境中，挖掘地道則不免畫蛇添足之嫌。

拉鋸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環境，地道和地道鬥爭的產生及發揮功能，更重要的還在於人的因素即民眾的態度，對此，中共有十分清楚的認識：「地道鬥爭必須依靠於群眾的力量，否則是不可能進行的。」地道挖掘必須依靠民眾，同時民眾是否為地道保守秘密，是否通過地道幫助掩護中共幹部和武裝人員，是地道能否有效的關鍵。地道基本是依村而建，民眾挖掘地道不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應的村莊還要承擔被日軍發現地道後展開報復的風險，沒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難以想像的，地道和地道鬥爭開展這一事實本身，已可顯示中共在冀中紮根的事實。中共與民眾的關係，其對手方留下了不少記載，日本人承認，中共的「武裝和黨組織滲透到一般群眾之中，應當看到匪區的全體民眾都是懷有敵意的，因此單憑宣撫工作來分離匪與民是很困難的」；「由於血緣和地緣的關係，民眾與中共黨軍的關係非常堅固，不可輕視」。在「掃蕩」中，日軍處處感到中共武裝和民眾結合的威力：「沙河、木道溝河沿岸一帶地區，素有中共平原根據地模範區之稱，交通壕、地道建築非常普遍，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有地下設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個村莊用地道連接起來。而且農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識很強，形成了半農半兵狀態，就連老幼婦女也組織了抗日團體。因此，各部隊在推行肅正工作時極為困難。」

中共在冀中表現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除其本身成功的政治、組織和群眾動員工作外，冀中獨特的內外在條件也提供了不少助力。冀中是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最早佔領的地區，為顯示威力，日軍在初期佔領地區，燒殺特別嚴重，就華北總體言，呈現北重南輕的態勢：「敵人在北面的屠殺人民的政策執行得很兇，但在平津路方面欺騙政策就比較的多了。敵人在邢台一帶，也召開群眾大會，散發搶來的香煙、食鹽、糖果給百姓。有時並抱抱小孩，以表示親熱……對於抗日的人則大批屠殺與火燒。」冀中作為日軍燒殺政策首當其衝的被難地區，當地民眾也因而成為對日抵抗的堅定支持者，而這又反過來招致日軍進一步的屠殺。「五一大掃蕩」後，由於中共的堅持以及瀰漫在民眾中潛在的反抗和敵意，日軍的統治相當困難，屠殺成為強化其統治的重要手段：「以鎮壓辦法檢查反共誓約，背不過即殺，每村一定殺一兩個（高陽三區），為背反共誓約殺了62個人。有的是漢奸家屬，有的是地主，背不過的殺，背過了的說是八路軍也殺。」一直留在華北的英國人林邁可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日本人發現：「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政府只有依靠變本加厲的恐怖才能維持。面對民眾一致的敵意，除了濫用恐怖和報復，沒有其他控制辦法。在冀中，日本人實施了一項政策，只要有公路被挖斷，就把最近的村子裡的一名男子活埋。」屠殺固然可以嚇阻於一時，卻也激起民眾更為強烈的敵意。

冀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日軍的屠殺有關，同時還緣於這裡民眾的相對高素質。民族情緒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傳中浸潤，從知識和文化教育中提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態度時，一般和知識水準呈正相關狀態。冀中是河北乃至全國經濟文化發展領先地區，民族主義情緒相對旺盛，呂正操曾指出：「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學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準一般較高。定縣有平民教育促進會，一個村有幾個大學生，並且在抗戰前受北平學生救亡運動的影響也甚大。」周士第也肯定冀中「群眾文化水平相當高，有相當的鬥爭經驗」。平教會在定縣所作調查顯示，1928年，定縣62村「找得出中學畢業及中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44村，找不出中學畢業的人有18村」，這一數據本身在當年已經比較讓人樂觀，經過戰前十年教育的較大發展，尤其是平教會的促動，相信到抗戰前這一比例還會有進一步的提高。另外，由於靠近幾大都市，冀中商品經濟相對發達，戰前這裡的商業和手工業已相當程度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華北最著名的布產區即在高陽（產區包括蠡縣、清苑等地），縣誌記載：「軋軋之聲，比戶相接，集期一至，轂擊肩摩，商賈雲屯。」陳翰笙1934年撰文提到：「江南、河北和嶺南是中國工商業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變化得最快的地方。」而陳翰笙對河北的調查，恰恰選在他認為較能代表這一發展趨勢的冀中清苑縣。日軍入侵，對這樣的外向型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以饒陽為例，「以前饒陽人到外蒙做生意，年可收入220萬，到關東者可收入百餘萬。『七七事變』後生意完全停頓，300萬收入化為烏有，地方損失很大」。高陽的織布業更是在日軍侵佔東北後遭到沉重打擊，東北市場失去，日本又傾銷棉紗，使國內布業難以為繼。冀中民眾在日軍侵略中體驗到的現實傷害，和民族情緒結合，很容易加劇民眾的憤怒。日方在冀中經濟最為發達的縣份高陽所作調查發現：「高陽是革命的（因高陽是工業區，織洋布，對外貿反對）、愛國心高的地區。」這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冀中民族主義情緒旺盛的狀況，作家王林在日記中記下其親身體會：「臨村商家油坊，也挺愛國，只若是抗日軍到他家，老是給白面吃，絕不向村中要。他說：『自己吃了，不是鄉親就是鄉親，誰吃了也比日本人吃了強！』各縣群眾團體募捐，一寫即寫百元。」

20世紀前期，中國內戰頻繁。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時期的內戰，華北平原多屬戰爭中心，冀中緊鄰平、津、保，尤使其成為慘烈的修羅場。中共文件寫道：「冀中區，周圍平鋪著三條筆直的北寧、津浦、平漢三大鐵路，擺在華北政治經濟中心的北平、天津、保定三大都市，還是軍閥戰爭最高的誘物。二十年來北方軍閥的混戰，總是在這些都市和鐵路的周圍滾來滾去，很少把這些地方例外的饒恕過去。而且戰爭打到這裡，很多時候是最後決戰，雙方都是咬牙切齒拚命狠斗，除非打到狗血噴頭你死我活的程度，是不肯善罷甘休的。因此冀中民眾戰爭經驗之多，感受戰爭痛苦之深，別的地方民眾是望塵莫及的。」長期的內戰使冀中民眾了解、熟悉戰爭，當戰爭到來時，相對更具應付的經驗和信心，所謂「冀中平原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人力、物力、財力都很富庶，民心強悍」，這也是民眾可以幫助八路軍挖掘地道、應付日本人的重要歷史背景。

地道挖掘乃至地道鬥爭必須依託村落進行，「村落在平原地是主要的地物，戰術上價值很大。不論敵我軍，不論進攻防禦，都離不開村落」。華北的村落，有一定的防禦設施，「在華北的大平原上，一個大而繁盛的村莊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圍牆，環繞著整個的村。圍牆的建築，其基本或主要用處是防禦盜劫，保護村民」。這為利用地道進行村莊防禦提供了基礎。同時，村莊規模對於地道功能的發揮也有重要影響。如果村莊過小、村莊之間相距過遠，則迴旋餘地不足，地道的隱蔽及戰鬥功能都會受到很大限制，村與村之間的地道聯絡更難以實現。研究顯示，河北村落規模較大，多數研究者均承認「河北多百戶大村」的事實。冀中作為富裕的平原聚居區，人口密度高，村落規模更是超過全國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村落稠密，而且大村落多，村落間的距離由一里至數里，十里以上無村落的很少。村落多是數百家、千餘家，十數家的小村莊很少。房屋多是磚牆平頂，很堅固。」日本人長野朗統計，唐縣5個區266個村，戶數過百村共168個，佔總數266村的63.2%。平教會對定縣東亭鄉的調查更為詳盡，該鄉62村，村落本身面積達到600畝以上的有2個，最大的達到640畝，相當於0.43平方公里；300畝以上的有18個，平均222.5畝，相當於0.15平方公里。也就是說，該地村宅的平均大小可達長500米、寬300米之譜。就戶數言，1930年定縣最大村達到1200戶，全縣平均每村146戶，一個村二三百戶屬於常態。這樣的環境對於地道鬥爭形成天然支持因素，當時分析寫道：「一個據點平均只有五六十到百八十個敵偽軍。沒有其他據點敵偽配合要獨自包圍整個村莊是很困難的。當敵人包圍東街一個角落時，便由地道跑到西街出村，或到另一個地道、地洞隱蔽起來，或順地道跑到村外。」

二

地道作為一種自發的鬥爭形式出現後，起初中共內部看法不盡一致，由於地道主要用於隱蔽，曾一度被批評為右傾、退卻，對高度強調主觀能動性的中共而言，這樣的想法應該不難理解。隨著冀中困難局面的不斷加深，冀中領導層開始改變看法，程子華帶隊考察地道後決定予以推廣。1942年3月，中共冀中行署、冀中軍區等發出關於開展地道鬥爭的指示信，強調：「在敵後平原殘酷的戰鬥環境里，一方面群眾的生命財產要求安全，抗戰的物質資財要求保全，另一方面分散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不僅需要堅持，並且要求猛烈廣泛開展，這就需要創造新的鬥爭方法。作為以上要求的有效依託，地道鬥爭就是適合於以上要求的一件新的創造。」隨後，經由中共各級組織的推動，地道迅速在冀中發展，「五一掃蕩」前，還呈現由單純隱蔽轉向戰鬥和隱蔽功能兼具的趨勢，中共報告中寫道：「在『五一掃蕩』前的根據地時期，地道主要是用作村落戰鬥的依託（作為部隊隱蔽的前進道路），以大量殺傷敵人，並阻止敵人對我蠶食的進展。其次是在敵『掃蕩』時，群眾用以掩藏物品，躲避身體，以避開敵之摧殘破壞（有的將牲口也藏在地道內）。」儘管報告或許顛倒了實際上的主次之分，但地道已經在作戰中發揮作用應為事實，日軍當時的報告中稱：「部隊在行動中經常受到來自住房的窗口、牆上、丘陵樹林中的突然射擊。偶而發現敵人，緊追過去，卻無影無蹤。以後得知他們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設在倉庫、枯井、小丘的洞穴等處，地道四通八達，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場所……日軍總象是在和鼴鼠作戰一樣，曠費時日，真想舉手服輸。」林邁可在1943年寫道：「這些地道幫助人們從日軍包圍中脫身，或讓中國軍隊出現在日軍認為已廢棄的村莊里。地道有地上的地雷和地下的陷阱保護，這使日軍不願挖地找地道，也不願冒險進地道。地道在冀中反「掃蕩」早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2年「五一大掃蕩」後，冀中根據地變質，日軍基本實現對冀中的控制，地道鬥爭的集中發展戛然而止，進入中挫時期。如中共一再強調的，地道鬥爭必須和村落麻雀戰、爆炸戰、地雷戰、伏擊戰、外圍的反包圍戰等結合才能真正開展，根據地變質，中共活動空間大大壓縮，上述戰鬥失去順利展開的環境，地道鬥爭相應也受到很大限制。雖然冀中軍區曾經要求：「普遍開展地洞的鬥爭，使之成為積極的戰鬥的武器，而不是消極躲藏與單純堅壁的保險洞。」但在日軍環伺、根據地喪失的背景下，地道作為戰鬥武器畢竟已不現實，絕大多數時候只能維持其隱蔽功能，冀中區委提出的對敵應付方針中，地道被作為堅持生存的重要方法提出：「利用地道和地洞配合爆炸反對敵人抓捕。在目前應抓緊一切空隙將地道挖成，地區可發展地洞」；「青壯年除儘可能參加武裝鬥爭外，亦必須善於利用地道、地洞、爆破、『愛護』村及機動轉移等辦法，免敵捕捉」；「非戰爭機關人員應盡量利用社會關係大量分散，或利用地道地洞，或盡量跳出『清剿』區免敵抓去」。

儘管戰鬥功能難以為繼，繼續大規模挖掘也不可能，但既有的地道仍為中共和根據地居民渡過「五一掃蕩」後的難關提供重要幫助。中共報告寫道：「目前地道建設均被破壞難以再建。但秘密地洞則更廣泛發展，民兵利用此保存自己掩護幹部，使敵難以捉捕他們，極為秘密。」時人分析：「『五一』變質後，幹部的犧牲量是很大的。如藁無縣兩年來黨政軍民、經濟部門犧牲被捕的縣區幹部近百人（游擊隊隊員不在內），假如沒有地道作掩護的話，幹部及游擊隊員之犧牲、被捕更不知達到何種驚人的程度。」地道不僅幫助幹部、民兵隱蔽，還充當地下電台、兵工廠、醫院乃至辦公地，甚至被中共寄予隱藏財物的任務：「地道鬥爭要與堅壁清野聯繫起來，所有物資、合作社、小工廠等都可安堅壁所內，牲畜都要藏起來，不被敵人搶去。」1942年秋，冀中十分區為保障分區與晉察軍區的密切聯繫，「電台便轉入地下，成了地道里的電台，每天從地道里發出和接收電報。開始只是挖了個地洞，後來發展成地下室」。

地道的隱蔽功能，有賴於民眾的支持：「地道行之有效，完全是依靠了群眾的條件，幹部戰士與群眾取得了緊密的聯繫。不然那〔哪〕怕地道是鐵打的，也必遭敵之破壞。」「五一掃蕩」後，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不同，冀中分為游擊根據地、游擊區、隱蔽根據地及敵占區等不同性質的四類地區。前三類地區，由於中共之前的努力和民眾對日的敵意，程度不同地可以利用地道隱蔽：「在我抗日游擊根據地，我有深厚的工作基礎，為了避免敵人的抓捕蹂躪，基於過去地道鬥爭的經驗，能自發的挖掘秘密洞以隱蔽自己，在我組織領導下（聯繫群眾切身利益進行動員），一般的說，是容易開展的。在游擊區內，由於敵我鬥爭頻繁，群眾生活不安定和政治認識上的不足，廣泛的開展地道鬥爭則較困難，但部分的小型的秘密洞（藉以隱蔽我之工作人員及精幹小型武裝）的開展還是可能的。在隱蔽根據地內，由於群眾認識差，合法觀念重，則只能在一定條件下，開展少數的絕對秘密洞（敵特活躍，群眾一般不敢挖），以掩護我之個別的工作人員，也是能夠做到的。」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地道安全與民眾的態度息息相關，在日軍控制嚴密地區，地道的作用已經有限，尤其在敵占區「幹部活動是相當困難的，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境地（如七分區藁無一個時期是這樣的）」。

不過，冀中的困難局面並沒有延續太長時間。日軍通過「五一掃蕩」雖然暫時在冀中取得控制地位，但由於中共此前幾年在冀中打下的紮實基礎，日軍有限的兵力面對中共不斷遊動的游擊武裝、堅持活動的黨組織及充滿敵意的民眾，明顯不敷分配。整個冀中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地區掌握在中共手中。「五一大掃蕩」後，日方的統計顯示，中共控制下的村莊，「在獻縣為45%，在衡水為9%，在束鹿為50%，在深澤為66%，在晉縣為10%，在武強為50%，在安平為87%，在交河為38%」。這樣的態勢，就是中共所總結的敵我對比中敵之劣勢：「1.當敵人開始掃蕩時，我之根據地已有初步基礎，在長期鬥爭中鍛煉得更加鞏固。2.異民族征服中華民族的野蠻性，〈是〉日益增深民族仇恨。3.兵力不足與分散。」

中共總結中提到的日軍幾大劣勢，的確是知己知彼的精闢之論。日軍在冀中必須面對中共打下的堅實基礎以及民眾的民族仇恨，這兩者相互激蕩，嚴重威脅著日軍依靠軍事力量暫時取得的優勢。況且這種優勢還始終存在著一個關鍵的短板，即兵力不足，這是日軍在整個中國戰場上難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在中國的持久抵抗下，這一缺陷無可避免成為日軍的致命傷。談論地道鬥爭，不能離開對日軍這一短板的觀察。

日軍侵華後，由於其本身人力、國力的限制，加之稱霸亞洲、太平洋的夢想導致作繭自縛，以蘇聯、美國為長期假想敵，乃至直接發動對美戰爭，其在中國戰場投入兵力持續維持在百萬上下，占其總兵力的1/3左右。由於中國在正面戰場的頑強抵抗，尤其八路軍在敵後戰場的韌性堅持，日軍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鞏固佔領區上，其對華北地區的統治始終處於不安定狀態。這就決定了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和統治是有限的、戰略性的，控制區域集中於大城市和交通線附近。相對而言，眼皮底下的冀中地區控制雖較為嚴密，但也必須依靠密集的碉堡和據點完成。

日軍的碉堡戰術據信有模仿蔣介石「剿共」戰法的成分，但兩者又不盡一致。國民黨軍是以碉堡作為防禦和前進陣地，碉堡被用於壓迫式的進攻中，限制中共反擊並在進攻中起壓製作用。碉堡的修築，基本意味著國民黨軍對該地的完全佔領。之所以如此，蓋因國軍人數上的絕對優勢，而中共又缺乏攻堅能力，這是國民黨軍當年可以利用碉堡戰術取得主動的關鍵。同時，國民黨軍不像日軍那樣需要面對存在敵意的民眾，這是內戰和侵略戰爭的巨大區別。日軍的碉堡則主要用於駐防，對於日軍而言，碉堡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固然強化了其火力控制的能力，卻也分散了其可以用於機動的兵力，使其面對遊動著的中共武裝顯得力不從心，這就是中共分析的：「在新的情況下，敵人兵力更加分散了，每個據點或碉堡，平均不過二十八點三人，大據點不過上百人，小碉堡僅十數人；其中大部分又為偽軍，敵軍超不過四分之一，戰鬥力與突擊力都降低了。一般的小碉堡，缺乏獨立作戰的能力；偽軍增加了，其中很多是被迫抓去的農民，更增加了其內部動搖的成分。」

相比中共以及國軍在敵後的部隊，人數的確是日軍的致命傷，尤其中共不以佔據地區為原則，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更使必須保有交通線的日軍捉襟見肘。華北各地多有報告：「日本軍隊因恐兵力耗散，只把佔領的廣大區域內軍事之要點派兵據守，空出廣大地域，則想發展漢奸偽政權組織以華制華。拿山西來說，共有一百零五個縣，只有二十個縣才有日本軍隊。除晉南不計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這已成為發展游擊戰，組織民眾，遂行運動戰的好場所。」冀魯豫的狀況顯示：「每縣敵偽合計不過一二百人，偽軍少的，日寇就多；偽軍多的，日寇有時不過一二十人。」所以，中共明確判斷：「兵力不足是敵先天性的弱點，這一矛盾，不僅現在即是將來敵人亦絕對無辦法解決。」

日軍戰鬥力和控制力的不足，不僅表現在人數上，人員結構和素質也隨著戰爭進行出現不利變化，具體表現在「新兵增加，老兵減少」。據清豐松本大隊一份陣中日記和一個日本俘虜所言：「松本大隊每個小隊有180人，分初等兵（1942年4月入伍22歲)70個，2年兵(1941年入伍者23歲)60個，3年兵(1940年來華者)每中隊只有3個，預備役(明年才能入伍者)20個，後備兵21個，1937年—1938年的老兵，原有50個，今年夏天3［個］月間完全調走了。」新兵戰鬥經驗、軍事訓練均不如老兵，戰場動作不如老兵熟練，射擊技術減弱，戰鬥頑強性大大降低。更令日軍指揮官憂慮的是軍紀問題，駐防冀中地區的第110師團師團長桑木崇明在向部下訓話時承認：「本軍自出征以來，對軍風紀的遵守非常不夠，如經常繼續的發生過許多非理的行動，常因為喝酒而引起殺人鬥毆、姦淫等惡劣的行為……在共產赤化的魔手之下，愈加繁盛。」日軍的實際狀況，決定其針對中共的行動往往是有限的，有計劃而又往往呆板地執行計劃，其「掃蕩」時如彭雪楓所言：「知我部隊在甲地，及其前往甲地進擊而撲空時，彼通常焚燒房子而去，很少尋蹤追擊。」敵去我來，敵來我去，日軍的「掃蕩」常常成為應景的貓捉老鼠遊戲。

理論上言，日軍完成對華北的佔領後，大量發展偽軍，偽軍應該可以彌補日軍人數上的不足。不過，正如劉伯承所說：「敵人對偽軍的難以組成，以及組成之偽軍不能有多大作用，這是日本強盜在自己兵力不敷分配中感覺到最大的恨事。死心塌地當漢奸的還是佔少數。」無論素質、訓練還是作戰精神，偽軍都無法和日軍看齊，加之像冀中這樣的地區很多偽軍都有民族認知的基礎，又在中共控制下接受過反日教育，更不願意為日軍賣命。搜索地道時，日偽常常遭受地道內民兵的阻擊，吃過虧後，日軍即「命令偽軍鑽洞。但偽軍更怕死，偽軍此後便不注意搜索洞口，即便見了洞口也不告訴敵人，甚至有的替我們掩蓋洞口」。日偽不同心、不同命，日軍想利用偽軍彌補自身不足實乃緣木求魚。

1943年年中以後，冀中乃至華北的中日對峙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隨著日軍開始準備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役，冀中兵力不得不進一步予以壓縮。中共注意到，從1943年5、6月起，日軍「即開始改變其碉堡密布的程度，撤退點碉，集中兵力」，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點碉400餘（七分區百餘，八分區21，九分區180，十分區98）」。1944年後，隨著豫湘桂戰役的展開，日軍兵力抽調更加急迫：「自今年春起，敵在冀中大撤點碉，去夏原有1753個，現只有495個，比1940年10月時還少。許多小塊游擊根據地已擴大，有些地區環境比1942年五一『掃蕩』前還好，不少地區已略同『五一』前，各分區我活動地區均較『五一』前為大。3月前華北敵整個部署變化時，已部分調走，中原大戰爆發現又抽調一批，可能是增援中原。一部分縣城已無日軍，一部縣城日軍很少。」根據日方的統計，1944年秋，華北方面軍佔領地區，有139個縣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佔總數的31.5%。

日軍兵力大批被抽調，給了一直蓄積能量的中共趁勢反擊的機會，地道鬥爭在此背景下重新活躍並進入高峰期。如中共自己注意到的，當日軍實現對某一地區的穩固控制時，周邊環境的惡化必然嚴重影響到地道鬥爭的開展，所以，地道的挖掘和中共在地面上的活動密不可分。中共在評判一個地區地道鬥爭能否開展時如此分析道：「現在他們堅持的這一片，雖有××個村莊，但已經很突出，並且是相當孤立的；敵人已經看清了這幾個村子是他『蠶食』繼續開展的大障礙，最後必還用較大的力量突擊這片地區。而這地區的東面北面都沒開展起來，如果敵人從四面逐漸向內壓縮，單這幾個村子堅持是很困難的。」這樣的分析說明的事實是：地上和地下是抵抗的一體兩面，只有成功的地上抵抗環境的造成，才能為地道的挖掘和戰鬥提供可能；而地下鬥爭的開展，又大大豐富了地上抵抗的手段。這樣的解釋路徑既回答了為什麼在「五一掃蕩」後地道鬥爭趨於沉寂，也可以幫助理解1944年後出現的地道大發展局面。

三

如果說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來自各地自發，1944年後的地道挖掘高潮則更多緣於中共的組織動員。1944年後，中共和日軍在冀中開始新一輪拉鋸，和「五一大掃蕩」前中共在拉鋸中不斷被削弱不同，這一次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日薄西山，拉鋸的結果已經日漸向中共方面傾斜。此時，日軍的威脅依然存在，而且隨著其補給的日益難以為繼，對民眾的掠奪有增無已，民眾躲避負擔的心理迫切；同時中共力量的壯大，日軍下鄉徵發的倉促，也使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奪乃至利用地道打擊、警告日偽有了更大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共組織開展了大規模的地道挖掘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達2萬里以上。河北易縣1945年的報告系統闡述了地道的發展過程：「從1942年冬本縣號召開展地道，由黨政軍民各部門主要幹部成立縣區村地道委員會，以人民武裝系統為主，推動這一工作。但從成立到1943年底，這一階段領導機構多成有名無實，作用甚小。」「自1944年初才走上健全，內部有了正副主任，組織、宣傳、研究、警戒、總務等明確分工，並發揮了作用。」這應該是當時各地大體一致的路徑。報告進一步具體說到這一時期地道發展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2年冬至1943年底，為地道萌芽時期。那時只有二、三、四、五區少數村莊開始挖單個洞」；「第二階段，是從1944年初至現在，為地道全面開展時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區都開展起來了。全縣除了有據點堡壘及完全是大山大石根本不能挖掘沒有開展地道外，其餘均普遍開展了地道。挖的成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村莊能容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百分之十五戶與戶通了。」易縣還不是成績十分突出的地區，但從報告看已相當可觀。地道挖掘當時是如此普遍，以致有關報告甚至提到：「有不少的村，群眾挖洞情緒頗高，挖的上了癮。如遠台一個老頭兒說：『我挖地道真是有了癮，什麼事也不想幹了』。」日方則發現，冀中地區地道幾乎無處不在：「（一）地下室的入門，在屋內者，多在雞籠、便壺、灶台及柴薪亂草的下面。在屋外者，多在馬、牛、羊、豬等廄房的底下，及餵豬喂馬的槽底下。（二）地下室內，不但可隱匿兵器、糧秣等，又可收容人員及醫院的設施，或兵器修理工廠、印刷廠等。（三）於破土房子，或空地下面，掘成地下室，上面堆積農作物或煤炭、馬糞等來隱蔽。」負責平津保地區警備的野副昌德中將1945年感嘆：「剿共戰已變成地道戰。」

地道挖掘耗費巨大，動員民眾投入其中實非易事：「老百姓大多是不相信，寧跑不鑽，也不願挖。原因是：一則他們不相信地道的用處。二則成天老跑集合不起人來。三則農忙有點可能時間需要作莊稼。」楊成武具體分析了地道挖掘的代價：「除了有良好的土質條件外，還要有豐富物質、人口眾多的條件，因為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村村都要有地道，總起來的勞力與夫力是極大的一個巨數。如果以三尺為一工，去冬每村加三里，某村二百夫力，以一千八百尺乘三里等於五千四百尺，五千四百尺除以三尺等於一千八百個工，一千八百除以二百夫等於九個工，就是說今冬每個夫要擔負九個工。冀中去冬完成後之地道，可能已達二萬五千里，其勞力之大從此可見。此外挖地［道］時還要很多的傢具，如筐子、鋤、鎬，特別是點燈油，每村均在數萬元款的開支。」要克服這些困難，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其次則要依靠中共的組織動員，這兩方面，當時的冀中都可予以相當的滿足。

冀中屬於華北平原中心區，資源豐富、生態穩定，和冀東、魯西北、冀西南等平原地區具有不完全一樣的自然和社會生態發育，日軍稱「冀中地區富產農產品和手工業品」。這為地道挖掘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另外，李懷印在其關於冀中南地區的專題研究中特彆強調這一地區官府和鄉民的共同治理傳統，指出：「這裡大多數村落是自耕農佔優勢的、凝聚力很強的社群。由於生態環境穩定，沒有頻仍的自然災害，背井離鄉的很少。鄉民們在長時間中形成了緊密的血緣網路和強烈的社群認同感。在村規和共同準則的支撐之下，村民們在惠及所有成員的村社事務中互相合作。」儘管不一定可以證明地道的大規模挖掘和這一傳統有著直接的聯繫，但面對一項需要村民合作完成並予以維護的任務，合作和自我管理傳統的存在，對地道挖掘或多或少應會釋放出一些助力。

作為一個龐大的集體工程，挖掘地道需要全村家家戶戶的配合，組織、動員乃至適當的物質刺激不可或缺，權衡事物利弊時，利益的考量從來不會在中共的全盤思慮中缺位，這是基於現實環境的實事求是態度。中共饒陽縣委發布的關於地道挖掘的指示可以很好顯示中共的具體運作狀況。首先是確定出夫原則：「第一，冀中武委會指示原則一半人力夫，一半富力夫，出夫年齡十六—五十五。」也就是說，出夫標準按照人力和富力兩種條件制定，人力和富力各佔一半，財富多者除承擔人力負擔外，還要出富力負擔，富力可以折算為人力，貧窮者完成本身夫力後繼續支差，可獲得富戶所出的那部分富力，得到一定收入。

確定出夫原則、保證夫役相對公平後，有力的領導是地道挖掘能否順利進行的前提。新樂縣的組織領導辦法是：「1.有村長、抗聯主任、武委會主任和支委二人，共五人組織地道委員會。該五人專為此工作服務並成為推動與完成此工作的推動機。2.根據性情、年齡的不同組織為青、壯、老、少四隊。青年六十名、壯年七十名、老年一百二十名、少年二十六名。各隊設隊長、副［隊長］，下設正副班長，每班編製十人至十五人。問題逐級反映。3.地道委員會根據工作須要在幹部群眾中抽選對此工作有經驗的精幹人才組織秘書處、檢查股、武裝股、分工股等各股長。有地道委員兼為股長。」

獎勵和懲罰等精神、物質刺激也是挖掘地道動員中的重要方式。完成較好者予以獎勵，完不成任務者則予以處罰。不過，根據中共的謹慎處理方式，處罰措施一般都相當慎重：「為了對落後不積極工作的加以處罰，特別著重政治上和群眾的壓力。如根據每組每日彙報，在大會上指出落後者的不當處，但不輕易指出其姓名，促其進步。另外村訂立了罰約，規定罰約以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米，看其情節而定。但告訴了區干不到必不得已時不準使用罰約。所以在這一縣中目前只××庄××營各罰一戶。」這和中共在支前動員中慎用處罰措施的方式是一致的，只要不是階級問題，中共一般均儘力減少打擊對象、避免過多傷害。即便如此，重面子的村民們還是激發起爭先的本能，報告顯示：「由於獎懲辦法的公布，不但只把全村青壯年、老、少年動員起來，而全村的婦女也積極的為此工作服務。同時誰也不願意讓自己家中的男子落於人後，除早晨作飯外，並代替男子管理家務，替男子作活。在這幾天的生活改善，另外比平時增強。」

除挖掘地道本身的組織外，中共更著眼民生問題，強調只有政治上團結、爭取民眾，獲得民眾支持，地道和地道鬥爭才可能有鞏固的基礎。他們清醒意識到，挖掘地道「要有一定的勞動力（勞動的計演算法以人力夫和富力夫計之）和物力資財。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就是再好的土質與政治條件都不易開展起來。如任河宋庄有八十至一百戶，群眾非常窮困，又未進行減租，生活極苦，亦要該村挖地道，如果去挖地道則不能賺錢回家吃飯，必然使他全家餓起肚子來。如此必會脫離群眾，因此該村直到現在只有一二丈地道。」1944年前後，中共特別重視實行減租政策，強調減租既可改善大部分民眾的生活，又可獲得民眾的擁戴，可謂政治、經濟的雙豐收：「進行了減租政策發動起了基本群眾，並把他們組織起來了，反對了壞分子的破壞（如國特）。只有如此，地道則挖的快，而且能認真的挖，真正在戰鬥中發揮起其高度的作用。」

除中共本身的努力外，日軍對民眾的壓榨也是逼迫民眾挖掘地道躲避日軍掠奪的重要動力之一。當時的材料記載了挖掘地道、開展地道鬥爭後對民眾物質上的影響：「雖說在才一挖掘的時候費一部分人力、木頭、秫秸，但假如地道開展好了以後，就可以利用地道武裝保衛村莊，保衛自己的財產和生命，不給敵人派聯絡員，不資敵……假如把一個村莊資敵的消耗和挖地道所費的錢財、人力比較起來，那挖地道所用的人力財力，不過是九牛的一毛。」藁無聯合縣正是通過實際的地道鬥爭，與無地道村子形成鮮明對比後，才提高了民眾挖地道的積極性：「藁無同志們勝利的堅持了一個多月，擊退了××大隊的多次突擊，遲滯了他的企圖，同時又熬過了大『掃蕩』，而沒有離開過這幾個村子。眼看著周圍的村莊都被敵人每天去蹂躪、勒索、威脅。××的據點附近的村子，幾天的工夫就各出了幾千塊線，此外送肉、面、木柴、磚、乾草，其數量也是沒有限制的。還有所謂『進門伕』，每村一百二百不等，幾乎是每天都去。可是堅持下的幾個村子，這些都免脫了……這樣明顯的對比，給一部分想要支應敵人的群眾一個很好的教訓。」程子華為此專門算了一筆賬：「地道的修築，較諸改變地形的挖溝，乃是一種更加浩大的工程。據一般估計，每村修築地道，如果大部有勞動力的人民都參加，需要1個月的時間，而一部頂棚所用的木料，需要1000元至2000元。象這樣大的耗費，為什麼人民樂於負擔呢？顯然的這絕非理論上的說服問題，而必須是實際上的鬥爭過程。修築地道誠然需要大批勞動力，需要大批的資財，但較之敵人一次的搶掠，卻已便宜多了。」

日軍對民眾的掠奪，既源於其侵略戰爭的本質，同時和中國的持久抵抗對日軍形成的壓力不無關係。日本侵華，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抵抗意識，而日軍的燒殺姦淫更增添了民眾的民族仇恨。中華民族是在和周邊民族不斷衝突中成長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事後看固然實現了民族的融合，但當時則同樣存在著國族危機，以華夷之辨出現的民族主義教育在中華文化中從未缺位，可謂深入人心。對於大眾而言，他們接受民族主義教育的途徑更多是口耳相傳的故事、大眾習見的戲劇如岳母刺字、楊家將等，這些樸素的民族情懷儘管未必能夠經得住生活的磨蝕，日本長期佔領區不可避免會出現順從日本人的現實，但當民族情懷和中共堅持敵後抗戰的現實和宣傳鼓動結合，就足以成為日軍控制中國的巨大負擔，此即黃敬所言：「必須把一切抗日鬥爭和武裝鬥爭密切結合，才能暴露出敵之異民族的弱點來。」這種堅強的抗戰，使日本人不得不長期面對著敵對的人群，消耗其統治資源。

統治敵對的人群往往採用強力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反過來又增加被統治者的敵意，成為統治者無法解開的死結。以冀中為例，1941年到1945年日軍僅在七分區即設有大小據點96處，修築碉堡310座，築公路總長1225公里，挖封鎖溝總長1140公里，而七分區總面積為4860平方公里，村莊1566個，人口120多萬，幾乎每隔兩公里左右就有一個碉堡，5公里左右一個據點。根據呂正操1940年的估計：「敵人兵力，在此區域為18300人，每年需在此消耗2萬萬元。」呂正操作此判斷時，日軍在整個冀中尚只有181個據點。到1942年，日軍在冀中「共計建築了1753個據點與碉堡，平均每四個半村莊或62.8平方里就有一個據點或碉堡，並將各點中間妨礙瞭望與射擊的樹木、房屋及丘陵一律削平；原有和增修的鐵路為1539里，公路15166里，共計鐵、公路為26705里，平均每6.5平方里即有一里鐵路或公路；挖掘了8773里封鎖溝，平均每1.2平方里即有一里封鎖溝。縣界都有封鎖溝，區、村大部分挖了溝；深寬均在兩丈以上，乃至三、四丈不等。」如此之大的消耗是異族征服者面對潛在的反抗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大量的據點、碉堡構築時要付出高昂的人力、物力，根據日軍「現地自給自足的自營主義」的供應方針，這些負擔必然要轉嫁給當地民眾；為維持據點對周邊地區的控制力，又要在據點和碉堡內投放兵力。1939年，薄一波曾經計算道：「截至現在為止，敵侵佔我鐵道線約1萬里以上，主要大城市在25座以上，估計敵人保持後方聯絡交通辦法，每里需要一個碉堡，每一碉堡至少需一班人(以14人計)輪流守衛，即需14萬人在鐵道線上站崗。每一大城市亦至少需要5000人守衛，即需12萬人。再加上警戒礦山、工廠及汽車路線，總計亦需三四十萬人，這是膠著在站崗放哨守衛的工作上，如再深入，這樣站崗的警察，將需更多的人來充當。」這些兵力的糧食與物品補給仍然主要取之於當地。根據河北新樂一個村莊的調查，該村在平漢路東，靠近長壽據點，全村212戶，「村裡雇著12個給敵看鐵道的苦力，每人每月45元，1個帶班的苦力頭每月50元，10個自衛團團長每人每月10元偽鈔，10元邊鈔，4個被敵人打壞的每日每人4元5角，情報員每日去長壽一次，出路費1元，平均每日有55個修築牆的苦力，每日每人工資6角，輪流供給，給××村兩據點敵人的飯每月2次，每次3天，每天最少花洋×元。敵人為了掃蕩邊區要兩輛車，每輛每天僱傭費17元，5個隨軍民夫，僱傭費每人每日25元。按上面的數目統計，該村每日負擔295元6角6分」。這樣常年的供給對當地民眾的壓力可想而知，而這還只是日常負擔之外的額外攤派。程子華調查的藁無縣趙莊，1942年每畝對日平均負擔達到將近40元。控制需要高額的成本，這種成本加之民眾頭上激起的敵意，又刺激著成本的增加，形成惡性循環。中共的總結恰切點出了問題的要害：「地道工作完成的特點：哪個區里的游擊區多，敵人對哪個區搶掠抓捕頻繁，哪個區里的地道便開展的普遍，成績便比環境鞏固的地區大。群眾開展地道堡壘的情緒，便比環境較好的地區高漲。」

四

1944年後，形勢明顯向著有利於中方方向變化，中共不再滿足於挖掘地道用於隱蔽，地道的戰鬥功能被特彆強調，戰鬥地道逐漸得到推廣。中共文件要求：「地道戰的開展不要單純消極的躲避，應從積極進攻方面著眼，不僅單純的保衛了自己，而且還要積極的殺傷敵人……建設村落戰鬥工事，增加村落戰鬥條件，更重要的是把地道、溝道、村落工事的使用結合聯繫起來進行戰鬥，更有力的殺傷敵人。」地道要發揮戰鬥作用，必須和村落戰、爆炸戰等戰鬥方式結合，所以，中共提出：「今天敵人普遍的活動特點是，在我積極的打擊進攻下，敵人小股不敢出來或出動很短，出動多是大股採取數路合圍，重點突擊。我們要有效的對付這樣的敵人(防止合擊奔襲『清剿』)，進行村落爆炸戰是最有效的辦法……目前應把廣泛的開展戰鬥地道與開展村落戰結合起來，從戰鬥中推動發展與改造戰鬥地道，使之更適合於戰鬥的要求。」「事實證明，單純地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必須以武裝鬥爭、爆炸運動來掩護。只有廣泛的游擊戰很好開展起來，地道運動才能廣泛開展。」冀中是敵後根據地中最早開發和運用地雷的地區之一，地道戰和地雷爆炸戰的結合，實屬順理成章。

1945年，隨著日軍的進一步收縮，力量對比繼續向有利中共方向轉化，此時，各據點的日偽軍給養受到威脅，所謂「清剿」行動更多限於維持自己的生存，人數、行動方式均有限，這使中共利用地道進行小規模狙擊有了更多的可能，地道鬥爭發揮威力主要發生在這一時期。

從檔案文獻材料看，現有的一些戰例集中出現在1945年，茲選取發生於時屬冀中行政區的南庄戰鬥、謙場戰鬥、小蘆昝戰鬥等戰例予以剖析，從中窺察地道戰的一些特徵。

南庄戰鬥發生地南庄屬獻縣五區，離臧家橋日偽據點12里路。南庄「是一個與敵人聯絡著的村子……當時這個村已經開展了地道，但堵街堵門高房堡壘等村落改造工作都還沒有做」。由此看，南庄應該屬於兩面政權村莊，日軍保持著對該村的名義控制，但中共在該村有強大的影響力，可以保持對村子的實際控制並領導地道挖掘。1945年1月，「滄縣泊鎮、臧家橋、張庄之敵偽約五百多名(敵二百偽三百多)，從獻縣出發經河間到肅寧進行『掃蕩』，駐於肅寧的韓村。韓村離南庄十二里」。中共估計日偽會經過南庄，決定在南庄予日偽以打擊。

日軍到達南庄後，中共領導的民兵分成三個班，分頭利用院落、地雷、地道打擊日偽軍，戰鬥進行得非常順利，日偽軍本來把這個和自己保持聯絡的村莊當成休息和補給地，驟然遭受打擊，明顯驚慌失措，「原來的計劃是在這村吃飯。在戰鬥進行當中，敵偽就在村裡捆豬、抓雞，並堅持堵我們作戰的屋子。地雷響了之後，敵人害怕了，動搖了，沒敢吃飯就撤走了。沒有搶東西，也沒有燒別人的房子」。

南庄戰鬥相當順利，其直接結果就是結束了該村對日軍的支應，「南庄村分兩頭，仗是在大村打的。大村的老百姓說：『民兵真保護咱們，敵人也沒有搶，也沒有燒房，還是打好！』小村被敵人搶去了一些東西。小村的老百姓說：『再來了咱們也打!』馬上動員起來，改造村落……這村從這個戰鬥以後就和敵人斷絕聯繫了，不再資敵了」。為鼓勵民兵的地道戰鬥，「分區傳令嘉獎，縣獎了三個木雷，區獎了十五個地雷」。

謙場戰鬥發生於1945年5月。謙場村位於寧晉縣城東北25里，「東南五里有大陸村據點(住偽軍大隊部偽警察所共一百五十人)。西六里有唐邱據點(住偽一中隊偽警察所共七十人)。村西五里有寧晉至大陸村的汽車路」；「全村約二百多戶，一千三百多口人，中農占多數，群眾生活富裕。地道全長約三千二百丈」。無論從人口、經濟和地道挖掘狀況看，謙場都是一個很有分量的村莊，「是圍繞唐邱和大陸村據點鬥爭最尖銳的一個村，依靠武裝鬥爭，已經斷絕資敵」。全村有青壯年240人，其中民兵14人，擁有地雷1個，手榴彈30個，撅槍2支，子彈40粒，牛腿炮9門，抬槍3支，土槍6支，和當時大多數民兵一樣，武器裝備相當簡陋。

謙場戰鬥是中共武裝圍攻大陸村偽軍據點戰鬥的一部分，發生於中共開始對一些突出於根據地的日偽據點發起反攻之時。為掩護遭中共圍困的大陸村據點偽軍撤退，高邑、趙縣、寧晉日偽500多人向大陸村進發，5月27日途經謙場，分三路將謙場包圍，意圖打擊此地中共武裝，並趁機搶掠。謙場地道「全長約三千二百丈」，「洞口一百多個」，雖然存在著「戰鬥地道與群眾地道混淆不清，防毒防水的設備都不夠」等缺點，但長達萬米以上的地道，仍使該村獲得與日偽周旋的後盾。該村駐有「小隊的一個班，於發現敵情後，小隊即鳴槍射擊，退到民兵隊部」；「小隊和民兵二十多人隱蔽在隊部的房上」。日偽軍從東西南三個方向企圖進入村內，均遭堵截，「見東西南三面都沒法進村，便在村邊點火燒房，共燒著一百三十二間，柴草也都燒了」。戰鬥結果，「抗擊了敵偽五百名以上的兵力，堅持了七小時，擊退敵人兩次衝鋒，始終沒放敵人進村，傷亡敵偽六名。我只消耗地雷一個、手榴彈二個、子彈二十粒、自傷二名」。

由於日偽軍重點在於撤出遭受圍攻的大陸村據點偽軍，對謙場的進攻只是進兵途中的順帶之舉，因此，日軍遭受阻擊後即選擇知難而退，這側面印證了單個村落的地道鬥爭必須和周邊村落的鬥爭環境結合開展才能獲得成功的判斷。由於日軍沒有繼續攻擊村莊，中共武裝在戰鬥中實際上沒有直接利用地道，但龐大的地道網路的存在，是少量的武裝敢於在村裡展開阻擊戰的重要支撐。地道的存在起到心理上和實際上的支持作用。無論是南庄還是謙場戰鬥，日偽都是路過式的騷擾，以地道為後盾的村落伏擊戰，針對這樣的敵手相對具有迷惑和震懾作用，容易獲得成功。

如謙場戰鬥顯示的，隨著地道戰的開展，日軍遭遇打擊後，不斷調整策略，在謙場日軍採取報復措施，放火燒毀房屋，旨在打擊民眾通過抵抗減少損失的意願。同時，日軍也在研究破壞地道和地道戰。中共注意到，日軍摸索出一套「掃蕩」與剔抉破壞的方法：「（1）集中兵力迅速行動突擊一點，直撲都是剔抉村莊，做駐屯性的「清剿」。（2）以日本軍與偽治安軍為主力，一部分地方性偽軍特務配合。（3）不進街，從村邊，掏牆穿院，進到街中，上房。（4）白天剔抉地道，挖掘糧食財物。晚上則加強警戒，圍村建築工事。警戒崗伸出一、二里地，並在村邊、溝野地，遍撒鹿砦，防好突圍與襲擊，已改變了過去的一套。」

如果日軍有意識地針對某一村落地道實施打擊，客觀看，作為一種相對被動的抵抗形式，地道還是有其局限性，小蘆昝村戰鬥是日軍採取駐點進攻時有可能對地道形成巨大壓力的一個案例。雄縣小蘆昝是中共武裝的一個基點村，十分區「分區武委會和地分〔委〕城工部都在小蘆昝住著。」5月下旬，日軍開始對這一地區展開「掃蕩」，中共方面對日軍的行動目標多少有點低估，按照事後總結就是：「在思想上輕敵麻痹，過低的估計了敵人。由於過去幾次村落戰的勝利，認為敵人一打即跑，不敢住，見到鬼子還誤認為偽滿軍裝假鬼子。」但是，日軍這次顯然是有備而來，目的就是打擊中共的地區領導核心，進村時遭受中共武裝的地雷、爆炸、伏擊等打擊後，不但沒有撤退，反而加緊攻勢，並在村裡駐紮過夜，這使藏身地道中的中共武裝、城工部工作人員及民眾陷入被動。其間，部分武裝和民眾突出地道，趁夜離開村莊。

第二天，日偽軍繼續駐紮村莊，並且布置剔抉地道，「把戰鬥院的地道掘開了」；「作戰地道被切成數十段，五米到十米就有一處掘開了。有一個堡壘院的地道被切成幾段」。日軍這一行動針對的正是地道鬥爭軟肋之所在，當地面的支持被切斷後，地道單獨作為一個戰鬥體，應付不易。按照當時的一般要求，地道挖掘「高一米至一米二，寬八十生的即足」，在地道內只能依次彎腰行進，作家柳杞記載其經歷的地道戰實況是：「發現敵情，鑽入地道。地道潮濕而黑暗、低矮，只能躬身前進。」地道的這種條件，使戰鬥人員在地道內活動、轉移並不容易，對地面情形也不了解，一旦隱身之所暴露，難免被動挨打，小蘆昝村的狀況正是如此。由於日偽軍把村裡地道掘開，民眾轉移行動困難，「大部幹部和群眾已經被捉上去了」。好在小蘆昝村地道縱長，行動較快的部分幹部和武裝人員得以躲過搜捕。

入夜，日偽軍依然沒有撤走，地道內還在堅持的幹部和武裝人員決定突圍。此時，地道縱長的優勢再次顯現，百餘個出口讓地道內的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中共幹部和武裝人員突出地道後，雖然被敵軍發現，但分散的敵軍不敢過於迫近，他們且戰且走，艱難突出日軍包圍。

小蘆昝村戰鬥，不能算是十分成功。日偽軍雖被「打死數十人」，但中共幹部和民眾的損失也不小：「城工部幹部(受訓的在內)除少數同志出外，四十來人有的被俘，一部光榮犧性」；「群眾損失，犧牲11個人（3個婦女），傷9個人（婦女1），被俘□□3人」；「燒房57□間，牲口13個，糧食4308市石，砸鍋178口」。這次戰鬥凸顯了日軍採取駐點剔抉的辦法時，地道鬥爭有可能遇到的困境。此戰帶來的最大問題還是信心，小蘆昝村的損失影響到民眾對地道的看法，以致「個別村不能堅持住，看見小蘆昝受損失，民兵拉著走到別村去。有的村把槍堅壁……右傾情緒滋長」。所幸由於日軍兵力有限，加之其總體上已日暮途窮，像小蘆昝村這樣的戰例難以連續進行，民眾的情緒在中共努力下很快恢復。當時的資料形象記載了中共開展工作的過程：「戰後在地委會上決定，組織救濟委員會調查慰問，安置無房住的老百姓，發給救濟糧。分區、縣、區幹部，安慰救濟，募集木材、日常用具。組織建設委員會，分區、縣、區幹部參加，專員為主任委員，計劃蓋房，從各處募木料、秫秸、葦子。麥熟時，分區武委會全體幫助麥收，工廠停工工人全部去，地委機關十多人口幫助兩天，部隊也去人幫助……群眾反映很好。起初是無精打采，不愛說話是不滿意表現，後來由不愛說話到愛說話，從苦悶的臉上，換出歡笑的樂容。」

抗戰時期，地道鬥爭之所以能夠進行，就中共本身言，民眾的支持不可或缺；就對手方言，其被牽制的現實則是中共力量可以發揮的關鍵。在普遍的敵意和有領導的武裝反抗下，日軍有限的兵力，決定了其只能局限於控制交通要道和核心地區，達到全面控制力所難能，這就給中共各種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空間，地道鬥爭是其中富有效能的一種。但是地道鬥爭畢竟有其被動挨打的一面，因此和各種形式的鬥爭結合顯得至關重要，對環境和條件的要求也相當嚴格，否則，就難免遭遇挫折。如中共規定的：「地道戰以民兵為主，配之以區小隊或縣大隊支隊分散之班（一般的限於班的兵力）為輔助，密切結合擔負之。主力部隊數量多，不適於進行地道戰。」地道戰一般投入的都是小兵力，如果遇到對手大兵力、持久性的襲擊，而又無法順利轉移，周邊村莊也不具備協助打擊敵軍的實力，則也有可能遭遇困難，和中共所有的敵後抵抗措施都環環相扣一樣，地道鬥爭必須放在中共抵抗系統中的一環予以使用，小蘆昝村的經驗側面提示了這一事實。

小蘆昝村的經驗提示了地道戰的局限，而整個地道鬥爭的展開，則告訴我們中共在敵後之所以能夠持久抵抗，關鍵在於其有一整套的造成持久的辦法，其中，保存實力、儘可能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是地道鬥爭所以產生的緣由，也是整個敵後戰場對敵的重要方針。黃敬1943年底談到：「積蓄保持力量，進行熬時間的堅持，為反攻及戰後作準備，為我今天堅持敵後的方針。不過分刺激敵人，為上述方針手段之一。」當然，避免正面衝突，絕不是放棄抵抗，如地道鬥爭顯示的，中共的抵抗綿里藏針，以各種方式、不放過一切機會持續進行，即便像地道這樣一種偏於被動的鬥爭形式，也被賦予了抵抗的功能，儘管到抗戰結束，這種功能還在持續改造、發展、升級中，還有其相當局限，有時甚至會像小蘆昝村這樣遭受損失，但正是這種全方位的抵抗不斷牽制、消耗著日軍的實力，使自身在艱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而在這樣一場多方較量的國際戰爭中，生存就有機會，生存就是對對手方的威脅，生存本身就是一種韌性的抵抗。以日軍有限的兵力，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面對中共韌性的堅持，其在小蘆昝村的行動事實上很難被大規模複製。南庄、謙場的驚魂更像是國際戰爭中敗局已定的日本人在冀中的輓歌。

縱橫於冀中地下的地道是中共這樣一個高度追求效率的政治力量創造的奇蹟，也是懷有世界夢想的日本人難以想像的腳底下的噩夢。對日本人而言，過大的戰爭企圖使他們很難腳踏實地，以有限的兵力，從事一場沒有邊界的戰爭，其捉襟見肘幾乎不可避免。冀中地底下的堅持更本質的是一場關乎士氣的較量，中共放下身段，以一切方式保存自己，通過自身不妥協的存在，宣示征服者的局限；而對於征服者而言，征服一個地道或許不難，要征服成百上千的地道就難上加難，何況在這死的地道後面，鮮活著的還有最令征服者膽寒的普遍的敵意。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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