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紀光明的書品與人品
書法家紀光明
曲折的人生經歷，對普通人來說，只是一種無謂的折騰；對聰明人而言，則是難得的財富。光明兄少年時有志於學，中年南北行走，大半輩子出入於政與藝，飽經磨礪而瀟洒自如。為官，有不錯的美譽；為學，有不少的收穫；為人，有不小的名聲。憑其上好的人緣和過人的智慧，在官場完全可以找到理想的職位，然而，他卻認為文化和書學，風景這邊獨好。在潛心學書中左衝右突，終於找到了人生的根本，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書風，也保持了文化人的獨立人格。上個世紀知識分子的陣營里，流行「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口頭禪，我相信這個時代文化人的圈子裡，也許將會接受「我的朋友紀光明」這樣的流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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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碑與帖之上
文字在他國，只有紀事表意的功能，而中國文字，卻還演變為一門書法的藝術。中國文字，雖不能確知其創造之時代與作者，然以今日所發現甲骨文字之美備言之，可知其來源必甚古遠。即以此時為起始，迄今已有四千餘年之歷史。此四千年之中，文字由籀而篆，而隸，而草，而行楷，其書體之演變，以及各期各體作者之貢獻，真為芸芸大觀。
從殷商之甲骨文、金文，到秦漢時的大篆、小篆，隸書，再到魏晉南北朝時的草書，行書，楷書，中國書法逐漸形成南北兩派。南北朝時期，南朝禁碑，豐碑罕覯，縑素流傳，簡牘為多；北朝喜佛，懸崖絕壁，造像刻石，千載如新。故南朝之書，多借帖以傳；北朝之書，則托石而壽。以此之故，清代阮元因有《南北書派論》之作，以碑屬北，而帖屬南。其言曰:「南派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然帖宜行草，以妍麗見長；碑宜分隸，以嚴整相尚。各有體裁，不能相假。練習書法者，多以臨帖習楷為尚，少研碑學，故楷書自隋以降，江河日下，漸入薄弱呆板之途而不能自拔。
歷代書家重帖學輕碑學，近人康南海始倡碑帖共治，尤以南北朝碑學是重。在《廣藝舟雙楫》中，康有為即曰:「古今之書，惟南碑與魏碑可宗。可宗者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況摩崖豐碑，皆書丹刻石，典型尚在；北朝墓誌，久藏地下，出土如新，無異真跡，最為可學。學書者得此，可謂五嶽歸來，唐以後書皆丘陵矣。」其身體力行，著書立說，碑帖兼容，推陳出新，雖蔚為成家，然難以廣大。其後雖不乏習碑學之人，亦間有發揚光大者，仍不敵楷書行草者眾。
光明兄雖為南方人，擅長行草，其書植根傳統，但其碑帖兼容，以楷入行，以行入草，明朗輕靈，氣韻生動，厚重古拙，虛實相生，在研磨碑帖和臨池習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和創新點，擺脫了南書靈秀飄浮、有失穩重開闊之局限，形成了典雅、溫韻、靈動、氣象闊大而又獨具意趣的「光明體"。可以說，他在碑帖之學上的探索，既掙脫了傳統碑帖之束縛，又超越了固有的收穫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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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與理之中
有人曰:詩要有知、覺、情。知是理智，覺是感官，情是心理。於書法而言，同樣也是知、覺、情的綜合，它需要理智、感覺和情感。理智是冷靜的，感覺是纖細的，情感是熱烈或溫馨的，三者互動融合，方有書法之造化與境界之升華。
書法藝術，既是情感的流露，也是理性的表現。書法的內容、形式、場景、材質、筆墨、書體、章法、尺幅等，主要取決於個人理智的選擇，而黑、白、點、線、面的布局，結字、造型、形質、神采，以及力量、速度、節奏等，則更多地受制於個人的情感。
書法藝術，既是理智的，也是情感的。高明的書法家，不僅在書法作品的內容中表達深厚的哲理，且於筆墨濃淡乾濕、節奏抑揚頓挫、力度輕重大小之中流露深厚的感情。長卷作品，有組織，有布局，有結構，是理智的或理性的操控，而非情感的作為；然作品的筆意、氣勢、力量、速度、風格等，則是心理和感情的結果。
對此，光明兄自已也深有體會:"書法要表現什麼？表現美，表現力量，表現情感，表現韻味，不管你表現什麼，都要用筆在紙上留下的痕迹來體現，因而書法是有生命的，其流動的線條就是你的心電圖，是你精神世界的物化體現。"這裡他所指的美、力量、情感、韻味，強調的其實就是情和理二字。書法宜於情理交融，以情為尚，方能感動人吸引人。光明兄於情與理二字之拿捏可謂得心應手，翻轉自如，從政如此，為人如此，休閑如此，學書亦然。
要之， 光明兄書法追求形神合一，氣韻生動，筆端常帶感情，結字總有情意，布局講究整體，演繹則重實力，書法融合哲理，藝術充滿樂趣。趣味、意味、韻味，乃其書法藝術三味，亦可稱為"光明書法，三味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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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與利之外
司馬遷曾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追名與逐利，人之常情，世所難免。有的為名所累，有的因利獲罪，名利成為人生的陷阱；有的因名得利，有的以利求名，名利互動，成就人生。名利是把雙刃劍，自古迄今，名與利如何取捨，一直爭論不休。
諸葛亮提倡「: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後世君子，皆以「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自勵。
光明兄並未宣示自己有君子之志，而於日常生活、學習工作之細枝末節中凸顯君子精神。在眾多朋友眼裡，光明兄襟懷坦蕩，落落大方，儼然有君子之風。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職場處事，幹練乾淨；名利得失，置之度外，為人為官，永遠君子風度。
印象最深者，光明兄於名利取捨時，不問不爭。得之，不喜不驚；棄之，不怨不恨。名利場上，追名逐利者，爭相搏擊，彼此殺伐，或怒或憤，大打出手。而光明兄總是淡定平靜，遠離名利場域，獨愛書翰墨香。在朋友心目中，光明兄友愛有加、助人為樂；在同僚眼裡，他與世無爭、平和友善。他不談利，不攬權，不好名，是天生的樂天派和「三不主義」者。
在名與利之外，他有高遠的天空，有廣袤的大地，有浩瀚的海洋，有遼闊的草原，有天地人和的自然環境。在權與欲之外，他有景仰的高山，有嚮往的殿堂，有崇敬的英雄，有心儀的名家，有物我兩忘的藝術世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他生活的態度，也是他處世的心態。其從政，為學，做人的原則，即不談利，不爭權，不好名。他要成就自己的也許就是一位超然於名利權欲之外的現代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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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與退之間
進與退，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話題，也是多數人難以處置的問題。李密在《陳情表》中就十分糾結地說:「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賓士，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李密的狼狽，來自進退不能自決時的苦惱。
其實，進與退，光明兄自有個人的理解和處理之道。其讀書入學，上山下鄉，從政為文，均有進退的選擇和得失的考量。只不過光明兄在從政為官和權利名譽面前，選擇的是退，而在讀書學習和書藝書道以及為人做事上，選擇的是進。儘管他在行政上也一帆風順，但他總是急流勇退，見好即收。雖然書學之道深、文藝之門妙、文化之山高、人文之途美，但他本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之初衷，一往無前，無怨無悔，「人在陋巷，不改其樂!」
光明兄學書在碑與帖之上、處事在情與理之中、為人在名與利之外，處世則在進與退之間的人品與藝品，是在漫長歲月的時光沖洗下脫胎換骨而來的，是在學與思時的自我追問和不斷反省中華麗轉身的。他這種超然於物而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文化人生和人文情懷，不正是卞之琳所說的:「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胡波，歷史學博士，教授，中山市社科聯主席。
長期從事孫中山、香山買辦、華僑文化、商業文化、史學理論、中國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先後在20餘種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近百篇；著、編、譯出版的論著30餘部。參與或主持完成的國家、省、市課題30餘項。學術成果被國內外權威刊物轉載、引用和評論，特別是《歷史心理學》、《嶺南文化與孫中山》和《思想人物與歷史文化》、《香山買辦與近代中國》出版後在社會上和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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