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的未來轉向-讀《語言與心智》

喬姆斯基《語言與心智》是集中、正確而全面把握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理論的關鍵。

在第二版序言中喬姆斯基也談到在大眾化討論中，就有一種誤解「深層結構」與「生成語法」或「普遍語法」的傾向。

我認為喬姆斯基對語言學與心理學的思考是其理論的重要特質。

喬氏顯然對行為科學、人類心智能力非常感興趣，但當時學界仍被結構主義語言學牢牢佔據上方，對語言在思維與人群互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的關注並不多。喬氏從人類知識與信念系統在某些領域如何獲得這一問題談起，說明了語言研究為何讓他對人類學習和行為的研究特別感興趣。他對能參與人類行為的本質的與基本的因素進行有限的、合理的猜測，這就是轉換生成理論誕生的出發點。

本書前三章無疑是最重要的，喬氏從評價語言學對心智研究的貢獻這一命題入手，回顧基於對語言本質已有的研究和猜測，重談跟心智相關的語言學的當代發展（20世紀60年代），最後討論了語言和心智在未來的研究方向。

喬氏之所以要評價過去，是要交代轉換生成理論的緣起：受語言學史的啟發。

他認為現代語言學存在一種幻覺，即認為早期的工作可以交給古文物學家，以及現代「行為科學」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由「猜測」轉向了「科學」階段，恰恰相反，他認為行為科學只是模仿自然科學的表面特徵，其科學特徵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限制研究主題或關注特別邊緣的問題獲得的。

這事一種自然的但又不幸的趨勢，即由通過謹慎的實驗和嚴格的語料處理所獲得的極少量知識「外推」到有更廣泛意義與極大社會關注的問題（這也是當下學術界常見的弊病，所謂論文即邏輯自洽的、因邊緣而晦澀的文字垃圾）。一方面強調科學家尤其要對公眾負責，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他由「科學」轉向「猜測」的方法論。

喬氏關注的問題是語言研究對理解人類本質的貢獻，這一命題曾以不同的表達方式貫穿於現代西方思想史的各個時期。

語言的本質、語言反映人類心智的過程以及語言決定思想特徵和發展的具體方面，在自我意識不甚強烈、學術觀點較少分化的過去，都曾是重要研究課題。

這個「過去」自然是指現代科學奠定了堅實基礎的17世紀，當今的學術氛圍和17世紀存在深層次的相似性。笛卡爾哲學認識到我們能夠把握的概念系統和人類智能的屬性之間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差別。笛卡爾感到他已經證明人類心智的兩個重要特徵即理解力和意志所涉及的能力和原則根本無法通過自動機實現，無論這個自動機有多麼複雜。

喬氏通過笛卡爾派哲學家的著作來追溯這一論點的發展。笛卡爾哲學提出存在第二種物質來解決通過內省法得到事實無法被強化的關於肉體的理論所證實的問題：這種物質本質是與身體並存的思想，其核心特徵為擴展和運動，該特徵通過語言使用的創新性特點獲得證明。

喬氏強調這種可能出現的建立在先驗和假設基礎上的心理科學研究範式在當時被人們放棄具有合理性，同時它也與17世紀已被證實屬於成功案例的物理學革命具有一致性。牛頓像笛卡爾主義者一樣都從常識角度認為物理學並不具有堅實的基礎，因為物理學假設存在一種不通過接觸即可產生作用的神秘力量。這也解釋了西方思想史中從經院哲學到笛卡爾哲學到牛頓、萊布尼茨思想的一段衍化歷程。

17世紀，理性主義語言哲學與其它獨立的學術思潮相融合，第一個關於語言結構的重要普遍理論，即哲學語法或普遍語法隨之出現。喬氏稱哲學語法與當代生成語法相同，都明確反對描寫主義的研究傳統，因為後者認為語法學家的任務就是記錄和整理語言使用的材料，將語言學當成自然史來研究。但哲學語法卻遭到了布龍菲爾德等學者等錯誤指摘（其實這寫轉向都是自然的可理解的）。

喬氏提出了17世紀保爾·羅瓦雅爾學派的理論：表層結構只能對應語音即語言的外在內容。深層結構得以區分，且和表層結構通過特定的心智操作加以實現，用他的現代術語來說，即通過語法轉換的操作實現。威廉·馮·洪堡特將之稱為「語言使用者可以無限地使用有限的手段」。

而在現代語言學得以發展的19世紀後期，這一理論竟然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來到了現代機構主義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處，索緒爾提出語言分析的正當手段只能是切分和分類，通過這些方法的使用，語言學家可以確定分析出來的語言單位是組合性的還是聚合性的。顯而易見，這一分類性分析無法容納哲學語法所提出的深層結構。

索緒爾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受到德懷特·惠特尼的影響，後者認為語言在形式上不存在普遍性，語言形式的任意性堆積構成語言，研究這些內容無法認識到人類智能的普遍性特徵。而按照二人的理論體系進行的現代時期成功的印歐語言研究為哲學語法敲響了喪鐘，這個時期學者對於語言的理解雖然不夠深入且存在缺陷，但完全契合了當時語言研究的階段。現代結構主義和描寫主義語言學在這樣的學術框架下長足發展並取得了進步，但是卻提供了教訓：不是放棄有用的研究工具，而是應該堅持包容性的視角。

總而言之，喬氏梳理了語言研究史，並歸納了兩個富有創造性的研究傳統，一個是活躍期始於17世紀並經歷浪漫主義時期的哲學語法，一個是在19世紀直至20世紀50年代佔據語言學研究主流的結構主義。喬氏正是將這兩種研究範式加一統一，從而建立綜合性的研究模式，這便是語言學對心智研究的貢獻，轉換生成語言學的誕生。

喬氏將心理學難以研究的情況和文學理論做了有趣的對比。對於太熟悉的現象人們常常視而不見。20世紀20年代的維克多·什克羅夫斯基認為詩歌藝術具有使描述的客體陌生化的功能。藝術家的目的就是將描述的客體轉化為「新的感知領域」維特根斯坦也有類似的觀察，他致力於對人類自然史的評述「我們並沒有為人類歷史貢獻什麼看法，只是說了些無人懷疑的看法。

現代語言和心智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凡是具有某種語言知識的人都會以一種特殊方式去內化一套關聯音義的規則系統。語言學家建構某種語言的語法，實際上就是提出有關這種內化系統的一種假說。

顯然語言知識即內化了的規則系統，只是確定話語在特定場合該如何運用和理解的眾多因素之一。語言學家試圖構造一種正確的語法（這便是包括索緒爾在內的結構主義和描寫主義語言學家所從事的語法工作），是在研究一種與語言行為有關的基本因素，但並非唯一因素（喬氏想做的即挖掘此外的其它因素）。從特殊語法層次上看，語言學家在試圖刻畫語言知識，從普遍語法層次上看，語言學家試圖確立人類智力的某些一般屬性。雖然一種語言的特殊語法可以看作一種 解釋性理論，但普遍語法卻構成了比特殊語法更深層次的解釋性理論（這便是喬氏理論相較已有研究成果的突破性亮點）。

通過轉換生成理論進行的大量研究課題表明，喬氏認為不管結構依存性操作的功能是什麼，對一個學習語言者而言，這種結構依存性操作必定是預定的，它是引導人們獲得語言能力的某種先天程式。

喬氏的理論基礎來源於對語言現象的合理假設：建立「心理距離」並且成功使這些現象陌生化，問題就此解決。要想解釋語言的正常使用必須認為聽話人—說話人有一套複雜的規則系統，這些規則涉及一些非常抽象的心理活動，並應用於與物理信號相去甚遠的各種表達式（從這個結論可以看出喬氏並未跳脫出索緒爾的觀察範圍，只是重新發揚了被後者一筆帶過的內容）。

喬氏結論到，語言知識是在有缺陷和有限的語料基礎上獲得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人的智力和經驗的影響。經驗主義者關於知識獲得方式的高度特設性假設就有了特別優越性，順著此路線，有望揭示出一種高度受限的程式，這種程式即決定了經驗的內容，也決定了從經驗內容中產生出來的知識的本性，還有望證實並發展有關語言和心智的傳統想法。

在第三章「未來」中，喬氏先綜述了「過去」和「現在」的立論。他用做參考點的研究傳統和設想分別跟研究心智問題的兩種典型路徑即哲學語法和結構主義語言學有關。結構主義語言學具有強烈的反心理主義特徵，此特徵也是當代心理學，特別是一直致力於專門研究語言使用和語言習得的心理學分支所具有的特點。

但是行為主義科學的時代已取代了心智科學的時代，前者專註於數據和數據的結構同時它認為自己屬於行為控制的技術（更關注證據本身，而不是證據加以闡述的深層次基礎原則和抽象心理結構），這種定位的轉變和語言學及語言哲學中的反智主義思想不謀而合。但喬氏認為語言研究可以提供豐富語料，同時對基本問題的準確表述更為敏感，語言學由於具有結合這兩個特徵的獨特性而更具長遠意義。

對語言的關注將與過去一樣，仍然是研究人類屬性的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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