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旌德刻工考略（二）
原標題：明清旌德刻工考略（二）
明清旌德刻工考略（二）
方光華
旌德刻工三姓：劉、湯、鮑
在披閱史料的過程中，不難發現，旌德刻工以湯、劉、鮑三姓居多。這與手工業的家族傳承有著密切關係。
劉姓族居地在旌德十二都喬亭村（今屬蔡家橋鎮），宋代就有刻工。明萬曆以後有名有姓的有劉邦瀛、劉邦承。
劉光信萬曆三十一年（1603）在金華刻雙桂堂本《顧氏畫譜》、顧炳《歷代名公畫譜》（四卷）。劉榮與湯尚、湯義合刻順治六年本《離騷圖》《太平山水圖》，劉榮還刻萬曆本《鳳凰山圖》。
劉榮等刻《太平山水圖》
劉國惠和劉仲佳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章達、盧謙編的《五經圖》一卷，圖文繪刻精妙。
劉英之泰昌元年（1620）刻程開祜的《籌遼碩畫》四十六卷附一卷；劉權（字伯衡）天啟五年（1625）刻《春秋左傳標釋》三十卷，寫工長洲金麟；劉文華祟禎十六年（1643）刻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一百一十卷《目錄》二卷（瞿式梠刊本）；劉大德萬曆間刻《重校十元端巧合紅蕖記》二卷，陳大來繼志齋本，新安何寵繪圖。
劉光暘和李再禎於萬曆四十年（1612）刻李之藻的《天學初函》五十二卷。
關於劉光暘地方志書倒是有一些軼事記載。
劉光暘不僅能寫能刻能印，還擅長書法字畫和文物彝鼎的鑒別。嘉慶《寧國府志》記：「光暘字雨若，性聰慧。凡先代寶器及歷朝名賢字畫真贗，皆能辨識。工篆刻，清順治初，尚書馮謐招之進京，令鐫《快雪堂法貼》，進呈稱旨，被召見」。召見時，順治皇帝拿兩幅王羲之墨跡試其才智，結果一真一偽，立判無誤。隨後鑒別域外進貢的金爐，立判為某朝某年乳母進獻某太子飲乳御器。皇帝十分驚喜，賜號「古董」，並「授以鴻臚寺序班」。康熙十六年（1677），刻《翰香館法書》叢貼，以其書齋「翰香館」為名，由鍾繇、王羲之、董其昌等二十八家八十二件作品集成。他的族子劉玉標亦工篆刻，臨清汪灝在《倚雲閣集》中為他寫下《贈剞士歌》一詩。像劉光暘這樣以刻技和造詣，由刻工混上一個小京官，被記載在文獻里，全國罕見。
劉光暘摩《快雪堂法書》
劉廷爵嘉慶二十五年（1820）刻《寧國府志》；劉君裕刻《忠義水滸傳》插圖；劉御李清康熙間刻徐士業《百家姓考略》一卷。
劉廷爵刻嘉慶《寧國府志》
聚族居住在旌德城北二十餘里十四都湯村（今屬蔡家橋鎮）的湯氏族人，操持刻書業二百多年歷史，很多人家幾代人都是刻工。
湯維新祟禎三年（1630）於吳門刻沈佳胤《翰海》十二卷。
湯復（字用先），清順治二年（1645）刻蕭雲從《離騷圖》八卷。後有人增繪九十一圖，計一百五十五圖，編入《四庫全書》。這位湯復先生以其作品精絕，那個時代就在書中印上廣告價目單：「棗板綉梓，刷印無多，今包刻價紋銀壹錢伍分，紙選精潔者每部貳錢柒分伍厘，用上品墨屑並刷工饋柒分伍厘，共紋銀伍錢，今發兌每部壹兩，為不二何也，裝訂處增加貳錢。」很顯然，湯復屬於刻工中的大腕。
湯復等刻《離騷圖》
湯尚、湯義、劉榮，清順治五年（1648）刊刻著名畫家蕭雲從《太平山水圖》《太平二書》十二卷。作品表現出來的細膩舒展的線條、疏密緩急的流水、井然有序的村落、錯綜起伏的山巒、音容生動的人物，無不刻畫入微，輕重得宜，濃淡有味。湯尚的《吳波亭圖》鐵筆刻線，細緻流暢，運用不同的刀法對繁密的山石、樹木花草、行雲流水一一雕鏤，輕重緩疾掌握得恰到好處，無一錯亂。湯義刻的《靈山圖》、劉榮刻的《青山圖》均技藝高超，繪刻雙美。著名收藏家鄭振鐸對《太平山水圖》極為讚揚：「圖凡四十三幅，無一不具深遠之趣，或蕭疏如雲林；或謹嚴如小李將軍；或凡花怒放，大道騁馳；或浪捲雲舒，煙籠渺渺；或田園歷歷如氈絞，山峰聳疊似島嶼；或作危岩驚險之勢；或寫鄉野恬靜之態，大抵諸家山水畫作風，無不畢於斯，可謂集大成之作矣。」《太平山水圖》對當時和後世尤其是版畫界影響深遠。
湯達甫順治十二年至十七年（1655-1660）在湖州刻庄廷鑨《明書》，印工旌德李祥甫。湯廷昊（字素玉）康熙十四年（1675）刻《消災延壽藥師懺法》三卷。湯文光刻道光年間《徽州府志》圖。湯能臣康熙十八年（1679）、二十五年（1686）兩度刻閔麟嗣《黃山志定本》七捲圖一卷（蕭晨繪圖），十七年刻汪士鋐《黃山志續集》八捲圖一卷（釋雪庄繪圖），三十二年（1693）刻《（康熙）休寧縣誌》八捲圖一卷（陳邦華繪圖）。湯郁文刻《九華紀勝》三十二卷，道光元年（1821）梅緣書屋刊本。湯漢章、李金釗道光十年（1830）刻清程文圃《醫述》七種十六卷。湯美林道光十二年（1832）刻趙紹祖《涇川叢書》二集四十五種。湯輔臣道光七年（1827）書刻（寫工兼刻工）《祁門縣誌》三十六卷。湯湘甫、湯瑞庭同治六年（1867）刻余照《經古軒詩韻》八卷。湯明休光緒十三年（1887）刻喬笙巢輯《宋六十一家詞選》十三卷。湯信穗光緒二十七年（1903）刻九華陳蔚輯《齊山岩洞志》二十六卷首一卷（劉世珩唐石簃刻本）、《齊山南面圖》。
湯能臣刻《黃山志》圖
湯炳南寓居南京，既是刻工，又是印工，擺印元鮮於樞的《困學齋雜錄》一卷。他經營書坊，不但雕版印書，而且極力推廣活字印刷，上至經史子集，下至民間文學小說、戲曲唱本、雜談傳奇、神話故事等應有盡有，成為當時出版中心金陵乃至蘇常、吳興、杭州一帶有影響的大書賈。
劉、湯之外，旌德九都合錦（今屬俞村鎮）鮑姓刻工，同樣名振業內。
鮑守業(約1625～1705)，字承勛。擅長雕刻人物，刻有長洲錢穀繪圖本《雜劇新編》。順治八年（1651）刻《過去莊嚴劫千佛》《博古頁子》（陳洪綬繪圖，與歙縣黃子立合刻於杭州），順治中刻鄒式金輯《雜劇三集》三十四種（一名《雜劇新編》，吳門錢穀繪圖）。順治末年，奉召進京鐫刻御像，名重一時。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明岳端撰《揚州夢》二卷，插圖二十四幅（吳門顧士奇繪圖）；康熙間刻元陳堅《太上感應篇圖說》一卷《附錄》一卷、《懷嵩堂贈言》（吳門汪璡繪圖）、汪琬《鈍翁類稿》一百十八卷。與同邑鮑天錫同刻吳門顧雲臣畫文喜堂本《秦月樓傳奇》等書插圖。所鐫刻《華藏莊嚴世界海圖》及雍正五年與鮑昌胤合刻《諸神禮佛圖》，刻工纖細（作品現陳列北京法源寺，原雕刻木板現藏南京博物院）。
鮑守業父子刻《秦月樓傳奇》，以刀代筆，充分運用陰刻與陽刻，加強線條的變化來豐富畫面表現力，刻線纖細精美，運刀純熟自如，密而不碎，稀而不空，線條剛柔輕重、疾速轉換的技巧，都可以在其紋線上看出來。《秦月樓傳奇》插圖刻技之精，被稱為清初徽派版畫代表作品之一。鄭振鐸在《中國版畫史圖錄》中說：「旌邑鮑承勛為清初之鐫圖名手，所鐫有《秦月樓》及《雜劇新編》之插圖等，此書尤為罕見，故收入焉……可見當時承勛聲勢之浩大」。他認為鮑承勛、鮑天錫（一說為承勛子），都是旌德刻工高手，其技藝可與徽州版畫刻之魁首歙縣虯村黃氏相媲美，並論定「承勛為徽派版畫之殿軍，實刻於蘇州，為蘇州版畫之佼佼者，中國版畫至康熙間猶方興未艾，乃因鮑承勛、朱圭等名家出，使蘇派版畫崛起，有相帥領先之勢」。
鮑承勛兒子鮑野聞康熙間刻王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錄》十卷（林佶寫）、洪昇《長生殿傳奇》二卷、陳廷敬《午亭文編》五十卷（林佶寫）。
除此之外，旌德其他諸姓刻工，同樣身懷絕技。
李光遠，萬曆間刻袁宏道《瓶花齋集》十卷、《敝篋集》二卷、《解脫集》二卷。
饒煥寀天啟初刻《御制無量壽福經》一卷。
李予懷，僑居蘇州，善鐫刻書法，尤其名家墨跡。
洪心之，參與刻萬曆四十二年本《醫便》。
周希亨、周希瑾明祟禎十六年（1643）刻顧炎武《音學五書》（符山堂刻本）。
郭卓然，刻崇禎年間劍哨閣葉敬池本《醒世恆言》《警世通言》《西樓夢傳奇》《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水滸傳》，崇禎金陵玉洛川重刊本《宣和遺事》。其《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繪刻嚴謹，細膩精工，無論章法、表現技巧，還是刀刻手法熟練程度，都具有大家風範和徽派作風。
李金釗與湯漢章合刻道光十年本《醫述》。
李符九康熙間刻釋弘眉《黃山志》十卷。
朱旺村（今蔡家橋鎮）人朱士標、朱長春，被譽為「鐵筆超群」。
饒煥為經卷書刻多種扉頁畫。
程、孟氏合刻康熙八年本《茅山志》。
賀尚義刻《（康熙）祁門縣誌》八卷。李文韓咸豐十一年（1861）刻《陶淵明集》十卷（桐城徐氏仿宋巾箱本）。
刻書背後的艱辛
旌德刻工歷史可上溯到宋，有七八百年的歷史。若是從有名姓的劉、湯、鮑三姓家族看，歷史同樣不短。湯姓刻工從明末湯維新起，至清末湯明休止，前後達257年。劉姓刻工從明末劉光暘起，前後長達339年，劉光暘刻書，從明萬曆四十年起至清順治初，前後30餘年。而鮑承勛刻書活動，從順治八年至康熙四十年。他們都是從青年至老年畢生於此，有的更是子孫相繼此業。旌德毗鄰徽州，除本地外，在江浙之地，兩地刻工合作刻書相當平常，這在上文例子中不難看出。
旌德可考刻工宋、明、清總計不過六十餘人，這只不過是存十一於千百而已，遠非歷史原貌。當時社會，刻工被視作「手民」，刻技被視作「雕蟲小技」，無任何社會地位，文獻少有記載。刻工在書籍版心下、序文及目錄後，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是為計件取酬之憑證，二是表示自己的職責。由於典籍流傳的艱難，或亡或毀，再加上刻工署名常有姓無名、有名無姓、簡稱、代稱、諧音之例，且多無籍貫連署。一般在本地刻書不署籍貫，只有外地刻書時，偶有籍貫連署。這無疑給今天的刻工研究帶來極大困難，人們只能在披沙揀金的情況下，略知梗概。
說到底，刻工就是普通的匠人，都得為養家糊口而奔波。除了本地本省，多數人活動於江浙之間，生活困苦。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屆六十仍然無子的劉永日，在吳門（今蘇州）為魏禧刻《魏叔子詩集》時，曾求魏為之作文以傳，魏禧為之寫下《奇劂氏劉永日六十壽序》，文「歲壬子（康熙十一年），予刻詩吳門，旌德劉永日實承其事焉」，「永日雖六十，奇劂精良，日從閶門外抵予館舍，酷日風雨不輟，其氣力精強，有非少年輩所不及」，「且吾聞永日兄弟六人，其父母生沒之事，嘗獨立為之。又輒收業扶持其兄弟之孤，則亦為名之實也」。
除了生活艱苦之外，最可怕的是清代文字獄，刻工、印工，鬻書、購書、藏書者時有株連。順治間旌德刻工湯達甫等十餘人、印工李祥甫，因刻庄廷鑨《明書》，於康熙二年（1663）在杭州弼教坊被殺。臨刑時，一刻工大哭道：「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改嫁，母其誰養？」然而其言之慘，也感動不了統治者，「言畢就刑，其首滾至自門，忽然豎起。蓋行刑之所，去家不遠也」。一個為饑寒為驅的刻工、印工，他並不懂得書中有無「違礙」，辛勤的勞動，竟然遭人頭落地的酷刑。清代文字獄的殘酷，於此可見一斑。
雖然如此，絕然抹殺不了刻工、印工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卓越貢獻。毫無疑問，明清旌德刻工成功扮演了那個時代文化和道德傳承人的角色。
（作者系旌德縣政協文史委主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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