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兩千年前國外的典籍就一定中國的典籍更具有現代相關性嗎？
李幼蒸
1936年11月11日生於北平。現為旅美獨立學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2000年至今），國際符號學學會（IASS）副會長（2004—2014）。
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1978—1995）、德國魯爾大學哲學所客座研究員（1990—1997）、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短期訪問教授（1990）。曾於1982—2004年期間先後擔任訪問學者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弗吉尼亞大學比較文學中心、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系，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所、柏林工大語言學所，法國人文科學基金會研究中心（MHS），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符號學中心，日本成誠大學文學院、東京大學英語系，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所、台灣大學哲學所、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系等。
來源：《論語》解釋學與新仁學·序言
作者：李幼蒸
本書作者對中華文史著述的賞讀及研究可謂終生未輟，唯自新時期起始有認真研讀和寫作的機會。大致而言，在過去30年間，本人在遊學歐美期間接續完成了四次關於儒學和仁學的撰述計劃，每一計劃均大約耗時5年，各書名及完成時段為：1. 英文本《關於中國倫理學與學術意識形態的解釋學-符號學研究》（上卷「仁學」，下卷「儒學」，1992—1997，德國，先出版於法蘭克福，後再版於新加坡）；2. 《仁學解釋學》（1998—2003，美國，出版於北京）；3.《儒學解釋學》（上卷「歷史卷」，下卷「精神卷」，2004—2009，美國，出版於北京）；4.本著《論語解釋學與新仁學》（2011—2016，美國）。
在過去30年間，除了上述系統撰述工作外，與仁學新解釋相關的文論亦復不少，陸續發表於刊物和文集。作為60年來致力於現代西方人文理論的研究者，作者畢生半數時間卻用於「國學研究」，其原因和動機與職場專業學者並不相同。因此，在「現代西方理論與古代中國思想匯通」背景下進行的「國學類」撰述，也就並不容易參與國內外相關專業交流。不過，隨著今日人文學界跨學科、跨文化研究方向的展開，相信沿此方向進行的研究也會逐漸增加被理解的機會。目前完成的本書，可以說是甫屆八十的本人畢生規劃的最後一部「國學類」著作。現在讓我對本書著述背景及本書旨意略做說明如下。
本人投入「國學類」研究，源自本人長期以來沿跨學科、跨文化方向對中外人文理論進行綜合研討的興趣。對中華仁學的興趣與推崇，反而是在長期交叉關注西方不同領域學理後產生的一種反向認知，此即：中國古典思想和現代西方理論之間存在有一種互質、互補、互融性，這是中華思想今日有可能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之一。由於本人未受過任何「專業技術化訓練」，故可憑興趣跨越不同學科藩籬而發現：對於人類人文思想世界而言，在古今與中外、理論與實踐之間，在調節了「理解公分母」及「深廣透視域」後，其觀察、思考、理解的結果，可大不同於國內外專業學科內限定的學術共識，從而才最終悟識到古老中華仁學原來蘊含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全球化時代的學術理論認知生命力。古典仁學的時代重大意義，一方面關係到中華文明對自身幾千年精神文明史的再認識與再評估，另一方面關係到此一源自中華文明的倫理思想精神遺產今日應如何對世界人文學術產生積極的作用。後一問題不可能僅僅出於海外新儒家一代所懷具的那類僅為「弘揚民族文化」之心來加以解決，而是首先要在與時俱進的科學研究實踐過程中，對此重大任務進行合乎時代情境的科學理性的交流規劃。正是在仁學動機激發下才能夠認識到：為了進行此一符合仁學精神高度的學術實踐，反而須在認知方法上積極尋求新時代、新環境條件下形成的新知、新學、新理，以便更有效地根基於「舊仁學」以履行「新實踐」。於是作者才把握到：東方古典倫理思想與現代西方科學知識的相互批評與有機結合，才是全球化新時代人類向前推進「人的科學」研究規模與水平的正當方式。這樣的體認也是與作者對當前世界人文科學事業遭遇的價值觀和認識論上的困境之觀察與體驗密切相關的。這就是，作為今日世界人文學術主流的西方學界，其知識根源幾乎完全來自西方文明歷史，按其發展邏輯，當其科技工商文明認知蒸蒸日上之際，其人文科學理論竟然大幅度地偏離著科學理性的方向而呈現出理論上停滯不前的局面。
《論語》中的仁學就是成君子學，也就是知識分子「義在利先」的人生觀養成學。我們今日評估此一看似迂腐的中華歷史上的最早之「學」時，可能受到國學界之外學界的廣泛質疑並被普遍判斷為出於「時代認知誤會」。但是對於在新時代提倡復興古典仁學的主張之不解或誤會，乃因並不了解我們所持的知識論和方法論背景。跨學科、跨文化的人文學術治學方向意味著，首先要跨越現行學科界限，合理有序地打通各領域知識資源，以便在重新設定認識論框架後更準確地把握學術現實真相及其問題所在。這樣的目的是難以在今已全面職場化的、功利主義導向的學科專業本位框架下達成的。對此我們可以先提出一個反問：為什麼人們不對其他文明中傳承的、今日廣被尊崇的諸遠古信仰體系提出類似的質疑呢？兩千年前國外的典籍就一定比兩千年前中國的典籍更具有現代相關性嗎？
本人多年來的「比較研究」（主要在現代理論與古典文史之間）就是志在解決這一時代性的人文學術的倫理認識論問題。研讀與寫作，既是將一個階段上完成的研究結果加以組織和發表，以參與當前國內外學術對話，同時也是自身研學生涯中的一次臨時性的自我總結。讀者會發現，在本人上述四部主要相關著述中，雖然總的認識論方向一致，但各書細節方面也在不時調整與改變，一次次地將本人當前思考結果加以再次呈現。本書與此前幾部主要相關著作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書以仁學基本文本《論語》本身的現代意義闡釋為主。《論語》文本，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書，其思想表達格式是中國秦漢學術時代開始之前出現的那種「格言體文句集結」，即其不是像後世學術理論發展後採用的那種系統論述方式。然而，此書之所以具有這樣偉大的時代性價值，竟然恰恰在於其古樸表達的形式本身：一種意在「以言促行」的直觀經驗性表達法。其價值學上的根據在於：諸格言句不僅均直接來自人性經驗本身，而且多表現於實踐主體的心理動機層及態度層場域。後者正是倫理心理學因素的存在領域，故具有歷史上的時空普適性。為了適切地處理此一特殊表達格式，作者遂決定按照《論語》原著那種零散單句排列形式，逐一進行章句的疏解。
古往今來，關於《論語》文本的注釋足有千百種之多，新時期以來即不下數十種。但是和大多數此類注釋書籍側重於文詞字義與句義的梳理方式不同，本書不再對此類文句表面字義另行疏解，而是對這些兩千多年前的倫理性格言句的多重意義層次（按照現代觀點對原句本身的義解，對原句義的現代含義之探索，以及對其含蘊的具有無限敞開性的未來學術意義之擴解）予以（一般讀者多可理解的）全新梳理。對於章句系列這樣進行的多層次意義解釋最終凝聚於一個總的說明目的：本書作者何以認為原始仁學可以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未來人文科學科學化發展所需的價值觀框架及倫理方向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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