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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軍:從美國的貿易政策看中美貿易爭端

從美國的貿易政策看中美貿易爭端

⊙美國貿易政策分析

美國貿易政策是實現美國內外利益的工具

美國貿易政策的發展變化

縱觀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史得出的結論

⊙ 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競爭與摩擦

中美貿易競爭的主要焦點

當前中美經貿摩擦和衝突的主要領域

⊙ 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的主要策略

⊙ 總結

長江產經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暨南大學教授

林學軍

美國貿易政策分析

美國貿易政策是實現美國內外利益的工具

從經濟上看,美國的貿易政策是指能直接影響美國進出口地理方向和進出口商品結構、跨國投資的政府措施。

政府的措施以關稅、配額和補貼的形式表現,這些措施對貿易產生扭曲的影響。政府也可以通過談判形式尋求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

美國貿易政策是美國經濟利益的反映。但理解美國貿易政策還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去看。

本傑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認為,美國的貿易政策是一種混合體,「它是一個國家試圖影響外部經濟環境的那些行動的總稱」,「它也是一個國家整體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服務於共同的政策目標。」

RaymondJ. Ahearn(2003)認為,美國貿易政策的本質是實現美國國內外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工具或手段。每一項貿易政策的措施在本質上都影響著國內和對外經濟和政治利益。

這些利益歸納為四個方面:

國內政治利益。貿易政策是在美國的制度安排下對國內有組織的利益集團通過尋求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的反應。

國內經濟利益。貿易政策影響著GDP的增長、通貨膨脹和就業,也影響著特殊地區、產業、工人和社區的生存。這些都是國內利益的表現形式。

對外經濟利益。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內容是支持以規則為基礎和以非歧視原則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多邊貿易體制從長期看有利於促進全球繁榮和穩定,但在短期內也會犧牲本國利益。

對外政治利益。美國貿易政策服從於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目標,其中包括與美國的盟友通過貿易政策來鞏固彼此的關係。

在現實生活中,美國的國內外利益又通過以下組成的政策措施得以實現:

國會制定的貿易法和其他宏觀立法中有關貿易的內容;

主管貿易事務的行政機構頒布的行政法規;

貿易法庭的裁決所確立的慣例;

與外國訂立的貿易條約或行政協定,其中絕大部分是不須經過國會批准的行政協定,如美日關於日本汽車輸美自動設限協定;

美國所參加的多邊國際協定(如世界貿易組織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有關規則,這是因為這些國際貿易規則與美國的國內法息息相關,兩者有強烈的互動性。

事實上,由於美國的政治和貿易優勢地位,國際貿易規則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影響的,而反過來爭取世界經濟的立法權也一直是美國政策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二、美國貿易政策的發展變化

由於國內和外部因素的改變,反映國內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貿易政策也發生著變化。從歷史上看,美國貿易政策是隨著國內外政策目標的變化而變化的。

根據這點可以把美國貿易政策分為六個時期:1765-1815 年、1815-1934 年、1934-1962 年、1962-2001 年,「9.11 事件」以後,當前。

從這樣的視角看,美國的貿易政策是不能簡單地放在貿易自由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框架內分析的。

1.美國獨立時期(1765-1815 年)

這段時間的貿易政策主要是抵制英國貨物,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支持法國革命,促進美國獨立和獲得主權國家的地位。

2.促進出口和限制進口時期(1815-1934 年)

在這100 多年的歷史中,美國貿易政策主要取向是滿足國內經濟和政治的需要。這些政策包括用高關稅保護美國的幼稚產業,擴大美國的出口。在這個時期美國的高關稅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保護國內產業,二是為了擴大財政收入。

3.對外經濟目標佔主導地位時期(1934-1962年)

193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該法案是美國第一次確立以互惠和非歧視原則作為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基礎,把互惠原則通過雙方貿易談判擴展到所有貿易方,這標誌著美國試圖從保護貿易政策轉向自由貿易政策。

美國慷慨地對西方盟國開放國內市場,卻並不要求盟國對等開放,單邊貿易自由化成為美國拉攏西方盟國的「政治糖果」。

同時,美國對共產主義國家實施了出口控制政策。美國作為戰後世界第一大資本主義國家,更想通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鞏固資本主義國家聯盟,為對付共產主義國家打基礎。

在美國的努力下,若干個國家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簡稱世界銀行)後又產生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

4.向國內利益傾斜時期(1962-2002 年)

在國際環境相對穩定,美國國內利益與外國經濟矛盾突現的時候,美國的貿易政策發生了向國內利益的傾斜。

第一,1962 年4 月,美國國會通過了《1962 年貿易擴大法案》。設置「特別貿易代表」一職(註:1980 年改為現名),專門與其他國家談判,要求對等開放市場。

第二,1971 年12 月,美元貶值7.8%,黃金官價從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提高美國出口競爭力。

第三,有選擇地開放市場,1985 年,與以色列、加拿大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第四,管理貿易,即政府為了自身的目的,有意識地對國際貿易進行控制或施加影響。

如:1993 年9 月柯林頓總統公布了國家出口戰略,確定半導體、電腦、通訊、環境保護、諮詢軟體工業及服務業等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為6 大重點出口產業。

第五,多邊主義、區域主義和雙邊主義並舉,拓展美國對外貿易的空間。

第六,積極利用WTO 爭端解決機制。僅1995年一年,美國就向WTO 提交了一系列的投訴。要求貿易夥伴對等開放市場。

第七,如果不按照美國的意願,美國就以「對等」貿易和「公平」貿易為借口,使用「301 條款」或者「特殊301」和「超級301」,還廣泛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措施,以及備受爭議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保護本國的企業和市場,迫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

5.置國家安全為優先的時期(2001 年「9.11」至2017年)

「9.11」事件使美國把安全置於優先考慮的問題,美國積極促使發起多哈議程,推動全球貿易的新一輪談判。

美國的目的是把WTO 的144個成員通過貿易談判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利益共同體,為美國的全球反恐提供基礎。

同時,布希政府展開了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活動,2003 年,佐立克表示,尋求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必須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安全目標。

美國以自己巨大的市場為誘餌,用開放自己的國內市場吸引外國,以此達到對外政策的目的。

按照美國的邏輯,一些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國家被列入了美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候選名單,而另一些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支持不力的國家被排除在外。

6.維護美國霸權,美國優先時期(特朗普上台至今)

前面幾任美國總統,對華政策一直在是夥伴還是對手之間搖擺,對華戰略比較模糊。

現在,隨著冷戰的結束,反恐戰爭告一段落,中國的崛起,被美國視為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

回想冷戰結束時,日本GDP是美國的三分之二,美國6萬億,日本4萬億,德國是美國的三分之一約2萬億。

時至今日,美國17萬億,有人說是18萬億;日本5萬億,變得不足美國三分之一;德國從2萬億到3萬億,變成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別的國家差距就更大了。

只有一個國家使美國覺得自己「不那麼偉大了」,只有一個國家在經濟規模上縮小了和美國的差距,那就是中國。

特朗普上台,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什麼?閻學通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就是防範中國的崛起,就是過去我們說的遏制政策。

因此,以2018年對華的貿易戰為開端,特朗普掀開維護美國霸權,美國優先的經貿政策。

縱觀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史, 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在不同的時期,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表現出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美國貿易政策的重點或是朝國內經濟和政治利益傾斜或是朝對外經濟和政治利益傾斜。

第二、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自由化都是美國利益的實現方式。

第三、由於戰後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美國更多從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高度推行符合美國內外政策目標的貿易政策,必須對滿足國內利益和國外利益的需要進行平衡。國內外利益驅動下的貿易政策表現為推行貿易自由主義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認識美國貿易政策的本質為我們認識中美貿易存在的問題提供一種思路。

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競爭與摩擦

一、中美貿易競爭的主要焦點

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矛盾很多,但焦點問題是中美貿易中巨額逆差問題。

2016 年中方統計的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2540 億美元,美方統計的對華逆差額為3660 億美元,貿易逆差似乎突破了特朗普政府所能承受的心理關口, 他們要做出強烈反應。

美國認為造成美中貿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有:人民幣幣值低估; 中國政府為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提供財政補貼; 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帶來的低成本優勢。

另外, 對於不斷擴大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許多美國人相信, 這不是因為美國企業的競爭力不足, 而主要是由於兩國在市場開放上的不對稱所造成的。

也就是說, 問題不在於中國向美國出口太多, 而是中國的貿易壁壘使得美國企業無法獲得應有的出口機會, 這是對美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

關於美國對中國巨額逆差,可以分析如下:

(1) 美國政府誇大了貿易逆差

首先,美方的統計沒有記入美中服務貿易的順差, 美國的投資銀行、諮詢機構在中國都有大量賺錢的業務。按中方統計,2006 年至2016 年,美對華服務出口額由144 億美元擴大到869億美元,增長5倍。2016年,美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到557億美元,約是2006年的40倍。

其次, 美國海外子公司產品有30%出口到美國, 是美國向美國出口。例如,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汽車5.4萬輛,金額11.8億美元,主要是在華美資企業生產的汽車。美國貿易逆差沒有減去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出口, 從而擴大了逆差的數額。

最後,美方未計入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利潤收入。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15年在華美資企業實現銷售收入約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

扣除上述三個方面收入,美國的貿易逆差才能回歸真實的水平。

(2)貿易進出口值存在重複計算,貿易增加值才能真實反映中美貿易逆差

隨著國際產業分工的深入和範圍的擴大,工業製成品的生產分工愈來愈廣,生產工序不斷細化,生產鏈條逐漸拉長,中間產品貿易飛速發展,產品生產跨越多個國界的現象愈來愈普遍,很多產品的價值實際上被很多國家(地區)分享,而不是僅由最終出口該產品的國家(地區)佔有,全球價值鏈的特徵比較明顯。

一項調查表明,300家銷售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跨國企業中(OECD,2013),平均51%的元器件生產、47%的最終組裝生產、46%的倉儲、43%的顧客服務、39%的產品研發是在本國之外完成的。

然而現行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方法無法準確描述整個生產過程,只能統計產品跨境時的進出口總值,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重複計算問題,擴大或縮小了雙邊貿易不平衡狀況,並有可能導致貿易決策的誤判和宏觀經濟政策抉擇的失誤。

特別是對於中國這一類貿易結構比較特殊的國家來說,這種重複計算問題更加嚴重。

例如,核算2010-2013年,以貿易總值統計每年的中美貿易順差分別為1812億美元、2024億美元、2189億美元和2161美元,但以貿易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貿易順差分別降為788億美元、927億美元、1132億美元和1107億美元,分別降低56%、54%、48%和49%。

(3) 中國貿易順差反映全球價值鏈的分工,順差在中國,利益在美國。

中國對美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為加工貿易。在這一貿易模式下,中國處於加工組裝等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環節,美國企業則掌握了產品設計、核心零部件製造、運儲和營銷等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從中獲得了絕大部分利潤。

以蘋果手機為例,亞洲開發銀行2010 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蘋果手機在美零售價為500 美元(2009年),其中中國出口組裝廠只賺取6.5 美元的加工費,而331.7美元被美國國內的設計、運輸、分銷等環節的企業獲得。

在中國出口的紡織服裝、鞋帽等商品中,美國進口商和零售商獲益佔到商品整體利潤的90%。

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羽絨服3.1億美元。其中,中檔羽絨服出口均價約每件40美元,美國市場終端銷售價則在200美元左右,出口價是零售價的1/5。高檔羽絨服出口均價約每件60美元,美國市場終端銷售價約500美元,出口價約是零售價的1/8。

中國企業在加工環節的獲利約佔產品終端售價的1%-2%,獲益非常有限,美國進口商是主要受益者。

(4) 中美貿易反映雙方的經濟互補和互利關係

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2016 年美對華出口比2001 年增長500%,同期美對全球出口僅增長90%。中國已成為美許多產品的重要海外市場,其中以大宗農產品和高端製成品最為典型。

根據中方統計,2016年,美國對華出口飛機440架,金額125億美元;大豆3366萬噸,金額138億美元;汽車25.5萬輛,金額121億美元;集成電路97億美元;棉花26萬噸,金額5億美元。

目前,中國是美國飛機、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汽車、集成電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美國出口的62%大豆、17%汽車、15%集成電路、14%棉花,以及約25%的波音飛機都銷往中國。

美對華服務貿易長期保持順差。按中方統計,2006年至2016年,美對華服務出口額由144億美元擴大到869億美元,增長5倍。2016年,美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到557億美元,約是2006年的40 倍。

從美吸收中國投資看,根據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榮鼎公司發布的報告,2015年,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為150億美元。2016年,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為456億美元,相比2015年增加了兩倍。

截至2016年底,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累計約1090億美元,涵蓋服務業、製造業、地產業、酒店業、信息與通訊技術、娛樂業、金融服務等領域。

中國投資項目遍布美國46個州,分布於435個國會選區中的425個,覆蓋率近98%,為美國內創造就業崗位超過14.1萬個,其中大部分是製造業崗位。

中方當然也從中美經貿合作中獲益。

根據中方統計,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5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243億美元,增長209倍。

2016年,中美雙邊貿易佔中國整體貿易的比重為14.1%。中美產業互補性強,美國已經成為中國許多產品重要的海外市場。

電機電器和音響設備、機械器具及零件、傢具及零件、玩具遊戲用品及零件、鞋靴是中國對美出口中金額較大的產品類別。

例如,2016年,電機、電器和音響設備自華進口額占該產品美總進口額的近40%,機械、器具及零件自華進口額占該產品美總進口額的30%(美方統計)。2016 年中國機電產品對美出口達到2369億美元,美國是中國機電產品第一大出口市場(中方統計)。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中國自美國技術進口合同1189份,合同金額96.38億美元,佔中國技術進口合同總金額的31.36%;中國對美國技術出口合同1337份,合同金額37.49億美元,佔中國技術出口合同總金額的15.96%。

目前,美國是中國技術進口第一大來源國、技術出口第二大目的地。

在文化貿易方面,按中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文化產品227.8億美元。美是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第一大目的國。同時,中國企業也從承接來自美國的服務外包中受益。2016年協議金額238.5億美元,同比增長25.1%。

(5) 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是影響貿易平衡的關鍵因素

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是美國對華的高科技出口一直沒有放鬆, 從80 年代秦山和大亞灣核電站設備, 到集成電路、程式控制交換技術和先進機床設備等。

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嚴格的高技術出口管制,使得很多有競爭力的美國高科技產品不能向中國出口,雙方的科技交流也受到很大影響。

2001年美對華高技術出口佔中國同類產品進口的比重達16.7%,2016 年僅8.2%,這與美科技強國地位和中美互為重要貿易夥伴現狀不相稱,也不利於解決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

總之, 中美貿易確有順差, 但是沒有美國人誇張的那麼大。

事實上是,順差在中方,但利潤在美方, 好處在雙方。

其實美國完全了解中美雙方貿易的實際情況, 也完全清楚當中的利益分配關係, 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會長期容忍中國的巨額順差, 否則中美貿易關係完全會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國際關係理論, 不對稱依賴是國家權力的來源。

目前, 中國對美國市場過分依賴的狀況的確對美國有利, 一是有利美國在貿易談判中向中國施壓, 迫使中國向美國更多地開放市場; 二是在其他重大國際問題上減少中國的談判能力, 多投「贊成票」或「棄權票」, 不投「反對票」。

二、當前中美經貿關係摩擦和衝突的主要領域

當前美方主要在下列問題對中國發難:一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二是中國鋼鐵產能過剩對美國鋼鐵企業的衝擊;三是中國在銀行、證券、保險、文化、製造業等領域的市場開放;四是中國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問題;五是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問題。

中國對美國也有以下不滿:一是美國不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義務,在我國加入WTO十六年後,仍然採用「替代國」價格計算中國出口企業傾銷幅度的做法。二是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三是美國對在美國投資的中國企業的不公平待遇;四是美方濫用貿易救濟措施。中國是遭受美國貿易救濟措施數量最多的國家,自1980年至2016年,美國共對中國產品發起26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累計282.2億美元。

本次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主要借口是解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實質是特朗普打貿易戰與其「美國第一,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主張一脈相承,為了實現他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

特朗普現在是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要通過其國內法規則來賺取他國利益,這既是利益驅動,也是為其中期選舉做準備。當前美國啟動301調查,其方案涉及十大領域,包括先進信息技術產品、自動化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現代軌道交通裝備、電動和其他新能源車輛、電力裝備、農業機械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其他高性能醫療器械等,表面上是限制中國企業到美投資和美國對華出口,實則是劍指「中國製造2025」,阻止中國的崛起。

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的主要策略

1、加強國際宣傳,爭取國際話語權,佔領國際道義的制高點

現行國際經濟秩序與治理結構形成於二戰後初期,是以美國和美元為核心的「中心—外圍結構」,主要治理機制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體系)、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與WTO(國際貿易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全球性金融治理機構),以及「七國集團」(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等。

趙江林(2017)認為現有的國際秩序有三大利益。

第一,現有的國際秩序極大地減少了各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確保各國發展一直處於和平的環境中。

第二,現有的國際秩序為各國提供了國際發展空間,使各國能夠從現有的國際秩序中獲得發展機會。

第三,現有的國際秩序為各國解決與他國的利益矛盾或衝突提供了規則、機制和平台。

但是,現在美國的做法嚴重違反它所建立和倡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一種對己有利,則用之,對己不利,則棄之的實用主義的做法。

我們要在各種國際場合,揭露批判美國單邊主義的做法,嚴重違反WTO的原則,以美國的國內法處理國際貿易的爭端,是一種霸權。

美國的做法對中美經濟發展有害,也會損害世界各國經濟的利益,破壞國際經濟秩序。努力爭取國際上、美國國內理智的人士對中國的支持。還可以根據WTO的規則,對美國進行起訴,要求WTO進行裁決。

2、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調整產業結構

首先,我國有廣闊的市場,必須挖掘潛力,擴大內需。重點是開拓農村市場、西部市場,做好扶貧工作,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村及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消費能力。

其次是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美國對我國高科技的封鎖,擔心失去其技術的壟斷優勢,別人越是封鎖,我國更應當奮發圖強,不斷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掌握髮展的主動權。

最後,我國要加速產業結構的調整,壓縮過剩的產能,發展新興產業。

3、針鋒相對,堅決反對美國惡劣行徑

中國已成為美許多產品的重要海外市場,其中以大宗農產品和高端製成品最為典型。

據商務部統計,中國是美國飛機、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汽車、集成電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場。

美國出口的62%大豆、17%汽車、15%集成電路、14%棉花,以及約25%的波音飛機都銷往中國。

因此,中國可以有針對性對進行反擊,例如,對等地提高美國某些產品的進口關稅,決不能讓美國得逞。

4、加強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

中國應當擴大經濟合作的夥伴和朋友圈,尤其是與我國周邊國家加強經貿合作。

通過經濟合作,一是努力開拓中國商品的市場,增加出口;二是在經濟合作中構築中國的全球價值鏈,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優化全球資源配置,到海外投資經營;三是在對外經濟合作中擴大人民幣的結算、投資,在中亞、東盟形成境外「人民幣走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5、防範金融風險,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2017年11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降至1.18萬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債主。有些人認為,中國所持美國國債也可以是反擊的手段。

但問題是,美元是世界的主要貨幣。美國「老資格」政治家基辛格的話一針見血:「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因此,中美事實上已形成了經濟恐怖均衡。世界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到所謂的「美元陷阱」中——如果主要債主大幅拋售所持有的美國國債,甚至哪怕只是表達出拋售意願,這些國家的本幣兌美元就會受此影響而下跌。

此種情況將迫使這些國家干預匯市,買入美元來保護出口商的利益。換言之,這個「陷阱」的存在,使這些央行不得不繼續將美元投資到美國國債中。

中國雖然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既有的「魯賓主義」已經暗含著「耍賴」的邏輯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魯賓在眾多經濟學家之中顯得有點另類——他相信,實力可以改變規則。在他看來,儘管債權債務關係是確認的事實,但如果發生債務違約,需要承擔責任的不僅僅是借錢人,債主也脫不了干係。

說白了,美國要是有一天還不起錢,中國也不要怪美國不守信用。對於特朗普政府一再祭出的「美國優先」大旗,以及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中國決不可麻痹大意。

因此,中國首先要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穩定人民幣匯率,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其次,增加對外投資,減少美國國債,防範由於美國國債帶來的風險;其三,掌握國際大宗產品的話語權,爭奪鐵礦石、石油和黃金等大宗商品定價權,提升人民幣在全球供應鏈的定價主動權。

6、開放談判大門,避免兩敗俱傷

中美兩國貿易依存度比較高,雙方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是全球第一、第二大的經濟體,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因此,也要盡量避免兩大經濟體直接對撞,這是中美兩國之幸,也是世界各國之幸。反擊要有理有節,鬥爭要講究策略,通過談判解決貿易爭端,維護自身利益,也是一種好方法。

結 論

中美之間這次貿易戰,借口是解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其實質在於美國防範中國的崛起,維護其世界霸主的地位。這種鬥爭是遲早都要到來的,而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壯大,這種鬥爭會日趨激烈。守成的大國會盡一切努力阻止挑戰者奪取其大位,無原則地妥協、退讓是不可能解決問題。這種鬥爭實際上是解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不公平、不平等的問題,通過鬥爭,才能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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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趙江林.中國為什麼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新秩序觀與國際公共產品貢獻方向[J],學術前沿,2017(2) 下:38-45.

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

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

江蘇省首批重點高端智庫

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以南京大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其他相關學科平台為核心,優化組合國內外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的學科和專家資源,以中國沿海地區高度開放、發達的實體經濟為背景,深入研究探索中國實體經濟的走勢、趨向與政策,為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總結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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