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巴黎

新媒體編輯 | 李雨欣 撰文|渠魁

從法國巴黎到中國有多遠？

黃嘉略來到了異國，在漫長的客居生活中，有一個回國的機會向他拋來，有支商隊希望他能隨行到中國幫著商洽，而他也想為自己爭取一次回國的機會。

在一個月的等待煎熬之中，他終於等來了「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答覆：不行。面對這樣的結果，他在日記里只寫了一個「好」字。

時間是1714年2月27日。這一天，似乎是他去國之後離祖國最近的一次，也恰恰是最遠的一次。這一天，距離他第一次抵達歐洲已經過去了12年。整整12年。

巴黎左岸俯瞰。1716年10月13日，黃嘉略病逝於法國卡耐特街寓所。

截圖取自《世界遺產地理》第32期

羅馬之行

說起來，黃嘉略的歐洲之行並不是一個中國人的行走就能解釋清楚的。

自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始終是羅馬教廷和在華歐洲傳教士的一項重要工作，尤其是對高級神職人員的培養。

但是由於客觀條件所限，成效並不大，所以當時就有讓年輕的中國教徒跟隨歐洲傳教士同去歐洲，在那裡的教會學校或修院中學習，若干年學成獲得神職後回國。

17世紀的沈福宗、鄭瑪諾等人都是去歐洲的此類中國年輕教徒，18世紀的黃嘉略同樣是如此。

17、18世紀之交，關於中國的「禮儀之爭」在羅馬教廷內又一次甚囂塵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到了生死關頭。就在這個背景下，傳教士梁弘任返回羅馬處理與「禮儀之爭」有關的事宜。而與他隨行的有兩名中國教徒，一名是李若望，另一名便是黃嘉略。

1702年2月17日，梁弘任、黃嘉略一行在廈門登上一艘開往英國的船。八個月後他們抵達倫敦，在萬聖節前夕又到了巴黎。他們一行在位於巴克街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待了兩個月後登上了去往羅馬的馬車。

聖彼得大教堂內的聖象。在羅馬的日子，對黃嘉略這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來說，是一次夢寐以求的朝聖之旅。攝影/金建輝

黃嘉略在羅馬的三年時間相對輕鬆，除了陪同梁弘任出訪，他幾乎走遍了羅馬城內的宗教場所。他幾乎天天去教堂做彌撒和瞻禮：有時候在聖格肋孟大教堂，有時在聖安德肋教堂，有時候在聖若翰大堂，更多的還是去聖伯多祿大堂（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的華蓋和天頂畫。攝影/金建輝

1705年，羅馬教廷關於「禮儀之爭」逐漸產生了最後的定論，黃嘉略也隨梁弘任離開羅馬，回到了巴黎。

在羅馬的三年，也許是黃嘉略生命中最純粹、最自在的日子，他沉浸在信仰之中。如果說，這三年的時光有唯一的不幸，那就是他染上了肺結核。

按理說，完成任務的黃嘉略在歐洲的使命已經結束，到了他返回中國的時候。

定居巴黎

黃嘉略想留在巴黎。

「禮儀之爭」之後，中國遭遇了傳教事業最大的挫敗。中國的康熙皇帝在得知羅馬教廷的真實意圖後非常惱火，於是對在華的傳教士下了「逐客令」。

而此時得到消息的黃嘉略在自述中寫道：「中國的事情即使不是越來越糟糕，至少也是絲毫不見起色，我於是決定在法國定居，以免我的信仰處於險境，因為在我的國家中，基督教徒們不知道該向誰請求保護。」

他想維護自己宗教的純粹，不過，這一想法分明是與梁弘任的初衷相左的，只是黃嘉略堅持留下，並且他的中國人身份還是讓巴黎乃至法國都有一種如獲至寶的感覺。

尤其是黃嘉略在結識法國王家學術總監比尼昂之後，經過比尼昂的引薦，黃嘉略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漢語翻譯。

法國人對黃嘉略的態度卻映襯了當時整個法國的一種文化焦慮：他們不僅在漢學的研究上落後於德國，而且對漢語的認知存在恐懼，更是在日漸展開的海外貿易中始終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人才，直到他們等到「羅薩利主教（梁弘任）帶來了黃嘉略」。

傅爾蒙，法國第一代漢學家，黃嘉略編寫漢語語法的合作人，他曾經說：「一個中國人在歐洲，是一件人人關注的事。」

除了傅爾蒙外，還有最早與他合作編撰《漢語語法》的弗雷萊、天文學家德利爾，以及一個叫孟德斯鳩的年輕人都與黃嘉略在巴黎時期有過頻繁的交流。

定居巴黎是黃嘉略生命的一次轉向，接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任命更是他職業生涯的一次轉向。

後來，他在巴黎結了婚，娶了一個當地女子為妻。黃嘉略在自述中說：「為了今後不能再自己做主改變決心，我甚至結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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