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用了6000字，解釋了為什麼沒寫我們的約稿
【編者按】
一周前，騰訊大家編輯部就一個熱點社會問題向作者約稿，作者經過七天考慮，最終給我們的答覆是他並不打算寫這篇稿子。
讓我們感動的是，作者並非只是簡單地拒絕寫作，而是寫了一封6000字長信，來解釋他不寫約稿的原因，我們最後決定通篇發出，讓更多讀者和我們一起感受這位作者的情懷。
按照作者本人要求，我們選擇隱去了作者名字，並不為本帖支付任何稿費。
賈兄：
十分抱歉，我這個文章，這兩天交不出來了，因為我研究之後發現，涉及的面實在有點複雜，如果不介意的話，可能要一個月的研究時間。我在這裡跟你解釋下為什麼（希望解釋的篇幅不會太長，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賈兄約稿的內容是關於學術界的評價規則和貓膩。
這個選題如果有意義，在我看來，它必須滿足一個基本判斷，即「中國的學術界評價規則有巨大漏洞，這個漏洞使得許多低水平人士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且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
將規則和貓膩聯繫起來的是幾個關鍵詞，即「巨大」「許多」「劣幣驅逐良幣」。我來談一下為什麼這幾個關鍵詞重要。
A. 先來談「許多」的問題，這裡有幾個關鍵點：
（1）之所以認為貓膩一事值得談，有一個前提，就是貓膩常發生。「許多」的意思就是要保證「貓膩」是重複發生的，從論證的角度，毫無疑問，我們需要提供數據。通常情況下，我們知道貓膩都是通過媒體曝光，但問題是，媒體曝光只是以個案的形式曝光的、，我們根本不可能通過媒體知道這個貓膩是不是重複發生。
（2）媒體有放大鏡效應，媒體一報道，會讓人直覺上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但如果去掉媒體的放大鏡效應，我們就不會犯「從個案推出普遍」的錯。雖然成熟的學者、觀察者一眼就能看出到底是偶然事件，還是常態事件，但寫文章的時候，絕對不能說「一眼就看出」這種話。對於成熟學者來說，直覺和事實經常是吻合的，但寫文章的時候，不能假定吻合，直覺必須被驗證。
B. 再來談「巨大」的問題
有漏洞與有巨大漏洞，是不一樣的。一個系統有巨大漏洞，說明這個系統本身該被廢除，但如果只是有漏洞，那麼從理性主義的角度來講，應該通過縫縫補補的方式保留，如果漏洞不大，那麼就需要容錯。
這就好比高中選課，如果物理化學，不管怎麼考，永遠只有三十分，那就應該選文科（相當於換一個系統），但如果能考六十分，那麼就應該請請家教，說不定能上八十（這說明系統的框架沒問題，只不過寫代碼的人比較不負責任），但如果能考九十的，就沒有必要花錢請家教，老老實實準備錯題集（這說明系統框架沒問題，寫代碼的人也負責，但可能是粗心）。
C. 關於「劣幣驅逐良幣」
之所以要強調「劣幣驅逐良幣」這一條件，是因為考慮到時間問題。
我們今天可能推出一個很好的制度，但是好的制度並不意味著能夠立竿見影。我們說美國制度好，有沒有想過美國制度經歷了兩百三十年的磨合。在這麼長的周期里，在這個過程中發生過南北戰爭、多次大蕭條、多次金融危機，從宏觀的角度看，民權在擴大，人均壽命在提高，人民收入在不斷提高，的確是變好，所以我們說這個制度是有希望的、是好的。但我們如果站在歷史的細節中，假設站在南北戰爭中某個點去看，假設我們就是其中參戰時的一個小士兵，我們會不會覺得美國制度要完？
轉過來說，我們現在從媒體上知道了許多頭銜學者的醜聞，但是我們能不能說這整個評價體系有問題呢？這取決於我們站在那個點。如果我們站在「南北戰爭參戰士兵」這個點，那麼我們會覺得這個體系壞的要死。但如果這套體系存活的很好，活上個五十年，後面的人比前面好，我們站在未來的某個點回望，我們是不是會說，「這套評價體系挺好的，只是起初的時候，那批人水平不行」。
一套系統，放在三十年里看，好像是在劣幣驅逐良幣，但是放在六十年里看，或者九十年來看，或許就不是劣幣驅逐良幣了。我們不是上帝，不知道未來，也不知道自己身處的是不是歷史結點，所以無法預測系統是否本身會更新。
在做這個選題的時候，儘管我打了一堆電話，查了一堆資料，每個人都跟我說這個貓膩，那個貓膩，但依舊是樣本不足，有些研究評價系統問題的學術文章，要麼是缺乏數據支持，要麼就是從語句到語句的推理，沒實證。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通過媒體曝光的醜聞以及文獻調查推出結論，我們的評價系統有問題。
當然，我個人是認為有問題的，因為國內資料庫的文章質量，在我看來，都差的一塌糊塗，下載一百篇，九十九篇是垃圾。但問題就在於這只是我覺得。我可以覺得學者水平都很差，但是我不能以此作為討論的起點。
理由有三：
（一）我比較熟悉的只有文史社科，無論我怎麼分析，都是以偏概全。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來年，學術發展總體上很快，但每個領域發展的並不平均，發展的最好的，也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是，工學和醫學、農學之類，越實用的發展的越快，比較中間的是社會科學和理學，接下來是史學，最差的，也是混混最多的，是文學和哲學。
像浙江大學、清華大學，每年都有少量工學類博士去常春藤做博士後，運氣好的話，還能留下來，獲取教職。而文科就比較差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復旦都有不少學生可以申請到美國常春藤的博士名額，有時候會因為中美關係，人家有意放低標準接納中國學生，同時也是那時候競爭者比較少。
但是到了2008年之後，幾乎沒有了，原因兩個：一個是，在全球化競爭激烈之下，同期美國文科社科博士比較飽和了，去歐洲可以，但是歐洲的教育質量比較差——其實也不是差，只是對外來學生要求不高；另一個是因為國內在這方面的本科教育太差，畢業的本科生滿足不了人家的招生錄取，與國外脫節的厲害，競爭不過其他地區的考生。
如果我們相信學術評價體系和學生質量有關，那麼就需要解釋為什麼工科學生的質量會比文科類學生的質量好，為什麼工科類師資會比文科類師資好這麼多，畢竟他們是在同一套學術評價體系下成長起來的。
這裡有許多的問題需要解釋，比如（a）是不是因為不同學科，不能採取同樣的學術評價體系，現在的評價體系只適合工科，而不適合文科；（b）是不是因為工科和應用結合的更緊密，過去四十年，製造業的發展意外訓練出了一支工科隊伍，而文科教育和應用結合的不緊密，所以沒有發展出一個好的機制去提高師資和學生水平，諸如此類的問題。
這裡面的干擾因素太多，學科之間的差異有太大，讓我不敢泛泛而談，用一個大詞「中國學術評價體系」去討論所有情況；
（二）語境和年代的問題。
我可以指出那些知名學者一大堆論文中的不嚴謹，但這裡需要考慮有關「語境」和「年代」差異的問題。我是一個出過國，在海外接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人，同時也自認為是一個自學能力很強的人，我知道現代學術工業的基本玩法。但是，我不能以自己為標準說那些我看不上的知名學者是被高估的。
道理很簡單，現在那些吃香喝辣的學者——或者說學閥——都是55歲以上的人，這些人在20年前，其實相對同行來說，都是還不錯的，雖然從現在的角度看，他們基本上還不如國外一個普通學校的碩士水平。但如果我們回想二十年，他們是不是挺好的呢？
這些人當初被選上這個學者那個學者的時候，中國的學術標準還未確立，八零九零年代的很多學者都搞不清抄襲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真正開始正視抄襲，我覺得應該要拜方舟子所賜，以及互聯網形成的監督。就我個人而言，我當然是厭惡抄襲等的，但我似乎又不應該拿那些老人說事。
南存輝，很有名的浙商，當年做電插頭，做了一批質量很差的，周其仁問，你幹嘛做假冒偽劣的？南存輝說，我沒見過什麼是真的啊～
按現在的標準，那些上了55的，沒有接受過海外學術訓練的，搞哲學的，幾乎都是民哲，搞歷史的都是民史，儘管有少數像葛兆光這樣的例外，但大部分都不行。想想看，我一個老師，98年寫論文的時候，他導師給的意見是「你怎麼沒引用馬克思」，就知道當初的水平有多低。
如果我們寬容一點看，放到一百年看，維特根斯坦、羅素等哲學家的很多寫作內容都很不規範，那些成長的年代，八九十年代，無論是世面還是對於規則的認知，遠遠不如1970年代以前的英國。
這麼看來，現在很多被曝光頭銜學者水平差，與其說是我們的評價體系有問題，不如說是因為當初的水位太低。
（三）歷史遺留問題。
水位太低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中國的院士制度始於民國，後來中斷，80年代又開放，後來在98年開始出現長江學者，接著各地出現了這種學者，那樣的學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評選？作為一種榮譽體制，自然是為了樹立榜樣。全世界的榮譽機制都一樣。但榮譽機制能不能發展的好，很多時候取決於初始者的水平。長江學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一批經歷過文革的老人決定的，後來就慢慢演變成，老的長江學者評新的長江學者。
我們現在經常會有一些媒體報道，說一些老學者德高望重之類的話。但其實是媒體在樹楷模，賺同情，信是不能信的。經歷過極端年代的人，經歷了這麼久的不學習，無論心智還是學識水平，都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我們現在把茅於軾、李澤厚捧得很高，但是學術水平上，是不作數的。
長江學者1998年開始評，如我前面所說，那一代人整體上就不行，由於評選模式是，前人評後人，如果前面的人taste很差，後面被選上去的人也不會很好。同樣的機制，其實放到諾貝爾獎就好很多。
當年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諾貝爾獎委員會要給他頒獎，那些先前拿了獎的人說，如果你頒給他，我們就退還諾獎。道理很簡單，因為相對論沒證據，理論上再對，但是未經驗證，就不好作數。後來諾貝爾獎以其他理由給愛因斯坦頒了。想想看，諾貝爾獎公信力這麼高，其實和前期獲獎者的taste很有關係啊。
基於理由（一）（二）（三），所以我不認為能以「學者水平都很差」作為討論評價體系問題的起點。
關於評價體系，最後，我提一點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國家其實也意識到了這裡面的問題，他們也想出了不少的解決方案，比如，不停的推出新的評價體系。
2015年開始的青年長江學者，2008年開始搞的千人計劃。為什麼要搞這些計劃呢？主要還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弄了長江學者、兩院院士，就形成了利益集團，但又不好隨便得罪人，所以只能另起爐灶。好處是，新的爐灶能夠擺脫原來那批老人，壞處是評價體系太多，太臃腫，頭銜通貨膨脹化。
其次，中國的評價制度其實是非常嚴苛的，相對於國外要嚴苛的多，只不過這個嚴苛轉化不能完全轉化到學術能力上的較量。
浙大評一個副教授，即要有國家級課題，還要權威期刊的發表，除此之外還要獲獎之類的。但是國外不需要，只需要拿出代表作，專家之間互評。為什麼國內要設立這麼複雜的評選，而不舍利專家互評呢？兩個原因：1、政府學術大躍進，要出政績，希望通過激勵機制的角度，讓學者往前沖；2、對於個體的不信任，因為讓國內學者互相參評，最後會人情利益大於學術標準。
指標化的好處就是清晰，但指標只能用來看的，但是不能用來追求的，一旦拿來追求，就喪失了效果。這就好比GDP，當沒有人去追求GDP的時候，GDP能夠看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效率，但以GDP作為標準去追求的時候，他就會失真。
有人說，要建立同行評議機制。這個我是同意的。只是因為互相參評推動學術進步的方式太漫長了，政府部門等不了，政府需要效率。
同行評議有效的前提是，形成一個自主的學術共同體，他其實需要各種相關機制輔佐，比如學術民主等，還需要學者們的知識水位高度差不多，有基本的學術範式共識，除此之外，學術共同體內部還要醞釀一個長期有效的自由主義文化傳統。反正諸如此類的前提條件要一大堆。就目前而言，中國的學術界不具備這些條件。既然如此，校方自然也不相信同行評議搞的好，還不如讓教育部、科技部之類的部門指揮，或者就是地方社科聯之類的，下面跟著就好。他們指揮的方式，就是搞一堆課題。
就評選課題的程序而言，還是比較嚴格的，至少我問了周邊的老師和同學，都是實行雙向匿名評審的，而且要經歷好幾輪，評審的時候都是去某個賓館，手機什麼的都沒收的。但問題就在於，學術圈子其實很小。誰研究什麼課題，到底專家庫有多少人，差不多都是知道的。
一說起法國史，就不外乎誰誰誰的學生，一說起搞德國史的，就不外乎誰誰誰的學生，一說起搞希臘哲學的，就不外乎誰誰誰的學生。這樣一來，其實大家都有數。如果不知道，那就多去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認識人，主動介紹下自己。同樣類型的話題，一年之內，學術會議有十多輪，甚至幾十輪，但去的人總是那麼幾個。一回生二回熟，下次評審的時候就知道了，稍微打個招呼就過了。很容易就演變成互相輸送利益。
利益輸送對不對呢？作為旁觀者來看，是不太好的。但是從規則的角度來看，也說不出有什麼錯，所以我沒法拿這個說事。
其實這種輸送利益的模式，並不是中國人想到的，美國人早就搞過了。一對教授坐在那邊挑老師，一個教授對旁邊的教授說，我想選這個人，你如果願意投的話，我就投你喜歡的那個，結果互相輸送利益。這樣的評選機制，在西方國家到處滲透，在中國也是，你當然不能說這是一種好方法，只不過這樣的做法不錯。
同樣，發表論文也是一回事。每個學校都弄出一堆核心期刊，然後鼓勵學者在上面發表文章，可以算業績。
但期刊和期刊之間差異很大。投稿給期刊的編輯，編輯把文章發給評審。儘管是雙向匿名的，作者不知道評審，評審不知道作者。但裡面依舊可以暗箱操作，你如果和編輯關係很好，編輯會發給一些很好說話的學者，程序上沒問題，這文章就發了，有些學者比較苛刻，那就發不出來。西方的學者就不會這樣，因為西方的學者每個都苛刻。這樣就是為什麼國外期刊的含金量要比國內的高了多。
這一系列評選機制，單獨來看，其實都沒問題，而且還都構成了閉環。事實上，很多還都是照搬國外的，但放在一起的時候，不是這個有問題，要麼就是那個有問題，看看都很好，但就是不發揮作用。一套系統設立的時間不對，系統的早期維護者taste不行，加上一堆歷史遺留問題，諸多原因才導致了今天的結果。
那麼，問題（question）來了，這是不是問題（problem）呢？
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水貨太多，這是明擺著的，每天爆出一個醜聞，人們對於學術界的信心是要瓦解的，而且短期內也解決不了。說不是，是因為這些不夠格的學者總要退出歷史舞台的，等他們都沒了的時候，總要比現在好。
長江青年學者的水平總體上就是比長江學者好，而且好的多；千人計劃的質量也比院士質量好，好的多。設立長江青年學者和千人計劃都類似於外科手術式的做法。其實挺有效的。比如浙大把趙鼎新挖來之後成為新的系主任，他一次性挖來一堆海龜，把整個社會學系的水平連續往上拉了幾個台階，如果他們能培養出優秀的本科生，把他們再送出去，等個五年十年再回來，國內學者的taste不就一下子好了多麼。只不過，這需要時間。
從歷史的角度看，今天比三十年前好，你也不能保證，未來的三十年不會比今天好。評價系統或許沒怎麼變，只不過人變了，那麼學術界總體上也變好了。大概對於你我的問題是，那個比較好的學術界輪不到我們來享受了。
好了，我寫了五千多字，整篇文章只是想解釋，解釋我為什麼寫不出賈兄要的文章，原音很簡單：我無法建立起「學術規則」和「學術貓膩」之間的因果性聯繫。如果可以的話，給我一個月時間，我再反覆研究下國內的評選機制，看看有沒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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