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教育：書院基本規制之藏書與刻書

作者：鄧洪波（嶽麓書院）

藏書

書院是讀書人圍繞著書開展文化教育活動的公共場所，藏書則是書院一種永恆的事業追求。繼北宋皇帝頻賜經史典籍給嶽麓、白鹿洞、嵩陽諸書院之後，南宋理學家朱熹、袁燮、魏了翁等一大批書院建設者們孜孜不倦的努力，書院與各學派結合而成的學術需求，終於使得書院挾其林立各地的藏書樓閣、皇皇數萬乃至十萬卷院藏之數，成就其藏書事業。從此以後，書院藏書就自立門戶，得以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觀藏書一起，並稱為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書院藏書既不同於官府藏書之石渠金匱，視若鴻寶，也不同於寺觀、 私人藏書之志在保存，以為珍玩，侈談宏富。它完全服務於院中師生的教學與學術研究工作，並由此而形成了公共性、公開性、利用性的三大特徵。在書院的內部規制中，書院藏書有著多重功能。盡量多地收藏圖書，這是一種文化積累，而一旦進入流通，供院中師生閱讀，則是文化的傳播。若院中師生憑藉圖書進行研究，建立新的理論，則院藏圖書又成為書院學術研究的基礎與保證。

刻書

圖書生產是唐代麗正、集賢書院就有的功能，但那是手抄筆寫，沒有生產規模。南宋，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推廣，有條件的書院皆涉足刻書，形成了堂而皇之的「書院本」，刻書也就成了書院的基本規制之一。為院中師生教學與學術研究服務，謀求書院的發展，是書院刻書的首要任務。與祭祀相配合，書院經常刊刻本學派學術大師的著作，以教授院中諸生。此即本於登其堂必讀其書之義，意在明道傳學。前述袁燮、袁甫父子在東湖、象山書院兩刻《象山文集》，就是明顯的例證。又如建康明道書院，奉祀程顥，開慶元年（1259），部使者馬光祖率僚屬會講其中，「聽講之士數百」，於是令山長周應合「稡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輯為一書，以《大學》八條定篇目」「刻梓以授諸生」。馬光祖《程子序》稱：「登程子之堂，則必讀程子之書。讀其書，然後能明其道，而存於心，履於身，推之國家天下，則天地萬物，皆於我乎賴」。如此則道以書傳，院因學盛，其結果就是書院與學派的結合，書院與學術的共同繁榮。書院還刊刻師生的學術成果，如宋淳熙年間，衡州石鼓書院山長戴溪「與湘中諸生集所聞」 而成《石鼓論語問答》三卷。從書院的內部規制來講，刻書服務於學術研究和講學傳道，既保存展示研究成果，提高教學水平，又可以流傳院內師生以及院外士人之間， 擴大社會影響，還可以配合祭祀，強化學術、學派的認同感，有著多重文化功能，成為書院規制建設中的重要一環。

1.宋·馬光祖《程子序》，見拙編《中國書院史資料》第 190-191 頁。

本文選自鄧洪波教授《中國書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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