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千年文脈 近在咫尺
原標題：文化|千年文脈 近在咫尺
春天來了，漸暖的春風、漸綠的柳枝、漸紅的花蕾，讓城市告別寂靜無聲的冬季，變得熱鬧又色彩濃烈。
逍遙津、包公園、大蜀山、巢湖岸，這些合肥的標誌景點成為人們爭相遊覽的春日「爆款」。其實，它們積澱的歷史故事更值得我們品味。
大蜀山抗日戰爭的遺迹銘記紅色歷史；包公園裡包公墓講述神秘往事；逍遙津公園穿越三國戰場；巢湖岸邊神奇村落凝結移民文化……在這裡，文化和旅遊融匯，詩和遠方走在了一起。
洪家疃，水渠里的水通過這樣與水塘相連的涵洞流入清水塘。
走近巢湖北岸古村落「九龍攢珠」
過去，提起洪家疃，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和平將軍」張治中的故居。然而，一張航拍圖卻讓它走出「深閨」，這個看似「貌不驚人」的小村落，卻是「隱匿」600餘年的「九龍攢珠」古村落之一。在巢湖北岸中廟鎮、黃麓鎮一帶，「九龍攢珠」古村落還有很多，就已知情況看，這些保存相對完好、深具江淮特色的古村落，在國內是獨一無二的。
洪家疃位於巢湖北岸西黃山南麓，背靠青山，面向田疇。走進村落，佔地約百餘畝的水塘首先映入眼帘，滿池碧清。這水塘名叫「清水塘」，愛國將領張治中先生曾在回憶錄提起過：「水，終年是清的，除非久旱，水才減少乃至於枯竭；平常的時候，滿池碧清的水，明鏡一般。杭州西湖的玉泉寺，有一池水也很清，裡面養著五色的游魚。我看，我們家鄉那一口塘的水，和玉泉寺的一樣清，而面積比玉泉寺的池大多了。」
圍繞「清水塘」走一圈不難發現，塘埂處有數個出水涵洞，每個涵洞都對應一條巷道，巷道一側修有陽溝。民居則分布在巷道間的狹長地塊上，進入農家便會看到，民居的天井都修了陰溝，與巷道邊的陽溝是連通的。而這，正是「九龍攢珠」的奧妙所在，「村口的水塘就像明珠，而村裡蜿蜒的水溝就像是九條龍，每當大雨，村裡的雨水就會順著水溝流入池塘，就好像是九條小龍戲水似的，我們將這種景象稱為『九龍攢珠』。」居住在另一個「九龍攢珠」古村落張家疃的「中國好人」張秉柱說道。
「九龍攢珠」未見正規史籍記載。2010年，學者張靖華博士經過數年的實地調查和測繪，在專著《九龍攢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規劃與源流》中，對「九龍攢珠」的來歷和現狀進行了系統闡述。其中介紹，「九龍攢珠」是始建於明初的村落規劃布局，以水塘為中心，根據地形合理規劃村莊排水系統、道路和居住區，其核心正是村落中的巷道水渠和半月形池塘，它們被比喻為「龍」和「珠」。
據當地人說，「九龍攢珠」是巢湖北岸中廟鎮、黃麓鎮一帶古村落的「普遍模式」，周邊的張家疃、周黃疃、劉家疃等村落也廣泛存在。這些村落有個共同點——村莊建在帶有緩坡的丘陵地帶，在地勢最低的地方挖出水塘，一排排房屋規劃有序。到洪家疃免不了要去張治中故居，灰色小瓦、木樑雕花的三進房屋，一進比一進高，也是由於「九龍攢珠」形成的。
「紮根」於巢湖北岸古村落的「九龍攢珠」，是巢湖地域悠久的歷史留下的印記。巢湖自古是溝通我國南北地區的交通要道，周邊物產豐富，尤其是漢代之後，廬江郡「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唐宋時期，巢湖經濟繁榮，已成為經濟文化重心所在。然而，宋元戰爭在江淮地區長期「拉鋸」，原來富饒的土地和村莊成為荒場，巢湖岸邊也是野草叢生。明代之後，政府下令從江南遷移了很多老百姓來到巢湖岸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來自江西的「瓦屑壩」移民者和從皖南遷移來的徽州家族。
張靖華曾到江西瓦屑壩調查過江淮移民的源頭，在南昌、豐城周邊地區發現很多村落也是類似「九龍攢珠」的格局，認為其是「九龍攢珠」格局的源頭。不過，巢湖北岸的「移民村落」更典型，不僅保存了古老的規劃形態，還薈萃了明代以來各時期建築物，包括祠堂、民居、商鋪、學校等，是江淮地區寶貴的文化遺產。
大蜀山上殘留著日軍當年修建的工事遺迹。
大蜀山裡被錯過的抗日遺迹
「蜀山春曉」是著名的「合肥十景」之一。春天，步入大蜀山，只覺得漫山遍野蒼松翠竹，鬱鬱蔥蔥，蒼翠欲滴，群鳥相伴悠遊林間，草蟲相約互鳴歌唱。
如今，在大蜀山，這個無數人前來休閑放鬆的地方，在80年前卻是抗擊日軍的戰場。
2015年，大蜀山山頂平台建起「合肥大蜀山抗戰記」紀念碑，碑文詳細記述了80年前戰火紛飛的抗日經歷。1938年合肥淪陷後，與日軍多番交手均在大蜀山。
在安徽省檔案館裡，館藏著一份時任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代理總司令、民國最後一任安徽省主席張義純撰寫的《大蜀山誘殲倭寇經過》。
當時日軍看到合肥有淝河環繞，水運條件良好，戰略地位重要，為給武漢會戰做好準備，並佔有淮南的礦產，1938年日軍對合肥發起攻勢。合肥淪陷後，在合肥的國共兩黨合作和日軍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奪戰。
這其中還記載了在大蜀山擊斃駐肥日軍司令三浦中佐的經過。1940年1月3日，駐肥日軍司令三浦中佐自率兩連兵力由德勝門出城掃蕩。第二天上午，日軍退至大蜀山西麓，被中國軍隊全殲，三浦中佐斃命。日軍遭此重創，便派西山工兵隊於1940年1月22日至4月15日在大蜀山山頂、山腰四周構築碉堡、瞭望台、戰壕等作戰工事多處。
如今，在大蜀山上，想尋找到當年日軍留下的痕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年前，大蜀山森林管理處曾對山上日軍當年的工事進行過梳理，發現了3處遺迹。
4月10日，在蜀山森林公園管理處負責森林防火的工作人員吳斌的帶領下，江淮晨報、江淮網記者尋找隱藏在叢林中的日軍工事遺址。今年46歲的吳斌，老家就在大蜀山腳下，18歲就到蜀山森林公園上班，對大蜀山再熟悉不過了。
在吳斌的帶領下，我們從山腳下出發，走到「二平台」，也就是半山腰的小賣部，從旁邊有空氣濕度顯示電子屏的地方開始往上走。少量隱藏在山坡密林深處的工事，被生命力旺盛的灌木所掩蓋，因地處偏僻，尋訪也有些難度。
「從這裡再向上爬10分鐘不到，就有一處，還能看出當年的樣子。」吳斌說，大蜀山有不少日軍留下的工事，但是普通的遊客能看到的這是唯一的一處。
幾年前還沒有路的地方，已新修石板台階，順著石階一步步上去，很快就走到了半山腰的位置。順著吳斌手指的方向，記者抬頭一看，一處半圓形的機槍碉堡出現在眼前，石階剛好從中間穿過。當年的碉堡如今只剩下一個一分為二的1.5米左右的矮牆。緊挨著碉堡兩側的是扇形可供射擊的牆壁，最長的一段約20米左右。所有的射擊洞口裡寬外窄，都朝著山下的方向，不難想像當年戰爭的場景。
據吳斌回憶，在盤山公路蜀風亭不遠處，也有一處當年日軍留下的碉堡遺迹。不過由於人跡罕至，被藤蔓所遮掩，並不太好找尋。我們順著蜀風亭旁的小道一路尋找，並沒有找到工事蹤跡。
如果發現的日軍工事旁有一牌子，讓遊客經過時有所知，應該是一件不錯的事。下次來爬大蜀山，不妨來找找它們，聽聽當年戰鬥的故事。
合肥包公祠
探尋包公墓的千年之謎
春日裡，在包公園裡最能感受「偷得浮生半日閑」的意境。即使不逛包公墓、浮庄，就是在春日人潮之中，向著包河而坐，感受碧綠的天色，聽著春日的風聲，也是一種愜意。
不過，1973年的夏天卻並非這般從容，合肥發生了一件震驚考古界的事情。1973年3月10日，合肥市郊區革委會和基本建設局聯合發布通告，通告中提到合肥市革委會冶金建設指揮部因建設需要，在東郊大興公社雙圩大隊徵用一片土地，有墳墓需要大量遷移，希望各墳主在當月的30日前辦理遷墳。這其中就包括已有974年歷史的宋包孝肅公(包拯)墓。
當時發掘的主持人就是省博物館專家吳興漢。據了解，由於當時考古人員比較少,只能應急地從省博物館、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合鋼二廠以及包拯後裔中抽了十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班子——包公墓清理髮掘領導小組。
包公家族墓群清理出文物50多件，但是沒有一件貴重的金器或玉器。「現在存放在展櫃的部分文物都是複製品，原物存在安徽博物院。」合肥市包河區包公文化研究會王少玲秘書長介紹，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包公作為二品北宋重臣的清廉。
據王少玲介紹，當時的考古隊決定先從小墓開始挖，沒想到挖到3米深的地方時，墓室中清理出兩塊墓誌石，其中一塊墓志銘寫著「宋樞密副使贈禮部尚書孝肅包公墓銘」字樣，另一塊墓志銘寫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銘」。「按理小墓應該不是包公的墓，但是出土了墓志銘，當時就把34塊遺骨送到北京去鑒定。」王少玲說。
很快鑒定結果出來，基本能確認是包公的墓。「當時還有河南鞏義包公墓，很多人認為包公的墓應該在河南。」王少玲說，這次發掘解答了考古上一直存在的一個疑問。
就在考古發掘進入尾聲的時候，發掘現場的一位老人卻說：「你們根本沒有挖到，包公的墓還在油菜田裡。」這位老人就叫夏廣宏。老人是包公墓的末代守墓人，家族世世代代看護包公墓。當考古人員按照老人所指的地方進行勘探後發現，下面確實有一個墓葬，而且有一座大規模的石砌地宮。
在此墓葬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件木雕男俑。此男俑是十二時神之一，宋朝的制度規定兩品以上的官員方有十二時神隨葬。至此方才水落石出，直接找到包公墓真正所在的位置。而參與考古發掘的工作人員推測，這很可能是當時墓葬在考古發掘之前就遭到了破壞，後來為了保護包公遺骨，將他放在一個小墓中。
當時，發掘小組共清理出包公和家人一共11副遺骨，並將這些遺骨交給了包氏後裔。包公第35代孫包先正買了11個陶罐罈子安放遺骨。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安徽省政府決定重建包公祠和包公墓，決定把包公遺骨重新遷回合肥市。1973年清明節前一天，有關領導、專家和包氏後裔全部到場，在合肥龍山舉行了隆重的遷安儀式。
如今的包公墓，埋葬的就是寄到北京做鑒定的遺骨。
說起包公墓使用的金絲楠木，還有著一段佳話。合肥本地並不產金絲楠木，為了恢復包公使用的金絲楠木棺木，負責包公墓修建的工作人員前往福建漳州尋找。當時的山林都被村民承包，他們需要從承包人手裡再進行購買。當時與承包人談到為包公墓地計劃使用22棵楠木時，承包人非常激動，表示可以免費贈送貴重的金絲楠木。原來，這位承包商叫包治源，也是包公的後人，這真是讓人想不到的巧合。2013年，包治源去世後，他的家人又送來10多株金絲楠木幼苗，種下後如今也亭亭如蓋。
逍遙津公園裡的張遼墓
寧靜逍遙津穿越三國風雲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後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合肥素有「三國故地」之稱，魏、吳兩國長達30餘年的戰爭，遺留下了眾多三國故址，逍遙津便是其中之一。
「津」意為渡口，逍遙津本是淝水上的渡口，只是它的名氣實在太大了。著名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中「張遼威震逍遙津」的故事，讓古逍遙津聲名遠播，甚至走出國門，傳到了日、韓和新加坡等國。據合肥市民俗專家李雲勝介紹，從公元220年，曹丕逼漢獻帝劉協退位自立為魏文帝算起，逍遙津距今已經約1798年了。事實上，早在東漢末年，曹操的勢力已掌控整個合肥地區，正是吳國主公孫仲謀的「玉龍」一跳，這個古老的渡口從此載入了史冊，贏得古今美名揚。
走在今天的逍遙津公園，幾乎難覓當年戰場遺迹，唯有那張遼墓和飛騎橋還在悠悠「訴說」著那段英雄爭霸的故事。
逍遙津公園裡的張遼墓穴有兩處，一處是園內的張遼之墓，另一處則是湖中央小島上的衣冠冢。據說，不論是在張遼的家鄉山西雁門馬邑，還是在他離世之地江蘇江都，皆未聞有他的遺迹。而合肥逍遙津卻有兩處張遼衣冠冢，在李雲勝看來，這足以證明三國時代在合肥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印記，「古淝水旁的那場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不僅讓張遼名垂青史，合肥的老百姓也一直引以為傲。」
逍遙津公園內還有一尊張遼雕像，身著盔甲、騎著戰馬，英姿煞爽。而在張遼銅像後面200米遠，則是著名的「飛騎橋」，1700多年前，孫權就是在這裡，單騎躍過斷橋，才逃脫性命。
在逍遙津留下歷史印記的還有文人、官宦、商賈。李雲勝介紹，南宋擴建合肥城，將逍遙津擴進了城裡，成為廬州城裡文人雅士踏青賞玩的地方，後來還逐漸成為大戶人家的私家花園。第一個便是竇子偁，在家鄉買下了逍遙津一帶的土地，在那裡建竇方伯別墅和竇氏公祠，逍遙津的一大片水面也被改稱為竇家池。清朝康熙年間，竇家池又被一王姓翰林買去，易名「鬥鴨池」。
若是竇子偁、王姓翰林的名氣不夠大，那麼，自明朝從江西「瓦家壩」遷來合肥，「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漸有書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車馬盈門……十三十四兩代翰林……」的「合肥四大家族」之首「合肥龔」龔照瑗、龔心釗，對於合肥人來說稱得上如雷貫耳吧，他們也曾做過逍遙津的主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作家裴章傳介紹，李鴻章、劉銘傳、包拯等，都曾與這個逍遙津公園有過關聯，李府更是曾把它當作後花園。
說起三國，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物——曹操，其155年出生於亳州，卻成事於合肥。知道曹操的人大多都熟悉他的「武夫」身份，不知有多少人了解他的「書生意氣」。裴章傳介紹，曹操一生都主張「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他選才、用才看重兩條，一是武功水平，二是文字水平。他本人也是文采斐然，這從一首《短歌行》中就能看出。」而因《七步詩》而聞名的曹丕、曹植權位之爭，也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尚武之人都能把『文』做得有聲有色，從曹操父子在合肥留下的關於『文』的故事足以印證，合肥人『窮不能丟書，富不能丟書』的地域情懷。」裴章傳介紹，讀書，愛書是合肥人傳承至今的文化情結，也是合肥地域文化的顯著特色。曾有人在合肥發現一塊古代石碑，上面刻著一句話：「有書聲，有線聲，有孩兒聲，才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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