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的人，現在怎麼樣了？
薩繆爾·貝克特，活躍於20世紀法國的愛爾蘭作家。創作的領域包括戲劇、小說和詩歌，尤以戲劇成就最高，是荒誕派戲劇的重要代表人物。1969年，他因「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貝克特出生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測量員，母親是虔誠的教徒。1927年貝克特畢業於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獲法文和義大利文碩士學位。1928年到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巴黎大學任教，結識了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精通數國語言的貝克特被分派作失明的喬伊斯的助手，負責整理《芬尼根的守靈夜》手稿。
青年貝克特
1938年貝克特定居巴黎，並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莫菲》。德國佔領法國期間，他曾因參加抵抗運動，受法西斯的追捕，被迫隱居鄉下當農業工人。一九四五年，曾短期回愛爾蘭參加紅十字會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返回巴黎，成為職業作家。他對繪畫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並撰寫了大量以繪畫藝術為主的評論和隨筆。進入50年代後，貝克特意識到自己的小說實驗已經沒有繼續前行的可能了，於是開始轉向戲劇創作。並於1953年憑藉《等待戈多》蜚聲文壇。
貝克特的獲獎經過
可能是諾貝爾史上唯一一位沒有到場的獲得者，因為不用發表演說。
1969年，法國及其他各國文藝界每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斷定：這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總該頒給安德烈·馬洛了吧。大家一致公認他為當代法國作家當中最出色的一位。
但情況看來，瑞典學院比較喜歡另一位用法語寫作的作家：荒謬派的薩繆爾·貝克特。這位法國籍的愛爾蘭作家是該年一百零三位候選人之一。這些候選人除掉馬洛，還包括英國詩人奧登。
貝克特於1957年首度被提名，推薦人為一位與前衛文學界沒有任何顯著關聯的巴黎大學文學教授。瑞典學院立即對這位新人展開徹底的研究工作。那時候，貝克特已經寫出了他重要的著作。他的劇作中至少有一部，《等待戈多》，被譽為「觸礁的世界中」心靈疏離的最佳寫照，已經逐漸引起世界各地批評家的注意。
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吉耶洛（Karl Ragnar Gierow）的手中。吉氏是個抒情詩人，也是一個優秀的批評家。他認為貝克特完全具備得獎資格，而且確實比其他候選人優越。
貝克特在巴黎，1964年，攝影：布列松
然後，一個棘手而不可避免的問題來了：貝克特會接受諾貝爾獎嗎？大家都知道他經常過著極為孤獨的生活，和他太太幾乎像隱士般，不見任何人，除了他的出版商林東（Jerome Lindon），以及寥寥數位好友，但他們也和他一樣遁世。
瑞典學院邀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頒獎的電報並沒有很快地獲得迴音。瑞典駐巴黎大使館立即派員去找他的出版商；出版商解釋道：由於貝克特對這件事情預先有所耳聞，亟欲維持那種遁隱的生活，怕出名，怕為盛名所累，因此他已經離開巴黎，躲避到突尼西尼內部深處的一個小村莊，納布爾（Naboul）——且該村最近因鬧洪水，已經成了一處與世隔絕之地。
儘管貝克特做了這樣縝密的防範措施，他還是被記者找到了。經過幾天的思索之後（報紙都說，獲獎對他而言乃是一樁無妄之災），這位「身不由己」的獲獎人的答覆是：他要接受這項獎，然而，由於健康的緣故，他無法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
或許在這樣的蠻荒地帶頒獎給一位如此難纏的作家，很可能會激起世界各地輿論各式各樣的反應。事實並不盡然如此。大多數國家的文藝界人士頗為熱烈地慶賀這位「滿心不情願」的得獎人，而大報報道他的時候更是極力讚美。只有他的祖國愛爾蘭慍怒異常，拒絕承認這位得獎者，因為他放棄了祖國的蓋爾語而去使用兩種外國文字——英文和法文。
貝克特的文學魅力
"誰能肯定我現在的處境最糟？"，"只要我們還懂得說最糟糕，就說明最糟糕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1975年的貝克特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貝克特名聲大噪，他不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還成了現代世紀荒誕的象徵。他面容消瘦，神情嚴肅，刻著深深的皺紋，似乎受到了絕望的摧殘，而且通常以敵意的眼神注視著前方，這張臉十分令人難忘。
《等待戈多》與其它貝克特的作品一樣，非常滑稽可笑，尤其是因為戈多根本沒有來，而且這部戲似乎提到了人生觀，認為人生是空虛的，追根到底毫無意義。
貝克特繼《等待戈多》之後的作品情調並沒有輕鬆，反而更加沉重。1958年的巨作《克拉普的最後一盤錄音帶》是一部獨白劇。劇中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人通過聽他年輕時的錄音來振奮自己。另一部戲《歡樂時光》作於1961年，從開始到結束只有一位老婦人，把下半身埋在泥濘中表演。六十年代中他的小說就愈發變得支離破碎和簡單化了。
他敲掉了通常支撐小說和戲劇的所有道具，所有的禁慾，時間的積累，情結的發展，揭示秘密，躲開包袱，他都拋棄了，最後只丟下很少很少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經過提煉的人類近況的本質。
貝克特一直被認為是帶有強烈的悲劇主義色彩的作家。他從小學習鋼琴，童年是幸福的。不過，母親患有抑鬱症，對他有一定的影響。雖然母親篤信宗教，但貝克特很早拋棄了宗教信仰，並在年輕時研究了德國叔本華的理論。叔本華對人生的看法悲觀，曾讓貝克特一度陷入精神崩潰。這一點在他的戲劇作品中完全得以顯現。
貝克特凄涼的情調在文學作品中是登峰造極的，這裡部分的原因是藝術的奇蹟。藝術，偉大的藝術，給人以歡樂。凡是偉大的藝術作品，無論它的內容是什麼，無論他的人生觀是什麼，無論他所描繪的對象多麼可怕，他所產生的最終效應是歡樂。
貝克特和賈科梅蒂
在暗黑的夜色里，他們經常討論各自的作品，雖然幾乎總是賈科梅蒂在滔滔不絕，吐露著他創作時的焦慮。
貝克特與賈科梅蒂在工作室，1961年
「賈科梅蒂死了，」貝克特在1966年1月寫道，「闖過所有紅燈將我立刻送到拉雪茲公墓吧。」顯然，摯友阿爾貝托·賈科梅蒂的早逝讓他感到深深的失落。賈科梅蒂與貝克特相識的具體時間已經無法查證，大約推斷是經藝術同好介紹在1937年深秋結緣。
他們並沒有一見如故。貝克特不善言辭，常常陷入令人尷尬的沉默，而賈科梅蒂則是出了名的外向、健談。在共同的藝術愛好與實踐中，他們的友誼才緩慢地發展起來。有趣的是，在他們交往甚密的那些年：1945至1960年，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做出了一生中最輝煌的作品。
貝克特、讓·馬利·塞羅和賈科梅蒂在現場支持《等待戈多》排演，奧德翁劇院，1961年
談到這一時期賈科梅蒂的創作方式時，貝克特表示：「他不是沉迷於其中，而是被侵佔了……我曾建議他不要苦苦糾結於解決方案，集中精力於問題本身可能更容易出成果。但賈科梅蒂鐵了心要繼續糾結，即使只前進一英寸，或一厘米，或一毫米，也要前進。」
雖然印象中兩位藝術家都不修邊幅，但越來越多的圖片資料顯示出兩位藝術家極高的個人時尚品味。在20世紀最重要的攝影師的鏡頭中，他們兩位是貨真價實的時尚偶像。
除了時尚品味外，賈科梅蒂和貝克特還有非常多的共同愛好，比如設計、建築和電影。賈科梅蒂對古埃及建築形式的痴迷是很出名的，他在1930年代設計的燈與花瓶等功能藝術品也是人盡皆知。
在純文學之外，貝克特也有其他的藝術追求，比如1965年拍攝的名為《電影》的影片和1966年以《喬伊》為首的系列電視作品——主要講述建築與設計。貝克特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見到對衣著與時尚的關注。例如，在劇作《終局》（Endgame，1957年）中，奈格反覆講述著貝克特最喜歡的一個小故事：一位顧客抱怨裁縫速度太慢。「上帝六天做好了世界，而您呢，您六個月居然沒有為我做好一條褲子。」他咕噥道。「是呀，但你看他造的世界是什麼樣，我做的褲子是什麼樣。」裁縫幽默地回敬道。
貝克特是悲觀主義者嗎？
對於貝克特的第三個誤解是認為貝克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痛苦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他的生活是如此，作品亦如此。這是一種最常見的誤解。我認為，這種誤解源於對貝克特作品的誤解，同時，也源於對貝克特個人的複雜性格缺乏了解。有時，貝克特確實顯得非常憂鬱、嚴肅，而且經常會陷入沉思。每逢此時，他就會眉頭緊鎖，深深地嘆一口氣，或者完完全全地陷入了緘默。只要和他相處過一段時間的人，對這種情景都並不陌生。面對這種情形，朋友們總是想方設法開導他：有的人會建議和他下下棋，有的人會大談特談約翰遜博士，想藉此提高他的興緻；有的人則會播放莫扎特、舒伯特、海頓、肖邦、貝多芬、韋伯恩的音樂；有的人則會耐心等待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復往日的詼諧幽默；有的人則嘰嘰喳喳地講個不停（我就是這樣一種人），希望其中有一些內容最終會引起他的興趣。
在消除誤解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提高警惕，不要以一種新的誤解來代替一種舊的誤解。顯然，貝克特並不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他的沮喪和憂鬱既真實，又深刻。痛苦、折磨、失望深深地困擾著他，而他筆下某些最偉大的作品正是來源於這種切膚之痛和失落之感。有時，當憂鬱向潮水一樣湧向他的時候，他也會吃一些葯。對於未來，有時他悲觀至極。曾經有報道稱，有時他甚至想到了自殺。
無論是在貝克特的作品中，還是在他的生活中，即使是到了最困難的關頭，他都有著一種不怕逆境、勇往直前、永不言敗的精神。75歲高齡的時候，他引用了《李爾王》一劇中埃德加的一段話："誰能肯定我現在的處境最糟？"；"只要我們還懂得說最糟糕，就說明最糟糕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之後，《最糟糕，嗯》（Worstward Ho）就成了他的下一部作品的名稱。那是一部充滿了閒情逸緻，又頗具情趣的散文作品。
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是在那些最黑暗的、最蕭索的句子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一種形態、一種能量和一種活力，它們抵消了作品中的虛無主義。
（摘自《貝克特肖像》）
貝克特在巴黎，1974年4月13日
貝克特75歲的時候曾經稱：「在巴黎，人們小題大做，把我的生日慶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誕辰一樣轟轟烈烈。我要在生日慶典隆重舉行的那一天悄然離去。」
1989年12月22日，貝克特在法國巴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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