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宗澤《致秉彝札》及其作者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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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中的「傳」字，當然是不確定、不認可的意思。前代的書畫作品，被後世人為地把小名家充作大名家、小名人附會成大名人的例子並不少見，從這件《致秉彝札》（圖1）所展示的客觀情況來看，很可能也是同樣性質的作品。因此，它的真實作者和年代所屬，都需要重新考定和確認。

▲圖1

宗澤（1060—1128）是北、南宋之交的抗金名將，字汝霖，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元祐進士，歷任地方官，頗有政績。靖康元年知磁州（今河北磁縣），抗擊金軍。後任東京留守，組織、召集兩河義軍，屢敗金兵，威聲日著，北方稱其為「宗爺爺」。又曾多次上書高宗趙構，力主還都東京，並制定收復中原的方略，均未被採納。壯志難酬，憂憤成疾，臨終三呼「過河」而卒。有《宗忠簡集》。歷史上宗氏並無書名，《致秉彝札》是其名下傳世的唯一墨跡。

該帖系紙本，縱28.5厘米，橫36.5厘米，行楷書。帖文如下：

二月廿八日，澤再拜獻書秉彝兄足下。古人言，人乞不自知。六年冬，幸藉顧公為媒，因自忘其不肖，遂獲進知於兄。於後委屈成就，教所不及而培益其所已能。故已知兄之度，而區區敬服之誠，亦有在矣。八年七月十九日，仆罪大福薄，弗克終受教益，分首而別。其於留連譴綣之情，為何如也。繼此音問不絕，殷勤眷厚培加於初。貧賤之知，何以勤盛意如此哉？用是皇媿無已。仆本非戀戀鄉土者，但家貧無易事，故不免遲留爾，用達知之。德純陳兄善信人也，為同道；藉于越也，為同郡；交數十年，為故人。於其行也，又相與連榻信次焉，而可無一言進於左右乎？千里尺素，情達而已，未聞。萬祈金玉其躬，以蘄無負聖天子絲綸之寄。倖幸，不具。

內容大致為友朋之間的敘舊、請託、應酬一類，收信人是「秉彝」，寄信人為「澤」。帖面很潔凈，既沒有作者名印，也沒有收藏印。

它的收藏情況，現在只知道曾經是海上涵廬的舊藏。涵廬的主人張文魁，字師良，上海浦東人，生於1905年。早年經商，頗有成就，公事之餘，酷嗜書畫，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與滬上書畫家、收藏家過從甚密。張氏的藏品，最重要的部分是宋元人的詩牘，多至四、五十通。其中既有大名家如宋蘇軾、元康里巎巎的作品，又有如宋名人石介、曾鞏、左膚等人的孤本，其珍貴程度可想而知，可惜當時知道其藏品的人不多。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張氏移居南美，藏品隨往巴西。1967年張氏歿後，藏品由其後人保管，直到三十年後的1996年，才委託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全部拍賣。至此，其收藏的廬山真面才盡現於世人。

涵廬的收藏儘管整體上很精，但個別藏品難免有值得疑議的地方。因為世上沒有沒走過眼的鑒定家，同樣也沒有沒收藏過贗品的收藏家。記得當年上拍之前，佳士得的馬成名先生曾攜部分拍品來故宮，請徐邦達先生過目。當時筆者有幸侍廁其列，先生即對宋《過訪》《人事》二帖的作者提出了疑問；又指出元名家二札系雙鉤副本。再有，曾鞏的《局事帖》後來也有人撰文指出或是同名宋人之作，而非曾氏。

《致秉彝札》就其性質而言，與《局事帖》的情況比較接近，同屬攀附名家、名人之作。理由有三：其一，帖作本身只能證明它是一位名「澤」的人所作。除了同名，現在還找不到一點兒能和宗澤扯上關係或排他性的依據。因為歷史上同名「澤」的人還不少，宗氏不是唯一可能的作者候選人。

其二，書法的時代風格不類。宗澤主要生活在北宋末期，其時世上最流行的書體是蘇、黃、米、蔡（蔡京），這在存世的宋人墨跡上都可以得到證實。同是抗金名將的韓世忠、岳飛書法都學蘇體字。上述時代風氣的因素，在《致秉彝札》中完全沒有顯示。作品書法水平不高，間架僅具規模。硬筆枯墨，點畫不免竭蹶，與他的名字「澤」並不協調。以直觀的經驗判斷，它更可能是元明間人的作品，明人的可能性更大。

▲圖 2

其三，札中「聖天子」另起行高頂格的寫法，也不是宋人通行的書寫格式。從傳世的墨跡觀察，兩宋尺牘，凡是提到皇帝或代表皇帝事物的地方，均為平頭書寫，並沒有另起行高抬頭的習慣（圖2）。這種寫法大約出現在元代中期，如趙孟頫尺牘中的「旨」字（圖3），就抬高了半個字，程度尚不明顯。比較標準的高抬頭格式是到了元末才正式定格（圖4），入明以後流行更廣。同時，抬格的對象也從過去的皇帝專屬，外延擴大到了一般人（圖5）。由此判斷《致秉彝札》的書寫年代，應該不會早過元代中期。

▲ 圖 3

▲ 圖 4

▲ 圖 5

講完了附會的理由，還要反過頭來解釋一下這樣做的目的和原因，弄清楚它的所以然。目的很簡單，可以概括為「增值增重」四個字。這站在始作俑者甚至藏家的立場來考慮，很容易理解，對此無需做過多申說。至於原因，涉及的因素複雜一些，但也不外乎以下三項。首先是名氣。在名「澤」的歷史人物中還沒有超過宗澤的。從古至今，廣大民眾普遍都具有英雄崇拜的心理情結，特別是對那些在國家、民族危亡時刻挺身而出的人物更是如此。在書法方面，這種樸素善良的情感更多地表現為被借重與附會，歷史人物之中如顏真卿、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這類「傳世」墨跡最多，宗澤的情況和他們一模一樣。

其次是可信度與珍稀度。時代太早，如三國時有闞澤，就能和「魏晉風度」掛上鉤，夠珍稀了，但可信度一定會大打折扣。選擇元明，墨跡存世又太多，珍稀度既不夠，復乖附會本意。選擇相對居中的宋代，庶幾二者兼具。

再有就是書跡難證實。眾所周知，判斷事物性質的前提，是基於對事物本身的了解程度。對宗澤而言，除《致秉彝札》外，有關他書法的墨跡和史料可以說是白紙一張，更別說要證實什麼了。這真是道難題，折射出附會者的用心良苦。好在客觀事物的性質能掩蓋、歪曲，卻不能改變，歷史的真相終究會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 圖6

▲ 圖 7

宗澤不是《致秉彝札》的作者，它的作者另有其人。上文中，筆者曾經推測這位「澤」很可能是明代人，而明代尺牘傳世的數量較之宋代要豐富許多，同一作者的作品存世不止一件的概率也相應增大許多。順著這個思路，我們採用「過篩子」的笨辦法，沙裡淘金，居然在故宮收藏的七萬件尺牘中找出了一件《張澤致祝惟貞札》（圖6、7），作者、書法都與《致秉彝札》完全匹配。二札同出一人之手，一望可知。釋文如下：

年生張澤頓首。惟貞祝大人侍史，年來添廁榜末，同年之好，曾未一敘，而我兄以病在告矣。自時一別，倏然三序。茲者幸蒙恩例放歸，過境貴縣，就欲假舟專拜，每有事阻。況承邀請至再至三，竟莫能一造，豈會晤不偶，而亦莫非命與（歟）。臨行又承厚惠，知感知愧。但家兄叨任貴學，七年於茲，不得一預蛟文之次，誠非學官所美，間知年兄與南京府尹公最厚，不知能一舉薦否也？倘下念年契，則區區兄弟之光，不可勝言，而同年之厚，於此無以加矣。誠禱誠禱。夏令將炎，伏希善保天和以膺大任。不宣。成化廿一年四月十八日，寓杭城，張澤頓首。下鈐朱文「達意」印

此札的內容，和《致秉彝札》差不多，同屬於友朋之間的敘舊、請託、應酬一類，只是寄信人、收信人的署名，相互關係及寫作時間交代的更具體、完整。因此，考據的意義更大。如札中張澤稱與祝惟貞為「同年」。檢《明清進士題名錄·成化二十年》，二人分別為二甲 第五十八名、三甲第九十七名進士。又，二人傳記也都見於文獻記載。

祝萃（約1497年前後在世），字惟貞，浙江海寧人，成化二十年二甲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工部。從侍郎徐貫治水蘇淞，以功進員外郎，正德時官至廣東左布政使，有《虛齋先生集》（四庫存目）。

張澤，字孔仁，號存菴，福建閩縣人。幼失怙恃，讀書自奮，成化癸丑經魁，甲辰（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大理寺評事、寺副、寺正。持心公恕，獄案遇當駁者，必付回原問，至再方議駁，多賴平反。有《棘台駁稿》二卷，升廣東按察僉事。卒於潮。（《福州府志》卷之二十八，明正德十五年刻本）

作者及其生活時代的確定，為考訂張澤《致秉彝札》的具體系年提供了可能。札中說道兩人「六年」至「八年」之間曾經同官的往事，據上引《福州府志》刊刻時間，可知張澤卒於正德十五年之前。因此，該札只能寫在弘治八年或正德八年後的一段時間，只可惜現有的史料還不能進一步具指。但無論哪一個，其寫作年代較之《致祝惟貞札》都要晚十年以上。就書法論，二者的老道程度也確有差距。

編輯：陳 梅

《中國文物報》2018年4月1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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