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為什麼說中國河河源在羅布泊？漢武帝和張騫能給我們正確答案

提示：河源事關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大事中的大事。在這裡，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多出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重大意義。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有些「弄錯了地方」的意思，但當我們面對世界兩大神話主體之一的崑崙神話，面對巍巍崑崙，卻有一種中華民族自古是一家的徹悟，當然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走一走、看一看總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如今，我們說的這句話相同適合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的目的被當今一些人說得很簡單，即是聯合月氏或烏孫共同對付匈奴，但這背後其實還有一個關於中華民族的巨大秘密，很少被提起，那就是漢武帝讓張騫去找尋中國河（黃河）的河源。

河流孕育文明，如果一個民族不知道自己母親河的河源在哪裡，那麼這個民族及其創造的文明，或多或少就有些浮萍的意味，也無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從這個角度上說，張騫出使西域精神層面上的意義永遠大於實際意義。

雖然，我們今天說到張騫出使西域，總是說一些「變現」的成果，即絲綢之路作為連接東西方文化、經濟與商貿的橋樑，讓沿線各國人民共同享受到的實惠，很少提及尋找河源對中華民族的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意義的不存在，分明地，它已經早就融入到了我們的血液與骨髓里，隨時隨地都在我們的心裡。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說說「被經常說起」的張騫出使西域。

張騫為什麼去西域，史書上對此的記載已經非常清楚，即是北方匈奴的強大對漢朝形成了直接威脅。而在這種大形勢下有一個小細節，那就是漢武帝聽說被匈奴人從河西走廊趕走的月氏（《穆天子傳》中的「禺知」或「禺氏」），對匈奴非常怨恨，覺得月氏應該能成為漢朝抗擊匈奴的「幫手」。於是，便派張騫去了（《史記·大宛列傳》：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所以，張騫的使命應該是聯絡月氏與漢朝一起對付匈奴。

怎麼對付？就是讓月氏人回到河西走廊。這是漢武帝當年想要的聯合月氏抗擊匈奴最理想的結果，或者說是最佳設想。這一「戰略」非常樸素也很實在，但對張騫來說是高難度的，原因是被迫徙走的月氏，在他們新的地盤上生活得還不錯，「不願東還」，張騫也便「失敗」而歸。（《史記·大宛列傳》：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但是，漢武帝並沒有因為月氏人而放棄自己的「召回戰略」。張騫讓他對西域了解了不少後，他決定把在月氏人那裡行不通的「辦法」用在烏孫人身上。於是，便有了張騫第二次出西域。張騫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史記·大宛列傳》：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二次出使與首次出使相同，漢朝從上到下都非常重視這件事情，給張騫配備了300人，每人兩匹馬，還帶了不少銀子和財物浩浩蕩蕩地出發了。但是張騫到了烏孫時，事情並不是他想像的那樣，烏孫雖然收下了他帶來的禮物，但對「重回故里」的事並不感興趣。主要是有這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時烏孫王對漢朝並不十分了解，甚至不知漢朝是強大還是弱小；二是，烏孫國已經分裂，烏孫王的十多個兒子之間打打殺殺，雖說表面上都臣服於烏孫王，但實際上已經一分為三，烏孫王並沒有能力完全說服他的兒子們舉國東遷；三是，烏孫臣服匈奴的時間太久，大臣們都怕匈奴，不想遷移，擔心會惹來麻煩。

為了完成使命，張騫不惜動用以漢朝公主與烏孫和親的辦法。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史記·大宛列傳》）意思是說，如果烏孫能向東遷移到渾邪王的舊地去，那麼漢朝將送一位諸侯的女兒嫁給昆莫做妻子。

最終，這種金錢與美女的「外交手段」沒能讓烏孫回到河西走廊。烏孫王也許是覺得拿了漢朝的錢財有些不好意思，在張騫歸來時，送了漢朝天子幾十匹馬作為「答謝」。然而，後來的情況卻讓人們沒有想到的，因為張騫出使西域使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交往頻繁，中原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向四周傳播，就連漢武帝也始料不及。因此，張騫出使西域這一歷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通過這些，我們不難看出，史籍同樣弱化了張騫出使西域中的尋找河源的意義。

當然，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這種「弱化」不等於其意義的不存在，反而使它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裡顯得非常彌足珍貴。

提到中國河（黃河）河源，大多數人恐怕會想到大禹治水，對此，大約成書於戰國後期的《尚書?禹貢》中說：「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古人對「導河積石」的基本認識是，河水是大禹從積石山處導引出來的。積石山只是大禹「引黃工程」的起點，而非真正的河源。那麼，真正的河源在那裡呢？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人們也許只能依靠「河出崑崙」的古老傳說了。

《山海經》中有關中國河河源的記載是，從敦薨之山（今天山東段）有敦薨之水（今開都河）流出來，向西注入泑澤（今羅布泊），此後潛行（伏行）地下千餘里，從積石山下石門處「冒以西流」。這就是「重源伏流」說。但此說在當時沒有什麼影響，直到漢武帝時代才被發揚光大。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國後，給漢武帝寫了「考察報告」。張騫說，在於闐以東，有水東流注入鹽澤（羅布泊），此後潛行地下，又從南面冒出來。中國河的河源就在那裡。雖然這是《山海經》的翻版，但在後世的影響極大，甚至還有傳說說，張騫還在羅布泊乘張騫槎來到了月球，見到了嫦娥。

這就是成形於北朝初期的「張騫泛槎」的典故，唐代達到高潮，其朝野喜歡、接受程度，幾貫穿朝代始終，為上至帝王將相、文人雅士賦詩作文，下至世俗民間文學，遠及西域敦煌文學等廣泛採納。

然而，其影響為何如此之大？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都有尋找母親河河源的渴望和夢想。

同時，漢武帝又是一個歡祭祀天下名山大川的人，也就當然不會「錯過」中國河之河源了。所以，在張騫之後，我們看到漢武帝繼續派出使探尋河源（漢使窮河源），進一步強化了當時人們對河源的認知。而中國河河源「重源伏流」的說法也被「固定」了下來。

「伏流」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重源」即是認為認為黃河有兩源，一是葉爾羌河（蔥嶺河），一是和田河（于闐河）。這一點，在《漢書》中講得非常詳細：「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於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

河源事關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大事中的大事。在這裡，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多出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重大意義。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有些「弄錯了地方」的意思，但當我們面對世界兩大神話主體之一的崑崙神話，面對巍巍崑崙，卻有一種中華民族自古是一家的徹悟，當然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

在以後的歲月里，中國人依然沒有放棄對河源的探尋，甚至到了民國，當時的學者對河源考察均止步於鄂陵湖、扎陵湖，直至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組織16個單位的科研人員重新勘測黃河源區，最終才將發源於巴顏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確定為黃河正源。

今天，重述這些，無非是想說明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歷史實際上也是不斷尋找和重塑自我的歷史，而在這2000多年漫長過程中，大漢王朝無論如何都是我們的精神高度。（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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