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蔡元培——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者
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研究史上在還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1917年都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這裡可以列舉一些具有標誌性的事件，比如胡適、劉半農、周作人在北京大學開設小說課程，吳梅在北京大學講授曲學，等等。
蔡元培先生
這些都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蔡元培，與其有關的標誌性事件有兩個，一是他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一是他的出版《石頭記索隱》。這一年蔡元培49歲。
將這兩件與蔡元培相關的事情放在一起，可以形成一種頗為有趣的對照。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事，人們早已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大書特書，一致給予正面肯定，相關研究成果甚多，這裡不再贅述。
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石頭記索隱》則成為紅學索隱派的樣本，不斷受到批評乃至斥責。
《石頭記索隱》
一位對現代學術制度建立有著如此重要奠基之功的開創者，其學術著作竟然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負面典型，這種反差實在是過於戲劇性，這種令人尷尬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其間存在什麼問題？這是值得深思的。轉眼又是一個世紀過去了，對相關問題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以往學界強調蔡元培作為政治家、教育家的身份，這是沒問題的，但這種強調也有意無意地遮蔽了他作為一位學者的身份。
毫無疑問，蔡元培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位不可被忽視的學人，如果沒有他的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進行課程體系改革，胡適、周作人、吳梅等人就很難有任職北京大學的機會，也就不會有1917年的小說、戲曲進入大學課堂乃至後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問世，中國古代通俗文學成為一門學科的時間勢必會大大推遲。
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
可以說蔡元培是中國現代學術制度的締造者，他在北京大學創建的學術制度體系為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研究提供了制度層面的保障，也為其他高等學府提供了一個樣板和典範。
僅就蔡元培本人的學術研究而言，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頗為豐碩，值得一說的。
儘管學術界對蔡元培教育、美學等方面的著述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就蔡元培本人的認知而言，他花費時間精力最多，最為看重的著述則是《石頭記索隱》。
在談到自己的著述時，時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間所寫的《自書簡歷》中介紹自己的著述，將《石頭記索隱》與《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簡易哲學綱要》等著作並列。
《石頭記索隱》蔡元培版權證
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記中，他不無得意地提到，法國巴黎大學校長埃貝爾在演講時，「注重於北大廢院存系之辦法，對於我個人之著作，尤注意於《石頭記索隱》」（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114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為撰寫該書，從搜集資料到最後完稿，再到補充完善，蔡元培前後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雖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費如此多時間和精力的，僅此一部。對其中的甘苦，其本人自然是最清楚的。
蔡元培對《石頭記索隱》一書的偏愛與學界對該書的評價存在著非常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說是截然對立，何以如此，這顯然是值得深思的。
《石頭記索隱》抄本
學界在評價該書時，固然有自己的判斷和依據，但對蔡元培本人的意見也是要尊重的，可以作為參考，畢竟是其心血所系，再者他對當時的學術潮流及研究情況是了解的，並非信口開河。儘管可以不認同他的意見，但至少要理解他偏愛自己著作的緣由。
不少人在肆意批評指責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其深厚的學養，忽略了其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忽略其留學德國的經歷，要知道在當時，具有這種貫通中西學養的學人是非常之少的。
儘管《石頭記索隱》一書給蔡元培帶來了不少負面評價，但不可否認，該書確實很能體現其治學思想及特點。
儘管有研究者強調該書的反清思想，將該書的寫作與蔡元培的反清革命經歷結合起來觀照，似乎這樣可以為該書增加一些正當性，帶來一些正面評價。
《小說月報》所刊《石頭記索隱》
但從該書的寫作經過以及相關文章、日記等相關資料來看，蔡元培儘管曾經從事過反清鬥爭，儘管他從《紅樓夢》中索隱出來的內容帶有政治色彩，但他是將個人的政治活動與學術研究截然分開的，並沒有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來射影時政。
正如他本人所說的：「我是最喜歡索隱的人，曾發表過《石頭記索隱》一小冊。但我所用心的，並不只《石頭記》，如舊小說《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鑒》，以至於最近出版的《轟天雷》、《海上花列傳》等，都是因為有影事在後面，所以讀起來有趣一點。」（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565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他就是喜歡索隱，喜歡通過猜謎的方式來索隱故事背後的人物本事和原型。
中華書局版《蔡元培全集》
在蔡元培看來，《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鑒》、《海上花列傳》可以索隱，《紅樓夢》也可以索隱，都是「有影事在後面」，「讀起來有趣一點」。在《石頭記索隱》一書的結尾有這麼一句話：「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這裡說得很明確，蔡元培是把《紅樓夢》作為「因話錄、舊聞記」來讀的，注重其中的趣味，而不是藉此抒發反清情緒。
對蔡元培來說，《紅樓夢》索隱既是一項學術研究，也是一件消遣娛樂的趣事，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石頭記索隱》一書出版之後，他樂此不疲，仍在不斷地進行修改、補充，遺憾的是未能在該書重印時將後來所寫的內容增補進去。
《蔡元培日記》
這種閑適放鬆的心態與蔡元培本人的小說觀是一致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余喜觀小說，以其多關人心風俗，足補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內言外，寄託遙深，讀詩逆志，尋味無窮。」（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187頁）。
這一觀念與蔡元培本人所提倡的超越功利的美學思想也是一致的，是他一生秉持的。而這恰恰是後來的紅學研究所缺乏的。其後的紅學研究將《紅樓夢》這部小說看得過重，好像中國文學史上除了《紅樓夢》就再沒有其他優秀作品一樣，且不說研究中還摻雜了名利、恩怨等非學術因素，因而產生的紛爭特別多，這種情況直到現在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王國維先生
就研究方法而言，蔡元培的紅學研究也是值得關注的。他與王國維、胡適等人一樣，嘗試借徑西方學術思想，將其應用到中國古代通俗文學作品的研究中，開風氣之先。
王國維在其《紅樓夢評論》中以叔本華的理論來解讀《紅樓夢》，胡適則是將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與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紅樓夢》的考證。
蔡元培在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留學，系統地聽過相關課程，受到西方的學術訓練，對那裡的文藝思想相當了解，並翻譯過多部西方學術著作，提倡美育，他同樣嘗試將西方的文藝思想應用到古代通俗文學作品的研究中，比如他在1920年6月13日的《在國語講習所演說詞》中有一段專門談論《紅樓夢》的文字：
浙江教育出版社版《蔡元培全集》
許多語體小說裡面，要算《石頭記》是第一部。他的成書總在二百年以前。他反對父母強制的婚姻，主張自由結婚；他那表面上反對肉慾，提倡真摯的愛情，又用悲劇的哲學的思想來打破愛情的纏縛；他反對祿蠹，提倡純粹美感的文學。他反對歷代陽尊陰卑、男尊女卑的習慣，說男污女潔，且說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習氣，就壞了。他反對主奴的分別，貴公子與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對富貴人家的生活，提倡庄稼人的生活。他反對厚貌深情，贊成天真爛漫。他描寫鬼怪，都從迷信的心理上描寫，自己卻立在迷信的外面。照這幾層看來，他的價值已經了不得了。……他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沒有別的書比得上他。（蔡元培《在國語講習所演說詞》，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30、431頁）
蔡元培先生
這段對《紅樓夢》思想的評價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也可以感受到其中所受西方哲學及文藝思想的影響。此外他還將《紅樓夢》與《巴黎茶花女遺事》等西方小說進行比較，這同樣是有學術眼光的。
這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初那一代學人治學的共同特點，蔡元培也不例外。遺憾的是，不少人只看到其索隱的一面，對其紅學研究的這一方面不了解或有意無視。因此，在談到現代紅學的開創時時，不能只提及王國維、胡適、魯迅等人而忽視蔡元培。
在那個年代裡，願意用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探討《紅樓夢》這樣的稗官小說並對這部小說有著很高的評價，這本身就需要學術勇氣和學術眼光，提升了小說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對此應當從正面著眼，而不是一味指責。
胡適先生
當然，蔡元培研究紅學的方法與王國維、胡適等人還是有所不同的，蔡元培更多從傳統學術中尋找資源，將其納入現代學術研究中。他將以往片言隻語的簡單猜謎整合成較為完整系統的論述，並歸納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索隱式研究法。
這種索隱式研究法可以稱作「三法推求」法，即他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所說的「知其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所謂的品行相類法、軼事有徵法和姓名相關法是索隱式研究的三種基本方法，就是通過人物品行、秉性、事迹的類比以及漢字的字形、讀音和字義，在作品人物與歷史人物的某一個方面建立聯繫，從而確定彼此之間存在影射關係。
《紅樓夢索隱》
眾所周知，影射與索隱是中國文學創作、批評的一個傳統，源遠流長。這種在古代詩文中流行的解讀方式是否適用於偏重想像虛構的小說作品，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是古代小說從傳統評點到現代研究轉型過程中必然遇到的一個問題。何況《紅樓夢》這部作品自身的一些特點為這些索隱式閱讀提供了很大的想像空間，使其發展到極致，形成了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一個頗為獨特的文化現象。
這部小說以其對人物事件極為生動細緻的描摹刻畫使小說達到了一種高度的真實。這種真實使一部分讀者混淆了作品與現實的界限，將作品中的人物等同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這在文學史上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作者本人在真假問題上含糊其辭的暗示也給了讀者以很大的想像空間。比如他在全書第一回的開頭就說：「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曰『甄士隱』云云。」「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
甲戌本紅樓夢
無疑，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暗示，到底作者隱去了哪些真事，以何種方法隱去，這對讀者來說實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且不說脂硯齋等人在評點中以當事人、知情人者身份不時進行的的揭示和暗示更強化了這一點。
在此情況下，不難理解會有不少人費心勞力來揭示其中的本事，樂此不疲。顯然，索隱式研究有其淵源近因，並非空穴來風。
蔡元培索隱得出的結論也許很多人並不認可，但是必須承認，這種索隱式解讀是一種可貴的嘗試，哪怕這種嘗試是失敗的，其負面教訓也能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只有知道了在哪裡碰壁，才會知道此路不通，再去尋找別的途徑。
蔡元培先生塑像
這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是有意義的，一部現代學術史就是一部學術探索史，交織著成功與失敗，不能僅僅將其視作學術著作的龍虎排行榜。
同時還要看到，蔡元培的索隱式研究和當下市面上那些毫無邏輯、信口開河式的猜謎是不同的，從該書引證的豐富可見其深厚的學養，這樣的著作沒有一定的學術功力是寫不出來的。
他本人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也特彆強調自己的研究：「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魯迅在《小說史大略》一書中稱其「徵引繁富，用力甚勤」（魯迅《小說史大略》第94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後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稱其「旁徵博引，用力甚勤」（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魯迅畫像
這個評價還是較為公允的，魯迅固然不同意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一書中的觀點，但對其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還是給予充分肯定的。
事實上，蔡元培涉及的是古代小說研究中一個到至今都未能徹底解決的難題。與詩文相比，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在創建過程中，直接借徑西方文藝理論，並未對傳統解讀方法進行有效的梳理。
直到近些年，學界才開始反思，對小說概念、分類、文體等問題進行重新審視，這既是古代小說研究的基礎工作，也可以說是一種補課。
在與蔡元培的論戰過程中，看似胡適勝出了，但他並未能說服蔡元培。原因很簡單，他未能解答蔡元培提出的疑惑，那就是哪些小說可以索隱，哪些不可索隱，其標準如何，其度該如何把握。
北京大學出版社版《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
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胡適對曹雪芹家世的探討本身也是一種索隱，比如他將曹家的接駕、抄家等與《紅樓夢》中賈府的相關事件進行對照，考索小說的本事和原型，這與蔡元培從清初文人的言行事迹中尋找《紅樓夢》人物故事原型並沒有本質的差別。
何以一個是可以信服的考證，另一個則是捕風捉影的猜笨謎，胡適未能很好的回答這一問題，後來的紅學研究者也未能回答這一問題。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不僅蔡元培沒有被說服，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後來的潘重規也沒有被說服。
因此研究者在批評索隱派的同時，也需要從學理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釐清，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令人信服的研究辦法，否則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這種論證會一直持續下去。
蔡元培先生畫像
同樣值得稱道的還有蔡元培開明寬容的治學精神，這也是後人難以企及的。他秉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將北京大學打造成為現代學術的重鎮。在個人的治學過程中，他也是貫徹這一方針的。在與胡適的論爭過程中，他堅持自己的意見，但同時又吸收了對方的觀點。
如果從學術論爭的角度來看，蔡元培無疑是佔下風的，但他也是有收穫的。兩人的論爭為中國現代學術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優良傳統，這是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當年兩人的學術論爭是在平等友善、溝通充分的氣氛下進行的，雖然學術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但不失君子之風。
《胡適日記全編》
胡適晚年在回顧這場爭論時，曾頗為感慨的說：「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胡適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與胡頌平的談話，載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
如果蔡元培沒有這種雅量，這場學術論爭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收場，是蔡元培成就了胡適，當然也可以說是胡適成就了蔡元培。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一件事是發生在此間的一個小插曲。在兩人進行論爭期間，蔡元培幫胡適借到了他久尋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為其解決了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一些問題。
不僅如此，蔡元培還對考證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賞，在1923年4月5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閱俞平伯所作《紅樓夢辨》，論高鶚續書依據及於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201頁）「甚善」，雖然只有簡短的兩個字，但其中的內涵則是十分豐富的，值得細細回味。
蔡元培紀念郵票
堅持個人的意見，同時也不排斥其他人的見解，蔡元培的治學態度還是頗為開明的，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見及全人。老實說，這種胸懷不是誰都有的，能遇到這樣的對手，對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等人來說，也是一種榮幸和福份。
遺憾的是，後來有關紅學的學術論爭進行了多次，不少以個人結怨告終，未能很好的繼承這一傳統。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蔡元培寬容地對待他的論敵，但其後的學人並沒有寬容地對待他的《石頭記索隱》，相反，將其作為索隱派的典型不斷進行批評和指責，這同樣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
《石頭記索隱》第十版版權頁
值得注意的是，《石頭記索隱》出版之後，相當暢銷，一直被不斷重印，儘管後來蔡元培被劃歸索隱派，在與胡適的論戰中處於下風，受到學界不斷的批評和責難，但這並未影響該書的銷路，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暢銷意味著該書契合了很多讀者的心理，對這種喜歡索隱猜謎的大眾閱讀心態顯然不能無視，也不能一味簡單地指責，需要認真分析，理性對待，否則會招致公眾的反感和對立。
遺憾的是，各家出版社在爭相刊印《石頭記索隱》一書時，大多都是將原書照葫蘆畫瓢印一遍了事，沒有將蔡元培後來增補的內容加進去，也沒有收錄該書之外蔡元培的紅學文字，其遺憾始終未得到彌補。
筆者發願編一部收錄蔡元培全部紅學言論的《蔡元培紅學論集》，以見其紅學研究之全貌，希望能早日出版。
紹興蔡元培故居
轉眼間，時間已經過去一個世紀，又到了蔡元培一百五十壽辰。最有意義的紀念應該不是換一套優雅華麗的辭藻為其歌功頌德，而是對其包括《石頭記索隱》在內的學術成果重新進行審視，給予客觀、公允的評價，更多的應該是陳寅恪所說的理解之同情，而不是簡單打個索隱派的負面標籤。
《文史知識》2018年第1期
俗話說蓋棺定論，蓋棺容易，但定論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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