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死在這樣的國度」 吉卜力之魂高畑勛的電影和理想
1990年11月，高畑勛（右）與宮崎駿在一起暢談由高畑勛編劇、執導的電影《歲月的童話》。自1965年起，兩人的合作跨越了半個世紀。（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4月12日《南方周末》）
2018年4月5日，日本動畫巨匠、吉卜力工作室創始人之一高畑勛導演辭世，享年82歲。
次日，岩井俊二導演在微信中告訴筆者，他「失去了一個太重要的人」。岩井俊二是高畑勛的遠親，創作動畫電影《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時得到了對方肯定。製片人鈴木敏夫言語中透露著惋惜：「他有很多事想做，我想他是死不瞑目的。」因打擊太大，高畑勛的終生朋友宮崎駿始終未予置評。
吉卜力發布公告稱，葬禮只在親友間小範圍舉行，拒絕唁電、獻花和奠儀，5月15日將公開舉行盛大的送別會。
2015年4月6日，動畫電影「中國學派」成員之一，名作《山水情》的導演馬克宣辭世。高畑勛極為尊重「中國學派」，他在給筆者回信中寫道：「衷心希望中國不斷出現繼承特偉先生和馬先生，促進動畫（不是數字動畫）更加發展的人們。」
高畑勛畢生以導演身份創作了《螢火蟲之墓》《輝夜姬物語》等九部長篇動畫電影，其中七部兼任編劇。他以製片人身份監製了宮崎駿的《風之谷》《天空之城》等動畫電影，並以不同身份參與了多部動畫作品。
除了世界級動畫電影巨匠，高畑勛還是學者、教育家和翻譯家，更是勇敢的左派藝術家。他留下九部著作和四部法語譯著，包括法國傑出詩人雅克·普萊維爾的兩部詩集，並畢生致力於和平與反戰。
嚴重拖延症+超預算=巨匠？
高畑勛以製片人身份監製了宮崎駿1986年的電影《天空之城》。該片位列當年動畫藝術日本電影第1位。（資料圖/圖）
像宮崎駿所言「大懶蟲的子孫」那樣，高畑勛總在藝術的完美與拖延症之間尋求平衡。
高畑勛1935年10月29日出生於日本三重縣伊勢市，是當地知名知識分子高畑淺次郎七個孩子中的幼子。他自幼顯露「學霸」天賦，受兄長影響，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同級的大江健三郎，後來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大學畢業後，高畑勛進入東映電影公司工作，開始顯出拖延症跡象。由於他上班總是遲到，一到辦公室就「啪克啪克」地嚼麵包，被宮崎駿昵稱為「啪克」。
經過幾部長篇動畫電影積累經驗，高畑勛終於在1965年獲得機會，獨立執導《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大冒險》（註：下稱《太陽王子》）。他委任宮崎駿擔任場面設計，從此結成終生創作同盟。影片原定製作一年，但耗時三年，預算大幅超額。製片人更換無數，日後提起此事，個個氣憤不已。
影片上映時，宮崎駿不但把擔任原畫師的師姐大田朱美娶回家，兒子宮崎吾朗都滿了周歲。電影的實驗性大幅超出當時觀眾的接受能力，票房很不理想。高畑勛沒法再次在東映動畫公司執導電影，只能拍一些電視動畫，直到1971年與宮崎駿、小田部羊一等人一同離開東映。
1984年，高畑勛作為製片人，輔助宮崎駿完成了《風之谷》。雖然宮崎駿沒因此掙到多少錢，但影片好評如潮使他的同名漫畫一再翻印，版稅頗豐。他仗義地請高畑勛也執導一部動畫片。為這部《青色山脈》踩景時，高畑勛看到古運河遭受現代文明破壞，就放棄原計劃，改拍紀錄電影《柳川運河故事》。他再次為藝術質量而拖延，原先準備的資金完全不夠。宮崎駿只好典當住宅，又和鈴木敏夫商量拍部掙錢的影片填補虧空，於是才有高畑勛監製、宮崎駿導演的《天空之城》。《柳川運河故事》完成時，已是《天空之城》公映一年以後。
1988年，吉卜力首次同時公映兩部長片——宮崎駿的《龍貓》和高畑勛的《螢火蟲之墓》。原定兩片分別時長60分鐘左右，採取聯映形式。但高畑勛為保持故事完整性，使《螢火蟲之墓》一再擴容，令《龍貓》也變成了88分鐘的長片。
上映迫近，《螢火蟲之墓》上色無法完成。出品公司社長叮囑要「保質保量按期完成」時，高畑勛反應敏捷地要求延期上映。影片當然未能延期，高畑勛只好使一出「苦肉計」，主人公清太偷蔬菜那場戲是尚未著色的白描狀態，交由觀眾自行想像。這次拖延的後果，使高畑勛傷心不已，一度決定結束導演生涯，幸被宮崎駿勸阻。自那以後，高畑勛一出現拖延癥狀，製片人鈴木敏夫就會推遲上映日期。
高畑勛的遺作《輝夜姬物語》也是如此。2009年10月，新作消息公開，但剛到2010年1月，高畑勛就告訴媒體：「我想做一個故事原封不動，但給人印象截然不同的作品，不過沒什麼進展，怕是要拖。」
2011年，吉卜力定下《輝夜姬物語》和宮崎駿的《起風了》一起公映的計劃，並於2012年向媒體公布。但迫於吉卜力人手物力不足，兩個月後，《輝夜姬物語》宣告延期。《起風了》於2013年7月20日公映，而《輝夜姬物語》於11月23日公映。這部影片耗時八年，製作經費高達51.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02億元），創下日本動畫電影史的紀錄。
「不需要讓藝術動畫電影成為產業」
1974年的動畫片《阿爾卑斯山的少女》改編自瑞士兒童文學《海蒂》，高畑勛擔任導演，宮崎駿擔任場面設計。（資料圖/圖）
在高畑勛身上，似乎很難看出「獨特導演風格」。他風格變化多端，每部作品都要涉及新的藝術探索，嘗試截然不同的風格。他不走別人的老路，也不走自己的老路。他選擇難走的路。
顯然，高畑勛試圖顛覆日本動畫電影的既有傳統。憑處女作《太陽王子》，他以一己之力扭轉了日本動畫電影的「哄小孩」路線，使其邁向成人受眾。按宮崎駿評價，這是「日本動畫電影史的分水嶺。他用這部影片證明，動畫片具備深入描繪人物內心的力量」。以反對越戰為背景，高畑勛用隱喻和象徵手法充分描繪了社會結構，尤其挑戰以動畫來表現人物的複雜心理活動。大力歌頌集體勞動和集體生活，是他左翼思想的折射。此類痕迹，在後來的《三千里尋母記》《歲月的童話》《百變狸貓》和宮崎駿的《千與千尋》皆可尋得。
高畑勛也引導日本動畫創作現實題材，描繪市井生活，記錄社會變遷。他的「動畫紀錄片」理念，在《阿爾卑斯山的少女》和《歲月的童話》等作品中多有表現。尤其是1994年的《百變狸貓》，以生存空間日益被人類擠壓的狸貓為主角，乃是表現它們反抗，最終無奈接受現狀的「狸貓們的嚴肅紀錄片」。
探索新興技術手段同時，高畑勛不斷反思新興技術。早在《百變狸貓》，他就嘗試使用CG技術。1999年的《我的鄰居山田君》是全數字動畫，為達到水彩畫效果，原畫數量達17萬幅，是《風之谷》等作品的三倍。然而，到了《輝夜姬物語》，在數字技術基礎上，他又重新認同手繪技術，畫幅數高達近18萬幅。這正應和他的夙願：「既然我來拍，就希望今後的動畫電影沿這方向走。」他無法認同青年導演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數字技術展現所謂「現實」。
1984年上映的《風之谷》改編自宮崎駿同名漫畫，高畑勛擔任監製。女主人公娜烏西卡取名源自古希臘史詩《奧德賽》中的一位公主。身為風之谷族長的女兒，娜烏西卡勇敢、善良，不惜犧牲自己來守護她深愛的生靈和世界。該片分別榮獲1985年的電影旬報獎最佳影片和每日電影獎最佳影片。（資料圖/圖）
另一方面，高畑勛又為日本動畫的發展打下了人才基礎。在與筆者的對談中，他自謙地形容宮崎駿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事實上，是他締造了包括宮崎駿、鈴木敏夫、男鹿和雄等名家在內的吉卜力王國。
高畑勛不但鋒利地剖析自己的作品，還滿懷共鳴地評論同時代的海內外電影人，從自己的導演經驗出發，探索影像與政治、歷史的原理。這些批評超越了電影史範疇，到達社會批評、歷史批評的範疇。他曾堅定地告訴筆者：「不需要讓藝術動畫電影成為產業。」
在高畑勛的創作中，既有日本古典繪畫技巧和中國水墨畫風韻，又能窺見法國詩歌藝術的潛流。他對日本電影尤其是小津安二郎導演的美學有一定認同，又受到讓·雷諾阿、馬塞爾·卡爾內和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影響。他的作品貫穿著對人類命運等宏大哲學問題，以及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理念的思索。
《小蝌蚪找媽媽》讓人感到精神的豐富
2014年6月，筆者在東京與高畑勛導演訪談六個小時。那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接受中國記者深度訪談。他時年79歲，思維極敏捷，富於激情。
我們分別使用中、日、法語交談。介紹人事後說：「結果來看真是幸運的，我認識導演18年，從沒見過他像今晚說這麼多話。」
訪談稿發表前，高畑勛逐字逐句訂正四次，歷時兩個月。他提出：「如果全稿不能遵循，或扭曲我的意見，那麼拒絕發表。費小姐人好，我那天說了特別多。我從來接受國內外採訪都是事完了就完了，不會去改。但這次採訪不同，我對取捨選擇十分在意，所以不要催我。」
高畑勛重視中國題材的作品。他最初入職的東映電影公司，接納了多位自中國東北遣返的日本電影人。高畑勛跟隨剛剛回國的電影大師內田吐夢，參與籌備幻想題材電影《竹取物語》。《竹取物語》與中國古代傳說頗有淵源，講述來自月亮的公主被砍竹子的老人收養，長大後歷經人間喜怒哀樂，最終回到月亮的故事。籌備過程中，他逐漸萌生不被導演接納的創意，並於五十餘年後付諸實際，完成遺作《輝夜姬物語》。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際，中國向日本贈送大熊貓，旋即引發席捲日本的「熊貓熱」。不久，高畑勛導演了由宮崎駿策劃和編劇的兩部中篇動畫電影《熊貓父子》和《熊貓父子之下雨馬戲團》。在他看來，兩部影片是他們「後來開展各種工作的根基」。果然，宮崎駿把熊貓父子的形象稍加改造，就拍出了《龍貓》。
高畑勛從不諱言自己由中國藝術汲取靈感。他多次向筆者提到玉澗、牧溪等人的「墨戲」對《輝夜姬物語》的影響，影片中的留白手法即源於中國畫。其實早在創作《歲月的童話》時，他就大量採用留白手法。他曾特意寄給筆者明信片，畫面是他鐘愛的南宋「墨戲」名家李迪的作品。他喜歡《清明上河圖》，也收藏了一些中國捲軸，一直後悔1984年訪華時未在故宮多遊覽兩天。
高畑勛極為尊重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註：下稱上美廠）的「中國學派」。上美廠是迄今高畑勛、宮崎駿唯一一次訪華經歷中最重要的訪問對象。1981年6月，看到中國動畫電影作品《哪吒鬧海》後，高畑勛與宮崎駿等人就發表了《加油，中國動畫電影》的四人談。他評價：「《牧笛》那樣的作品走入了唯美的死胡同，很難回應大眾期待；《小蝌蚪找媽媽》讓人感到精神的豐富；《哪吒鬧海》則將傳統的、民族的形式美充分融入了電影空間。」
後來，高畑勛才從持永只仁導演（註：當代中國動畫電影啟蒙者之一，中國名字為方明）之女那裡得知，持永只仁在上美廠指導製作《哪吒鬧海》之際，曾多次和其他主創觀摩《太陽王子》。高畑勛對1990年以前的中國動畫電影作品和動畫人如數家珍，時隔35年，仍念念不忘訪華期間在賓館電視上看到的《阿凡提的故事》。
修改訪談稿過程中，高畑勛把原稿中的「特偉」逐一改成「特偉先生」，惺惺相惜躍然紙面。他用特別克制且客氣的辭彙，表達了對上美廠日後發展的失落之情。
「我想死在這樣的國度」
1989年，高畑勛曾試圖根據兒童文學作家四方晨的小說改編動畫電影《國境BORDER1939》。故事以1939年夏天的偽「滿洲國」新京為背景，講述日本青年知識分子山內克服重重障礙，幫助身為蒙古國王族後裔的摯友信彥和女友秋子投身抗日運動。
高畑勛滿懷激情地寫道：「作為日本人，在這種現實中應該如何生存下去？背負著這個沉重的課題，山內內心誓要等待和平到來後重訪此地。」若這個策劃成型，應該是高畑勛的唯一一部冒險題材電影，也將是一部史詩作品。他試圖描繪一個「當下青年能認同的虛構人物」；試圖顛覆「二戰」時種種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故事，如實再現中國東北部和朝鮮半島的歷史狀況；試圖「改變日本冒險題材動畫片那種動不動就是宇宙、未來SF的創作模式」。更重要的是，它飽含高畑勛對中國的情感，對侵略戰爭的反思與對戰爭再起的擔憂。
筆者聽高畑勛親口談起這個故事，已經是他提出創意之後25年。他對故事做了更豐富的演繹，加入了更宏大的歷史背景與細膩的微小敘事。「這個故事與眾不同，我覺得非常重要，已經有一些想法，做了去中國的準備，並已經和男鹿和雄說好了——他是吉卜力美術的核心，我相信他能畫出中國東北部的感覺。最後因為一些原因不了了之。雖然年紀大了什麼也幹不了，但這個想法我難以割捨。」
和平也是高畑勛的執念。耄耋之年的高畑勛常常衝上街頭，作為左派社會活動家發表演講。無論條件多麼惡劣，他認為應該發聲，就不曾猶豫。
1959年進入東映動畫公司後，高畑勛擔任工會副總書記，結識了後來當上工會秘書長的宮崎駿。兩人志同道合的友誼，在宮崎吾朗導演的《虞美人盛開的山坡》中有詳盡展現。這段經歷，奠定了高畑勛終生的共產主義傾向。
高畑勛是日本電影界維護和平憲法九條的組織「電影憲法九條會」的主要人物。2014年後，他多次參加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的遊行。2015年，他參與了反對安倍晉三政府「憲法改惡」的遊行。2016年他甚至親赴沖繩，參與反對美軍基地建設的相關活動，並聯署致美國總統的緊急公開信，要求停止建設基地。
近20年，高畑勛每年都會自製新春賀信信箋。近年來，他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日益深入。筆者有幸收到2015年的版本，信箋抬頭印著「希望今年是無災、和平、自由、友好、蒸蒸日上的平穩之年」。下面還有一排小字，寫著「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集體自衛權、再啟動核電、憲法改惡、小選舉區制」，每一句都表明對日本政治的擔憂。
根據日本學者，「宮崎駿·高畑勛作品研究所」所長葉精二公開的於2017年收到的信箋，高畑勛堅持著對世界的期待：
祈願諸位健康
公平的、自由的、友好的
能夠平穩生活的國度
對外和平的國度
我想死在這樣的國度
※高畑勛去世，一個時代也進入了尾聲
※宮崎駿——不只是動畫製作大師，還是一位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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