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歌近體詩化的發展歷程
從格律上看，中國古典詩歌可以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古體詩，又稱古詩或古風，是依照古代的詩體來寫的。在唐人看來，從《詩經》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謂依照古代的詩體，也就沒有一定標準了。但是，詩人們所寫的古體詩，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體詩的格律束縛。
近體詩是相對古詩而言的，以律詩為代表，它的韻、平仄、對仗，都有許多講究。律詩每首限定八句，五律共四十字，七律共五十六字；押平聲韻；每句的平仄都有規定；每篇必須有對仗，對仗的位置也有規定。
絕句比律詩的字數少一半。五言絕句只有二十字，七言絕句只有二十八字。絕句實際上可以分為古絕、律絕兩類。古絕可以用仄韻。即使押平聲韻的，也不受近體詩平仄規則的束縛。這可以歸入古體詩一類。而律絕不但押平聲韻，而且依照近體詩的平仄規則。在形式上等於半首律詩，屬於近體詩的範疇。近體詩發展於六朝，形成於初唐，本文簡單談談中國古典詩歌近體詩化的發展歷程。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廣泛傳播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不僅豐富了文人的想像世界，使文學觀念更多樣，而且在梵語拼音法的啟發下，人們去分析漢語的聲音結構，分析漢語的聲母和韻母，產生了反切。進而注意到漢字的聲調並應用於詩歌創作。
「永明體」是近體詩的發軔，最初形成於南朝齊永明年間故稱。發現四聲，並將其運用到詩歌創作中而成為一種人為規定的聲韻，便是永明體產生的過程，關鍵是聲律論的提出。《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其「新變」的意義就是揭示四聲協調的規則。反映了詩歌從比較自由的自然聲韻發展到講究格律的趨勢，開啟詩文格律化的道路，為後來律詩的成熟及唐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永明體產生過程中，沈約的作用不容忽視。周顒著《四聲切韻》提出平、上、去、入四聲。《南史·沈約傳》載沈約撰《四聲譜》，他將四聲的區辨同傳統的詩賦音韻知識相結合，規定了一套五言詩應避免的聲律上的毛病，即「八病」。同時，沈約的詩歌成就也較為突出。鍾嶸《詩品》以「長於清怨」來概括其風格，如最為後人所稱道的《別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全詩語言淺顯平易，但情感表達得真摯、深沉而又委婉，在藝術技巧上具有獨創性。
此外，永明體的代表詩人是謝朓，是齊梁時期最為傑出的詩人。詩風清新秀麗，圓美流轉，善於發端，時有佳句；又平仄協調，對偶工整，開啟唐代律絕之先河。他的《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寫登山臨江所見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遙望京師而引起的故鄉之思。全詩十四句，前兩句交代離京的原因和路程，領起望鄉之意；中六句寫景，描繪登山所望見的景色；後六句寫情，抒發人生感慨。全詩結構完整對稱，其中「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更是千古傳誦的名句。另一位積极參与創製的詩人是王融。他的詩音韻和諧，「詞美英凈」，頗有風韻。如他的代表作《江皋曲》：「林斷山更續，洲盡江復開。雲峰帝鄉起，水源桐柏來。」
在南朝作家中，范雲、江淹、何遜、吳均、陰鏗等人都深受永明體的影響，其中詩歌成就較為突出的是梁朝的何遜和陳朝的陰鏗。何遜的詩歌重視審音鍊字、工偶精對，取得較高成就。其中不少詩篇，已具唐律規模，如他的《慈姥磯》：「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和《相送》：「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
陰鏗的詩善於鍊字造句，對仗工整，講究聲律，可以視為唐代五律的濫觴。如《五洲夜發》：「夜江霧裡闊，新月迥中明。溜船惟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和《晚出新亭》：「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最終的定型則是由唐代沈佺期和宋之問完成。元稹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故沈、宋之稱，也就成為律詩定型的標誌。他們的詩歌創作多限於應制酬唱和詠物贈別，難免有內容貧乏之弊。但他們有較為充裕的時間琢磨詩藝，在詩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聲病，約句准篇，有一套律詩的聲律技巧。具體做法是除了一聯之中輕重悉異之外，還要求上一聯的對句與下一聯的出句平仄相粘，並把這種粘對規律貫穿全篇，從而使一首詩的聯與聯之間平仄相關，通篇聲律和諧。
以遵守粘對規則為聲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體詩的演變過程中具有關鍵性意義。它不僅完成了由永明體的四聲律到唐詩平仄律的過渡，有易於識記和掌握運用之便；而且具有推導和連類而及的作用，是一種可以推而廣之的聲律法則。如在五言近體的範圍內，既可由五言律推導出五言排律和五言絕句的體式，更為重要的是又可以在五言律的基礎上，推導出一個近體七言詩的聲律格式，如七律、七絕等。所以，在五言律趨於定型後，杜審言、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等人即成功地把這種律詩的粘對法則應用於七言體詩歌，於中宗景龍年間完成了七言律詩體式的定型。
各種律詩體式的定型，為詩歌藝術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儘管沈、宋等人在任職館閣期間所寫的應制五律和七律鮮有可觀者，但磨鍊出了一套律詩的聲律技巧，一旦他們因政治變故而遭貶，有了不吐不快的真情實感之後，就容易寫出情韻俱佳的優秀作品。如宋之問的五律《渡漢江》：「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具有聲情並茂、意在言外的藝術感染力，與後來的盛唐詩人的作品已相去不遠了。而沈佺期的《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是早期七言律的成熟之作，被後人稱為初唐七律的樣板。
經過杜審言、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等人的不懈努力，近體詩的各種聲律體式於唐武后至中宗景龍年間最終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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