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軍：新時代中國文論海外傳播的前奏

曾軍教授在《關於中西文論「對話主義」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指出，「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研究從「中國問題的西方化焦慮」這一問題入手，進而展開西方文論與中國問題之間複雜關係的討論。為此，需要全面升級中西文論的「對話主義」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應」模式，採取「需要—選擇」模式；超越單向的「影響—接受」模式，採取雙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較—對立」模式，採取「對話—共識」模式。基於對「視域錯位」現象以及「不對等對話關係」的認識，通過「讓被看者發聲」（「作為被看者的『開口說話』」）的方式，以「中國問題」為中西方文論共同討論的平台，建立中西文論的對話機制。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16ZDA194）自2016年底立項以來，在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下，首席專家和子課題負責人帶領團隊成員通力合作，攻關克難，取得一系列可觀的研究成果，推動了課題的進展，並在學界引起一定反響。

本課題分為四個子課題，每個子課題分為課題研究組和文獻翻譯組兩個團隊。合計課題組成員達42人，此外還有參與課題輔助工作的研究生十餘人。課題正式開題之後，課題組即根據課題思路結合各自的研究專長分配了各自承擔的研究和翻譯任務。在學術研究方面，截至2018年3月，課題組成員先後在SSCI刊物Babel、國內權威期刊《文學評論》以及核心刊物《南京社會科學》《學術界》《人文雜誌》《文化研究》《中國圖書評論》《上海文化》等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35篇，其中1篇英文論文發表在SSCI刊物上，21篇發表在CSSCI刊物上。國際學術期刊中文季刊《批評理論》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分別開設「西方文論中國問題」專欄。在文獻翻譯方面，課題組已完成相關文獻的譯介十餘篇，與北京大學出版社簽訂了當代西方學術前沿學術叢書的合作意向，並著手啟動譯叢版權購買、翻譯出版的工作，其中康拉德的《東方與西方》已正式開始翻譯。作為本課題的階段性成果，董樹寶翻譯的瑞恰德·沃林的《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在學術界產生強烈的反響。現就已正式發表的部分階段性成果的觀點做一概述，以求教於方家。

中西文論對話的方法論反思

上海大學曾軍教授在《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發表《關於中西文論「對話主義」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指出「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研究從「中國問題的西方化焦慮」這一問題入手，進而展開西方文論與中國問題之間複雜關係的討論。為此，需要全面升級中西文論的「對話主義」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應」模式，採取「需要—選擇」模式；超越單向的「影響—接受」模式，採取雙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較—對立」模式，採取「對話—共識」模式。基於對「視域錯位」現象以及「不對等對話關係」的認識，通過「讓被看者發聲」（「作為被看者的『開口說話』」）的方式，以「中國問題」為中西方文論共同討論的平台，建立中西文論的對話機制。

在中西學術思想互為他者、相互交融的過程中，我們該如何展開「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喬國強教授在《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撰文《試論西方文論中「中國問題」的研究方法》，通過辨析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指出這個命名本身具有雙重含義，提出一種「折中」或「兼顧」的研究方案。作者還提出了研究過程中的「平視」心態、跨學科視野和分類研究的策略等。由此可見，圍繞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的研究，一種超越平行比較、影響研究、形象學以及比較詩學的新研究範式正在形成。復旦大學汪洪章教授在《形而上學的衰落與20世紀西方文論話語形式》（《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中，通過大量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指出，19世紀以來東方的道佛思想之影響，助推了西方文論形而上學的消解。由此可見，「西方文論與中國問題」研究正在敞開全新的思想空間。面對西方文論對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深刻影響，當代中國文論話語建構出現了「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刺激—反應」的邏輯下，沿襲了「西學東漸」的模式，在學界痛心於中國文論「失語」的同時，主張強化中國本土意識、抵抗西方理論影響。但是不同於「刺激—反應」模式，從交往對話的立場來看，上海大學苗田副教授在《中西文論對話的主體性建基》（《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主體性建基並不僅僅在於用「中國話語」言說「中國問題」的自我循環，而在於中國文論學者的個體生命感知、社會實踐積累與文化傳統浸潤，因此，中西文論對話的主體性建基，根子還是要落腳到當代中國學人的主體意識之上。同樣，在「西學東漸」的同時，「東學西漸」也是一個持續了數百年的文化現實，中國文論思想對西方文論的影響同樣不可低估。

中西文論對話也離不開對相關學術資源的反思。華東師範大學姜宇輝教授在《「生成—中國」：一個地理哲學的視角》（《人文雜誌》2018年第2期）中針對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於連指出的面對全球化的「劃一」趨勢，至少存在著兩種對抗之策，即回歸西方理性主義傳統的「普世」理想和基於「共同」的經驗維度探尋個體之間的相互歸屬，進一步辨析這兩條路線的優勢及缺憾，並在此基礎上試圖進一步結合地理哲學的視角探尋中國與西方之間得以相互比較的內在性平面。上海大學吳攸副教授在《「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對話——以弗朗索瓦·於連的漢學研究為例》（《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2期）也認為弗朗索瓦·於連對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較為中國帶來諸多啟發：應將中國文化和中國問題置於全球化、語境化的世界文明譜系中去審視，既紮根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要義，又貫通人類共同成果的精髓，透過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問題的「異質性」體察與思考去發掘中國的「未思」，從而推動中國文論話語在新時代的重新定位。她還在其《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孕育力」——基於弗朗索瓦·於連的中歐對話視角》（《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中認為，全球化時代，文化多樣性受到同質性力量的衝擊，「強勢」文化攜其經濟優勢加強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滲透，導致全球思想走向「貧瘠化」，「文化萎縮」的風險日盛，文化「孕育力」的培育因而成為重要議題。根據弗朗索瓦·於連提出「文化間距」的概念，主張跨文化交流不囿於基於「差異」進行比較，而應開放「間距」探索「之間」的文化資源，從而對抗雷同、劃一浪潮之下的思想、文化貧瘠化趨勢。上海大學曹謙副教授在《俄蘇美學及文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譯介與研究》（《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期）一文中則通過系統梳理俄蘇美學和文論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譯介與研究，展示了20世紀80年代各時間段我國譯介研究俄蘇美學和文論在內容上的不同特徵，證明了80年代尤其在80年代早期，是繼50年代之後新中國譯介與研究俄蘇美學與文論的第二個高潮期，它客觀上構成了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大規模譯介西方美學和文論的前奏，在新時期外國理論譯介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後的意義。

西方左翼思潮對中國問題的關注與誤讀

西方左翼思潮對中國問題的關注是20世紀比較重要的現象，但其中也不乏浪漫的想像與片面的誤讀。因此，這方面特別需要仔細加以甄別。上海大學曾軍教授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澤東美學》（《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一文中認為，毛澤東對20世紀中後期以來的西方左翼思潮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西方左翼學者在受到毛澤東思想影響的同時對其也存在諸多誤讀和浪漫想像。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西方同行」，西方左翼思想家展開了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以及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藝等的吸收借鑒和創造性誤讀，形成了可以被命名為「毛澤東美學」的知識圖景。布萊希特、馬爾庫塞、薩特和波伏娃、阿爾都塞、詹明信、德里克以及當代激進左翼思潮中的巴迪歐、齊澤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啟發和影響。針對西方「毛澤東美學」與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平行比較、影響研究以及對中國的折返影響研究，有助於恢復西方「毛澤東美學」對「毛澤東文藝思想」遮蔽的地方，從而突顯被遮蔽的毛澤東文藝思想中「極為獨特的聲音」。

河南大學王銀輝副教授在《盧卡奇與他的中國印象》（《雲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一文中發現，盧卡奇的中國印象，零星輻射中國的政治、革命、戲劇、舞蹈藝術、天文學等諸多方面。出於解決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的需要，盧卡奇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往往局限於其革命理想產生的驅動力，其印象中的中國文化，更多的歸屬甚至等同於對東方的整體想像。其對與中國相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認識中，則明顯存在歐洲優於亞洲、西方優於東方的認知傾向。東華大學馬欣講師在《本雅明「手工複製時代」的謄寫美學》（《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中認為，本雅明「手工複製時代」的謄寫美學，可視為其「機械複製」美學思想的重要補充。將他在《單向街》中關於謄寫的美學闡釋放在「手工複製時代」的框架下進行考察，圍繞文字的複製與藝術作品的複製之間的差異，及文字的手工複製與文字的機械複製的分歧問題，勾連本雅明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評安雅·門德爾松與格奧爾格·門德爾松〈筆跡中的人〉》，分別從謄寫與閱讀、謄寫與講故事、謄寫與印刷三個角度進行細讀與分析，揭示出謄寫作為「文學文化」重要保證的筆跡學內涵，以及謄寫美學在數字複製時代的啟示意義。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歐美左翼思想接受中國影響比較集中的一段時間。上海大學金閃閃講師在《〈原樣〉雜誌介紹中國內容的文章》（《批評理論》2017年第3期）中簡述了六七十年代法國左翼文學雜誌《原樣》持續關注中國問題的原因，概述了雜誌介紹中國相關文章的主要內容：古代中國的科學文明、古典詩歌、語言文字的特點等。雜誌核心人物索萊爾斯等左翼知識分子積極推介中國革命領導人毛澤東和文學革命先鋒魯迅的文章和思想。深圳大學楊光博士後在《雷蒙·威廉斯論「立場」與「黨性」：兼論作為資源的毛澤東思想》（《批評理論》2017年第3期）中認為，雷蒙·威廉斯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中，利用了毛澤東的思想資源以反思「立場」與「黨性」兩個概念，藉此展開了他對於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批判，從而切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重要問題。在雷蒙·威廉斯看來，毛澤東的相關論述首先有助於使得作為主體的創作者打破自身的經驗局限，從而進一步將其在創作中實現。通過從「文」到「人」的理論重心變化，使文學成為一種實踐。

20世紀80年代以後，歐美左翼思想出現分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上海大學李縉英博士在《格林布拉特與詹明信之辯：當代中國政治與詩學的關係》（《學術界》2017年第5期）中，分析了美國「新歷史主義」的命名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近年來逐漸由學術邊緣進入主流並對眾多領域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借用「新歷史主義」注重語境和闡釋模式的研究方法，我們會發現觀點的迥異最終都可追溯到理論派別、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華東師範大學晨暉學者吳娛玉在《西方左翼怎樣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以德里克對〈矛盾論〉的解讀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中以德里克對《矛盾論》的闡釋為線索，探究被西方話語建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呈現出怎樣的面向：中國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完全是指向實踐的，這完全可以從《矛盾論》的問題意識、版本對照和文本佐證三個角度看出。而德里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傾向理論維度，如此，德里克從《矛盾論》中生髮出了「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反歷史目的論、反霸權等理論意義。可以看出，德里克在全球化、現代性視野下對《矛盾論》的重新解讀取消了其政治實踐訴求，轉而變成一種後殖民的文化抵抗策略。大連理工學院韓振江教授在《蝴蝶：齊澤克的古代中國鏡像》（《人文雜誌》2018年第2期）中透過對齊澤克「蝴蝶意象」的分析，看到了齊澤克是如何通過蝴蝶這一幻象架構來想像古代中國，以及西方學者如何通過鏡像他者關係來理解現代中國。理清齊澤克如何想像中國，也就為當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反思視角。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東學西漸

如果說歐美左翼思想更多關心的是20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的話，那麼，其他文論思潮則更多聚焦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啟示。上海大學曾軍教授在《德里達思考漢字的方法》（《東北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中認為，德里達在他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重要時期撰寫的著作中，大量涉及對中國漢字問題的思考。對語音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文字等級論」的批判，是德里達開展自己並不懂的漢字研究的動因。德里達的策略是，通過西方漢學來思考作為哲學問題的漢字。通過解構「漢語偏見」，強調漢字屬性的多重性，將「表意性」「表音性」置換為「表意價值」和「表音價值」，進而完成對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構。此外，德里達還思考了「漢語圖形形式的用途」問題，開闢了新的理論空間。四川大學喻宛婷副研究員在《阿恩海姆的「太極圖」：格式塔藝術心理學中的中國圖形》（《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2期）中發現，魯道夫·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藝術心理學研究了以太極圖為代表的眾多中國圖形，來闡釋視知覺的形式動力和「異質同構」現象，並尋找中西藝術理論和美學思想的互通之處。他利用中國思想，尤其是道家學說，試圖彌補西方思維的不足和短板。在其反思二元對立模式，彌補感知和思維、藝術和科學之裂縫的理論實踐過程中，道家學說提供了靈感和思路。阿恩海姆既通過西方心理學視角觀照中國藝術，也以中國為鏡反觀西方文化，彌補西方經驗的不足，以建立具有普適性的科學美學理論，其「中國問題」路徑對中國當下美學和藝術研究具有啟示意義。北方工業大學董樹寶副教授在《迂迴與進入：德勒茲與加塔利論中國思想的內在生成》（《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中主要研究了法國當代哲學家吉爾·德勒茲與菲利克斯·加塔利論中國思想的內在生成問題。他從「草」之於中國、「線」之於中國詩書畫、「形象」之於中國思想的角度來闡釋塊莖論、生成論與內在性哲學，呈現了它們經由中國而進入西方哲學的他者視角。與此同時，以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於連為思想中介，德勒茲與加塔利正是在內在性的平面上與現代新儒家的內在超越論交匯到一起，展現了中國思想與西方哲學之間的交錯運行，呈現了中西相互生髮、融會貫通的思想運動。陝西師範大學張穎講師在《探尋「另一種邏輯」：論克里斯蒂娃切入中國經驗的路徑》（《學術界》2017年第5期）中分析了克里斯蒂娃的中國書寫，輻射漢語語音和漢字書寫、性別差異、中國思想家張東蓀的理論譯介等多領域。「另一種邏輯」（autre logique）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建構中，表現為相互依存的要素間聯結、滲透所呈現出的關聯論，而這種新的邏輯樣式成為她切入中國經驗的基本路徑。復旦大學周海天博士在《論弗朗索瓦·於連以「他者」視域對「分裂」整合的無效性》（《人文雜誌》2018年第2期）中討論了於連對「聖人無意」與「聖人之意」間矛盾的忽視，對「齊物」中差異的磨平，以及對語言作為「中介」的厭惡，皆表明他是以犧牲差異為代價而換取同一。同時，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同一或整體建立在承認差異和變化的基礎上，為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亦在於連的解讀中被簡化為直接性。她還在《符號系統等級論與顛倒的「言象意」等級之內在理路辨析》（《雲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中闡明了語言的「主體性」是本維尼斯特構建「詮釋系統」和「被詮釋系統」二元等級論的哲學背景，而這一思想形態是以笛卡爾之「我思固我在」論斷為源頭的——本維尼斯特只是把「人類理性」的「主體性」轉移到「語言」上。

俄羅斯是20世紀東學西漸的重要一站。北京大學張冰教授在《「語言學詩學」視野中的俄羅斯漢學民間文化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2期）中通過闡釋俄羅斯形式主義的語言學詩學、維謝洛夫斯基歷史詩學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詩學和巴赫金超語言學的語言學詩學等理論思想，與俄羅斯漢學的中國民俗、年畫、俗文學等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諸問題，探討俄羅斯漢學的民間文化研究中，以「語言學詩學」視野展示出中國民間文化「異質」語境中的獨特圖景。天津師範大學李逸津教授在《20世紀俄蘇〈文心雕龍〉研究述略》（《中國俄語教學》2017年第4期）中認為，俄羅斯的《文心雕龍》研究大約始於1918年前後，現代俄羅斯漢學奠基人B.M.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翻譯的《原道篇》，是《文心雕龍》最早的俄文譯本。K.И.戈雷金娜於1995年出版的專著《太極：1—13世紀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世界模式》，用宇宙本體論解讀《文心雕龍》，體現了學術新潮在俄羅斯「龍學」研究中的興起。江漢大學庄桂成教授在《俄國文論里的中國畫論關鍵詞——以查瓦茨卡婭的〈中國古代繪畫美學問題〉為中心》（《學術界》2017年第5期）中認為，俄國學者查瓦茨卡婭的《中國古代繪畫美學問題》從歷史、問題等方面闡述了中國古代繪畫美學的分期和相關理論問題，尤其對中國古代繪畫美學的關鍵詞給予了特別關注。查瓦茨卡婭對中國古代繪畫美學問題關鍵詞的闡釋，分別採用以西釋中、以中釋中和中西互釋的視角。她對中國古代美學問題的闡釋超越了「異國情調」和「東方主義」，體現為一種「多元共生」，這是西方文論闡釋中國問題的一種理想狀態。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上海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16ZDA194）階段性研究成果）

原標題：曾軍：新時代中國文論海外傳播的前奏——基於對「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考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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