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關注】潘漢年-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

原標題：【今日關注】潘漢年-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

41年前的今天，1977年4月14日，左翼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潘漢年因多囊肝並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醫治無效，終於含冤病逝，終年71歲。他在臨終前沒留下任何遺言。

潘漢年

潘漢年，中國共產黨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左翼文化運動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潘漢年同志的一生，是有大功於黨的統一戰線事業的。他對黨忠誠、原則堅定，才華橫溢、機智果敢，所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範圍最廣泛，包括文化、軍事、政治、經濟方方面面，並始終戰鬥在第一線，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各項艱巨任務。

潘漢年De大事記

·1906年1月12日 左翼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潘漢年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

1906年1月12日，左翼文化運動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潘漢年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

·1977年4月14日 左翼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潘漢年含冤病逝

1977年4月14日，左翼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潘漢年因多囊肝並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醫治無效，終於含冤病逝，終年71歲。他在臨終前沒留下任何遺言。

·1983年4月15日 無產階級革命家潘漢年夫婦的骨灰移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1983年4月15日，無產階級革命家潘漢年夫婦的骨灰從湖南長沙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潘漢年De故事

羅青長：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

羅青長生前曾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情報工作者之一，長期追隨周恩來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長期分管對台工作。他是周恩來彌留之際召見的最後一位中央部門負責人，也是周恩來葬禮工作的主要負責者之一。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很多人提出潘漢年的問題應該重新審查。羅青長也到處奔走，為潘漢年的平反進行呼籲。這時，陳雲同志登高一呼，「潘漢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羅青長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經過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漢年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羅青長發表了《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以親歷者的身份，客觀回顧了案件始末。

本文摘自《上海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

羅青長

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

羅青長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情報戰線曾作過傑出貢獻的優秀戰士、領導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輩。

潘漢年冤案的發生，是我黨的歷史悲劇。對此應當歷史地分析。同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

建國初期，黨內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這件事對毛主席震動很大。過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崗的。毛主席對陝北黨組織評價很高，說陝北是我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由於陝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與謝子長早已犧牲，高崗貪天功為己有，居功自傲，個人野心膨脹，建國後背著中央、背著毛主席想依靠蘇聯在東北搞獨立王國。毛主席對此非常惱火。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高、饒分裂黨的罪惡活動，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但高崗拒絕黨的教育，於1954年8月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開除了高、饒的黨籍。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過高、饒影響，或是和高、饒有過某些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說，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如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裡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當時黨內政治氣氛很緊張。

在這個背景下，潘漢年向華東組組長陳毅談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經過，並且將寫好的材料托陳毅轉交中央。陳毅感到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就直接將材料轉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筆一揮，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另一方面，當時在審查饒漱石時，發現上海市公安局在開展對敵鬥爭中存在一些問題，不僅同饒漱石直接有關，而且同潘漢年有牽連。而此時，我們國家內部肅反工作剛剛開始，由於潘漢年過去長期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經歷複雜，又是黨的高級幹部。這兩件事就成了被懷疑為「內奸」的起因。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潘漢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機關審理。

這並不是哪個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況，懷疑與江青、康生等人有關，其實並不是那樣。當時江青根本沒那個地位。至於康生，他當時並不在中央，是山東分局書記，1957年才調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後的事。所以發生潘案的直接原因還是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

其實，過去毛主席是很讚賞潘漢年的，30年代潘漢年同福建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以及同南京國民黨的談判，毛主席都是參與領導或直接領導的。延安時期潘漢年發回的電報，毛主席都看過。潘漢年做的幾項重要工作，如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等情報，策反敵偽工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稱讚上海的情報工作。「七大」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上海的地下工作，對劉曉、潘漢年都稱讚過。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當時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造成了這個冤案。

潘案發生後，反映很多，說情報部門出了個內奸、反革命，對情報部門的同志壓力很大。當時情報部、公安部和監察部正分別在北京召開全國會議。有一次，三個會議在公安部大禮堂聯合召開大會，周總理到會講話。他首先談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眾。他說，你們三個部門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同敵人、同壞人作鬥爭。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黨內絕大多數黨員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無論公安也好，情報。監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絕大多數好人同極少數壞人作鬥爭，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他又談到潘漢年案件，周總理要大家不要緊張，說，潘漢年的事情，你們緊張什麼?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麼?當時周總理也只能講到這個程度，主要是要穩定大家的情緒。

當時我兼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我報告潘漢年從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都在，許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總理要我告訴李克農，組織一個小組，查一下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來往文電的有關檔案，搞一個審查報告。這個小組的成員有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我任組長。我們三個人檢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漢年怎麼報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個月。

潘漢年和董慧

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面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這幾個疑點問題，後來都完全弄清楚了。當時提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陪襯，因為既然是審查，當然不能不提疑點。

接著，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

(三)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他在1941年6月13日報告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延安於6月20日收到。(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是當時延安，毛主席、黨中央都是極為關注的問題，是起了決策作用的戰略情報，得到了中央的好評。

(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關於上海武裝起義的事。日本投降後，中央曾一度決定要搞武裝暴動，解放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反映可以干。毛主席開始也同意這個決定。但兩天後，心裡感到不踏實，就召集會議，提出重新考慮。他說，上海工作不錯，裡應外合，可以佔領上海。但佔領以後怎麼辦?根據當時情況，上海周圍只有部分地方武裝，新四軍主力來不了。即使佔領了上海，以後還得退出。大革命時期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佔領了上海，但蔣介石一來又失敗了。毛主席說服大家立即發電報給上海，停止武裝起義。這個決定，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潘漢年當時是上海行動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件事前前後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而國民黨一點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們上海的黨組織還不是被一網打盡?潘漢年經管好幾部秘密電台，知道許多機密，但都未出事，怎麼能說他是內奸呢?至於說上海「二六」轟炸是他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台提供的情報，陳雲同志說，那是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了，國民黨在上海統治那麼多年，連楊樹浦發電廠在哪兒還不清楚，還用你給他指目標啊!

(五)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結論是潘漢年雖然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反映的事實，請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潘漢年問題。

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志建議重新複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重要依據。中紀委領導同志說，李克農當時寫出這樣的報告是冒風險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漢年得以平反，陳雲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中紀委對潘案進行了全面的複查。當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親自調閱了有關材料。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

當時黨內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別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出來，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偽關係開展工作，都向中央請示或彙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向中央講清楚，有過錯。經過認真、細緻的複查，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文件，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鄧小平說過，黨的歷史上犯過右的錯誤，也犯過「左」的錯誤，但「左」的錯誤對黨的危害更大。後一代人可能不大體會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意義。其實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潘漢年冤案就是一例。我們都是有親身體會的。

1995年3月 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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