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小勤讀不輟，現在肩負全球金融界最難、最重要的工作

金立群也許（還）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不過他肩負的可是全球金融界最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現年68歲的金立群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首任行長兼董事長。2016年1月開業的亞投行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多邊開發銀行，體現了中國想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雄心壯志。

亞投行首個對華項目落戶北京

因為中國政府是該行的最大股東，所以美國、日本及其他地區的決策者懷疑中國是不是試圖取代該領域長期以來的重量級機構——世界銀行（以下簡稱：世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並追求自己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

對此，金立群則堅稱亞投行是獨立的。和許多人一樣，青年時期的金立群在文革期間也曾被下放中國農村。他當年以英語文學專業背景加入了中國財政部，在持久且出色的工作中曾官至副部長。他還曾就職於世行和亞行。

以下是《彭博市場》(Bloomberg Markets)雜誌對金立群的專訪：

《彭博市場》：當你穿梭全球金融會議與各方對話時，對亞投行的什麼誤解讓你抓狂？

金立群：有人問「我們要亞投行幹什麼？」有時候問題甚至會更直接：「中國想要幹什麼？過去七十年，這個地區一直受到世行和亞行很好的服務。中國為什麼想要成立一個新機構？這不是資源浪費么？把錢投到現有機構里不是更具成本效益么？中國有沒有私心？中國是不是期望亞投行將幫助它實現地緣政治目標？」

我必須應付所有這些問題。對我而言難就難在，我本來就是一名中國人。我認為我不可能告訴全世界我真的很中立。我沒法這麼說。

2016年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理事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

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代表中國的想法，而未善盡本分，察納理應參與這項工作的所有人的想法、意見、關切和看法，那我不認為能夠行得通。

《彭博市場》：中國的發展道路對您有關亞投行運營和目標的思路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金立群：我想說，基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經歷，再加上我的個人經歷，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出現一家新的、專註於基礎設施開發的跨國開發銀行。

首先，中國自己就受益於世行和來自許多政府的雙邊支持。我們開始了解多邊主義的重要性。

其次，正如我所說的，基礎設施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最後，我們想成立一家擁有現代的技術技能、管理技能和出色治理的銀行。

《彭博市場》：不帶政治偏見、作出最佳貸款決策，一直都是多邊開發銀行面臨的一項挑戰。亞投行如何避免落入陷阱？

金立群：能夠經年累月的成功靠的是一套決策過程，它必須民主、理性，不因外部因素而衝動、情緒化。如果異見遭到排斥或者打壓、不允許坦誠地交流想法，或者無視工作人員的建議，那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決策過程。

亞投行作出及下達任何決策，都需要經過執行委員會開會後詳盡探討、達成共識。員工可以暢所欲言、對主管提出質疑。從基層到最高層，這套做法一體適用。

我非常重視民主決策。我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商業帝國的興衰。每個帝國都是由一位高瞻遠矚的人建立起來的，無一例外。但是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就算是拓荒先驅和開路先鋒可能也無法做到始終面面俱到。

當帝國的建造者不肯察納雅言，大禍就會臨頭。只有在帝國最終垮在自己手裡時，帝國建造者們才會幡然醒悟。

大家都說，人們從來都不會吸取歷史教訓。但我是一個喜歡讀史並吸取歷史教訓的人。

《彭博市場》：您一直在非常小心地把亞投行和中國龐大的國際基礎設施項目——「一帶一路」倡議——隔出一點距離來。為什麼？

金立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是某種平台，邀請所有參與國家來合作。習主席針對該計劃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我們談的是60到70個國家。該計劃的大目標是改善亞洲的區域連通性，甚至最終改善全球連通性，從而惠及已經掉隊的人們。

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這裡存在一個重大誤解，不要以為該計劃是為了造福中國公司和勞動力。其中一些項目實際上可能根本沒有中方參與。中國想的是促進國際合作。

《彭博市場》：亞投行如何融入這一切？

金立群：「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無疑都是中國政府的提議。但是兩者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一個是中國牽頭的、意在讓所有國家合作的廣泛計劃。另一個則是這個按自身標準或做法來運營的多邊開發機構。

如果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願意（在亞投行）與我們合作，我們將樂意考慮。但我們需要看看這些項目的財務可持續性。我們需要考慮環境保護和當地民眾的感受。我們有自己的處理標準。

《彭博市場》：亞投行從何處融入到中國金融市場的更大變革里去？

金立群：我樂見中國市場正在進一步對外開放，而且我認為中國將繼續變得更加開放，因為我們擁有了更多的金融人才和專業技能。我們（國家）的領導層希望開放中國金融市場，但希望在不造成混亂的情況下開放。我們已從美國和歐洲國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歷中吸取了教訓。

金立群在2018年1月15日至1月16日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上演講

《彭博市場》：您的成長環境是什麼樣的？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戰前日子過得比較好。我曾祖父是一名在地方私塾教書的學者。中日戰爭爆發後，幾乎一切都蕩然無存，家裡的財務狀況迅速惡化，日子不再一樣了。但熱愛學習的傳統留了下來。我父母愛好閱讀，我們也有樣學樣。

孩提時代，我在閣樓偶然發現一些英文書籍。我依稀記得，那些是硬皮書，其中一本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還有一些期刊，例如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我對英語語言和文學的興趣由此萌芽，在小學五年級接觸到英語課時，我愈發喜歡英語。很難相信上世紀50年代的小學開設了英語課，但這是千真萬確的。

《彭博市場》：那麼您這位英語文學愛好者最後怎麼進了銀行業呢？

金立群：1978年，我通過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被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錄取為研究生，得以師從母校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繼續全職進行我的英美文學研習。

在曾孜孜以求的學術生涯才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被推進了財政部。

1980年，我不知道世行行長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北京與鄧小平會了面。中國政府接手了台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行的代表權，勢必要派駐高級政府官員到世行執行董事會辦公室，財政部是負責此事的主力機構。為此迫切需要年輕員工。

我的導師許國璋教授對我說：「我可以肯定，中國有200位左右的英語文學教授就夠了，但是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專家眼下就會嚴重短缺，尤其是那些在國內、懂英語的專家。你有充分的理由轉行經濟。」見我不知所措，他向我保證，如果在轉行之後發現自己難以適應，隨時歡迎我回去。

《彭博市場》：話題回到您目前的工作，您能說說亞投行的貸款組合和項目嗎？

金立群：首先，根據協議，我們覆蓋基礎設施和私營部門項目。所以現在，我們的貸款組合主要集中在電力、能源和運輸方面。

印度是現階段的最大借款人。這個國家有很強大的能力和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電力嚴重短缺。在緬甸——我們參與了當地燃氣發電廠的發展——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接上電。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開展聯合融資幫助印度升級電網系統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領域，運輸也是。我想強調我們支持比如孟買或班加羅爾地鐵這樣的公共交通系統的工作。這非常重要。你不會想鼓勵人人開車去擁擠的市中心工作。你會鼓勵他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這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另一個方法。

《彭博市場》：您有沒有把目光投向亞洲以外？

金立群：我們已經完成了首個非亞洲國家的項目，該項目位於埃及（亞投行為當地一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至多2.1億美元，該項目涉及11座太陽能發電站）。阿曼有個改變過度依賴化石燃料現狀的想法。他們想要開發一個港口和各種替代能源。我們幫助了阿曼開發寬頻，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使用現代電信服務。我認為協助海灣地區的中等收入國家為低碳型全球經濟做好準備是很重要的。

未來——如果我們在今後幾十年里取得成功——天然氣可能會成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為化工產品的原料而不是用來燒。這種轉變可能是非常突然的。

我在達沃斯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新財政大臣會過面，他非常有興趣與我們合作。我認為在海灣國家，鐵路開發很重要。它可以降低運輸成本。

《彭博市場》：您希望在亞投行取得什麼樣的成就？

金立群：董事會在項目業績方面的責任有限，但對管理層的決策和監督負有很大責任。沒有董事會提供的「核保護傘」，管理層就會真正得承擔自己的判斷和決定的後果。

改革是痛苦的，不管是對改革派還是對保守派而言都是如此。改革不是請客吃飯。改革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它意味著打破或者拋棄那些與當今世界已經脫節的傳統。

要說服世界相信這是一個依照最高標準運營的一流機構，還需時日。我曾在多個場合重申，我們不應該期望憑空得到外界的信任。整個世界將通過我們的表現、而非話語來評判我們。因此，我不介意「陪審團」還未得出結論。只要他們認為適當，可以盡情在外觀察討論。但我相信我們已然在建立信譽了。亞投行現在是一個公認的從一開始就很有操守的多邊開發銀行。

艱巨的挑戰在於保持（這種風格）。我把發展以道德為基礎的企業文化列為首要優先事項。堅持專業和道德操守的基本原則將確保本行能夠產出有意義且可度量的結果和成績。

撰文：彭博社 編輯：戚凌華、齊宇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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