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包公告狀，不用下跪

閑時看過一些宋代背景的古裝電視劇，如《包青天》、《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劇中都有司法審訊場景的再現。我發現，所有的導演都是這麼表現宋代審案的情景：訴訟兩造被帶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後整個受審的過程都一直跪著。

不能說這是今日導演的憑空想像，因為元代以來的「包公案」雜劇、評書、小說，都是這麼講述包拯審案的，比如，在元雜劇《包待制智勘後庭花》中，被告王慶等人被帶到開封府訊問，眾人跪下，王慶不跪，包公喝道：「王慶，兀那廝你怎麼不跪？」王慶說：「我無罪過。」包公說：「你無罪過，來俺這開封府里做甚麼？」王慶說：「我跪下便了也。」遂下跪。

明小說《龍圖公案》中，包拯差趙虎前往蘇州捉拿犯人崔君瑞，不數日，崔君瑞解押到堂，跪在廳下，包拯問：「下面跪的是誰？」左右云：「崔君瑞也。」包拯喝令趙虎把崔君瑞捆打四十，用長枷枷起。清代評書《三俠五義》中，包公審案，叫傳證人白雄，白雄到堂，也是在包公面前跪下。

顯然，生活在元明清時期的底層文人在想像宋代司法庭審程序時，只能以他們耳聞目睹的經驗為藍本。也就是說，元明清時期的人到衙門告狀，或者作為被告人、證人被傳喚到案，都是要下跪的。但是，宋人打官司，比如到開封案提起訴訟，是不是也要跪著聽審？

我考據過這個問題——用的是笨法子：檢索宋人自己的記載。宋朝文獻浩如煙海，其中有兩類史料肯定會記錄宋人理訟問案的過程，第一類是《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龜鑒》、《洗冤錄》等司法文獻，第二類是《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官箴書。檢遍這些史料，均找不到任何要求民刑事案件的原告、被告、證人下跪的記載，只有個別例子顯示，有一些告狀人在喊冤時，會「拜伏哀告」；有的犯人在認罪時，也會「叩首服罪」。

不過，上述文獻雖然找不到「跪審」的記載，但我們卻不能據此認為宋朝人入衙門打官司不用下跪。我們需要找出明確說明宋人在接受審訊時沒有跪著的記載，論證才有說服力。

真讓我找到了。南宋鄭克的《折獄龜鑒》提到了兩個案例：其一，宋人葛源為吉水縣令，「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葛源聽訟，「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其二，另一位宋人王罕為潭州知州，「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辯而復訴，前後十餘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的一則判詞也稱：「本縣每遇斷決公事，乃有自稱進士，招呼十餘人列狀告罪，若是真有見識士人，豈肯排立公庭，幹當閑事？」

從「立訟者兩廡下」、「召立庭下」、「排立公庭」等語，我們完全可以判斷，當時葛源、王罕等司法官在聽訟時，是讓訴訟人站著，而不是跪著。現在的問題是，「站著受審」到底是個別法官的特別開恩，還是宋代的一般訴訟情景？

宋朝官箴書《州縣提綱》裡面有一份州縣理訟的「標準化」操作程序。根據這一理訟程序，「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可知訴訟人到法庭遞交起訴書時，是用不著下跪的。

《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有一份朱熹訂立的「約束榜」，對訴訟程序作出規範，其中一條說：州縣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做「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眾到衙門告狀無需下跪。

那麼法官開庭審理的時候，訴訟人又用不用跪著聽審呢？按《州縣提綱》的要求，開庭之時，法吏「須先引二競人（訴訟兩造），立於庭下。吏置案於幾，斂手以退，遠立於旁。吾（法官）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顯然，在民事訴訟中，原告與被告均站立於公庭，接受法官的審問與裁決，並不需要跪著。《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有另一份「詞訟約束」，是朱熹再傳弟子黃震任地方官時訂立的，其中規定：法庭對受理的詞訟，於「當日五更聽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也透露了民事訴訟人站著聽審的信息。

那刑事案審訊呢？作為犯罪嫌疑人的被告又用不用跪著受審？宋朝的另一部官箴書《作邑自箴》提供了一條信息：「（法官）逐案承勘罪人，並取狀之類，並立於行廊階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熱雨雪聽於廊上立。」看來在刑事審訊過程中，受審的「罪人」也是立於庭下，而不必跪著。宋人唐庚的《訊囚》詩也可以作為旁證，此詩寫道：「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至庭下，囚口爭喧嘩。參軍氣益振，聲厲語更切。……有囚奮然出，請與參軍辯……」這名囚犯能夠「奮然出」，而且與法官當庭對辯，也不可能是跪著的。

跪著受審的制度應該是入元之後才確立起來的，因為元雜劇出現了跪訟的情節；到了明清時，在清初官箴書《福惠全書》中，「跪」已經被列為訴訟人的「規定動作」：「午時升堂，……開門之後放聽審牌，該班皂隸將『原告跪此』牌安置儀門內，近東角門；『被告跪此』牌安置儀門內，近西角門；『干證跪此』牌安置儀門內，甬道下……」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鄉紳才獲得見官免跪的特權。

很明顯，清代官箴書中的審訟場面，完全不同於宋代官箴書中的審訟場面。編撰「包公戲」的民間文人以及今日的古裝劇導演們，顯然是將元明清時期的司法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首發於《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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