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學智庫聯盟會議平行論壇之「公共外交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8年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學智庫聯盟會議分論壇四在中國人民大學崇德樓西樓815會議室舉行，會議主題為「公共外交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分

論壇四上下半場分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長鍾新主持。

張勇進

布里斯託大學社會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院教授

布里斯託大學社會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張勇進在「一帶一路」——推進公共外交的戰場」主題發言中表示，可從由外向內的視角看待公共外交、「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三大挑戰。「一帶一路」倡議體現出中國在區域以及全球層面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望。自2013年提出以來，「一帶一路」給有關國家帶來了美好期望，也促進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雙邊合作。

然而，除此之外，從另一個外部角度來看，由於「一帶一路」在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存在真實而潛在的影響，因而引起了一些國家的擔憂、誤解，甚至是畏懼。這些不同的聲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某些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評價與中國的觀點不同，對「一帶一路」有一定的誤解和歪曲，認為這一倡議是中國用來重建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秩序、規劃歐亞大陸新戰略的工具，目的是使美國和歐盟邊緣化。二是某些國家存在對「一帶一路」的擔憂，認為「一帶一路」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替代了原先的思維和話語權。亞太地區過去一直由美國主導，亞太安全問題也採用美國式戰略思維，而「一帶一路」的提出，帶來了新的觀念和話語權，從而引起一些國家的警覺及擔憂。三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是中國第一次闡述對未來全球秩序的構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單極世界思維的替代，也是對美國主導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挑戰。目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許多內涵尚未被國際社會所熟悉、接納，而其與現行自由國際秩序下的主導思想也產生了一定的碰撞。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否在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得以推進，尚需一段時間的檢驗。

張勇進教授還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推進公共外交的戰場。中國的公共外交應就此在三個方面有所作為：第一是積極應對關於「一帶一路」的誤解和歪曲，第二是減輕外部世界對「一帶一路」的擔憂，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幫助人類命運共同體及相關理念在現行的自由國際秩序下真正得到傳播、紮根。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義桅闡述了「公共外交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他表示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以國家為單元的公共外交視野，著眼於人類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身份的塑造。中國能夠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因在於中國歷史悠久、文明源遠流長，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無神化國家特質以及和平崛起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策上有著深遠的意義：一是在與發達國家交往方面，能夠超越制度體系的限制，實現和平共處。二是在與鄰國交流方面，能夠尋求共同身份的塑造。最後一點在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於建立一個適用所有人、由所有人提出、為所有人謀利益的體系。

林卡

浙江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學社會保障和風險管理系主任、教授

浙江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學社會保障和風險管理系主任、教授林卡針對「國際發展與全球治理目標體系的形成」的議題指出，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國家間的關係變得緊密，而反全球化的聲音也不斷出現，諸如美國的遊行和英國的脫歐。對此，有必要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有一個新的認識。過去，美國以及歐洲國家主導並推動全球化的進程，而現在，發達國家從全球化中撤退，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正在積極推進全球化。在這一關鍵時刻，正確看待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顯得尤為重要。從實踐的基礎來說，國際發展與國際援助息息相關。冷戰期間，發達國家用國際援助和對外援助作為交換、商談政治、經濟利益的籌碼。冷戰後，國際秩序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國家和原蘇聯的一些東歐國家進行了市場改革，中國也進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全球的市場經濟體系為未來國際社會的一體化奠定了基礎，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同時也使國際援助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一些國際援助和對外援助，出於人道主義的目的，推動了世界和人類的發展。在過去，只有發達國家單方面援助發展中國家。現在，發展中國家也積極地參與國際援助，擁有捐助者和受助者的雙重身份。

國際援助的基礎，即國際秩序，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冷戰中，世界分為對立的兩大陣營，國際社會處於分裂的局勢。冷戰之後，伴隨著福利國家改革，歐洲開始了一體化進程，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在東方，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推進區域一體化，如上合組織的建立以及南亞國家的合作等。科技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合作，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國家間的緊密聯繫，全球治理也因此產生了變化，區域內、區域間的協調合作不斷加強。除此之外，組織基礎也發生了變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發揮著更加活躍的作用，如聯合國在國際援助方面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同時，國際非政府間組織也獲得了大力的發展。這些國際組織積極推動國際發展，塑造發展體系，促進全球治理。在這一背景下，對全球發展議題的討論也從國際發展援助走向全球治理，並形成了以《聯合國千年宣言》和《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基礎的全球發展目標體系，致力於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之後，林卡教授做出總結，隨著國際秩序的變化和全球治理的發展，我們要從新的視角思考社會政策和國際發展，正確回應「反全球化」的呼聲，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李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李晨在「中國海洋策略與國際安全合作」主題發言中認為，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及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推動了中國海洋策略的轉型，也促進了中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合作。西太平洋局勢逐漸緊張，中東、阿富汗等國家和地區由於經濟、社會、政治變動造成動蕩，這些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策略轉型。目前，中國軍事現代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武器發射能力、海外任務執行、軍事訓練質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近幾年，中國海洋策略的轉型主要集中在近海防禦和遠海保護兩個方面。近海防禦側重西太平洋領域的傳統問題，包括中國南海、東海和台灣海峽等問題。關於遠海保護，一些國家擔憂中國是否會進行軍事擴張。事實上，中國的遠海保護保障了中國的遠海利益，更促進了國際安全和國際合作。中國的軍事策略與英美大國的戰略不同，不以對抗和擴張為目的，而是側重為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後盾。同時，中國海軍文化也在進行與時俱進地轉變，中國軍隊對海洋的理解不斷加深，軍事理念不僅側重防禦層面，更關注全球共識的形成，推動軍事資源共享，促進國家間互幫互助。中國海軍在維和、人道主義、救災等國際安全合作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軍隊通過多種形式參與國際安全合作，維護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促進國際和平與發展。

王佳

阿爾伯塔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

阿爾伯塔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王佳以「從行業視角看待中國海外形象及影響力」為題進行了發言，近幾年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有了一定的改觀，許多民眾認為中加應該成為合作夥伴，並且對中國的實力增強抱以積極的態度。當然，在中國石油巨頭中海油以151億美元收購加拿大公司之後，短期內出現了公眾好感度下降的情形。一些加拿大民眾擔憂中國國有企業收購加拿大公司的行為，認為會對本國經濟造成消極的影響。在短短的一年之後，公眾態度又有所回收。從中可以看到，一些標誌性事件會對公眾的態度產生重要的影響。就目前的公眾態度來看，中國在拉丁美洲、中東等地區較受歡迎，而美國在歐洲和亞太地區得到更多的青睞。在非洲，中美兩大國的受歡迎程度持平。在加拿大，根據去年的調查顯示，兩國的受歡迎程度也較為相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等倡議，與國際社會的聯繫更加密切，國際社會也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視。不過，中國在海外形象和影響力的提升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緊密聯繫當地社會，與當地傳媒領域專家進行溝通交流，提升溝通策略，以多種方式塑造中國的良好形象。

胡然

約克大學博士

約克大學博士胡然分享了關於「中國海洋策略與國際安全合作」的思考，他認為，中國在歷史上的幾次身份轉變，從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革命的領導，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和平發展，再到習近平時代的和平復興。中國對身份的認知決定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諸多行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外部世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看法。未來，中國要正確認識自身身份，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傳理學院院長心主任、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傳理學院院長黃煜在「香港：『 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人』」的主題發言中指出，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帶一路」上的「超級聯繫人」，主要原因在於：首先，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由於「一國兩制」而實行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既具有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共性，又具有其鮮明的特色；其次，香港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從而成為中國對外溝通的重要窗口；第三，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收任能力日益增強，如現在許多香港高校中非亞裔學生比例有所增加。

近些年，香港已經在「一帶一路」對外聯繫的許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國方案」的規劃，乃至「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香港都有所參與。

在今後十年的時間內，香港將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作為香港著名高校，香港浸會大學提出了戰略性規劃，繼續貫徹「走出去」的方針，努力為高校學生提供更好的教育體驗，推進世界級項目研究，吸引更多人才。另一方面，浸會大學也將加強國際協作，積极參与「一帶一路」世界大學聯盟和粵港澳高校聯盟。浸會大學將發揮先鋒作用，更加註重數據和媒體的交流傳播，繼續推進AI媒體研究實驗室和VR & AR工作室的構建工作。

斯圖爾特?托森

雪城大學麥克斯維爾學院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榮休教授、教授

雪城大學麥克斯維爾學院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榮休教授斯圖爾特?托森以「論科學學術界在公共外交的參與」為題進行發言，他認為，在公共外交中，一國通過文化交流、信息項目等形式影響國外公眾，以提高本國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力，增進本國國家利益。然而，在公共外交中發揮作用的不僅有政府，還有非政府領域的機構組織等。例如，科學學術界的參與和合作就可以促使兩個政治上交惡的國家產生信任感、同理心，加強民間交流，從而促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遠如冷戰期間，美蘇間有限的科技合作也對兩國關係有所改善。

在跨國科學家的團隊合作、數據共享、分析互助和實驗設計中，科學正日益走向全球化。科學上的合作往往能影響雙方乃至多方政府和非政府參與者間的關係。例如，近年來，中東國家間的科技合作就有效改善了緊張的地區局勢；隨著東亞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中美、朝美和韓美間的高校合作日益密切，有效促進了環太平洋地區的穩定與繁榮。這些都有助於消除過去西方對中國等地區的妖魔化印象，促使雙方求同存異、共同進步。近年來的朝美合作就已在減少歷史爭端、促進人權進步、遏制核擴散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儘管國家間的科技合作已在許多領域取得成功，但開展更廣泛協作的道路上仍有阻礙。例如，複雜的經濟氣候和進出口控制、艱難的簽證辦理手續、短缺的資金支持等，都將對科學合作造成困難。為此，政府應當加強大學網路的構建，鼓勵高級學者互訪遊學，開展專業技術類英語培訓等，促成科學技術全球性的進步。

王莉麗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莉麗，分享了關於「如何在當前國際歷史背景下提升中國公共外交」思考。王莉麗認為，隨著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正在步入一個在承受著諸多壓力中尋求發展的新環境，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誤解、偏見和疑慮。例如，近期由美歐輿論界提出的「銳實力」，就將矛頭直接指向中國。這是新一輪的對華輿論遏制。

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目標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公共外交是增強國家軟實力和提升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構建信任與和平的重要途徑。

王莉麗指出，中國公共外交亟需從行動主體、內容建構、媒介傳播、目標受眾等多重維度進行提升。首先，應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跨領域跨學科多元公共外交體系，特別注重發展非國家行為體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其次，要充分利用中國電影和孔子學院的文化影響力，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第三，要加強新媒體外交，充分利用社交媒體，準確定位公共外交目標受眾；第四，要建立「精英和普通公眾雙管齊下」的公共外交輿論策略。

李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李沁在「沉浸傳播視域下的全球體系與人類命運」的主題發言中表示，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轉型，傳播領域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從單向傳播轉向沉浸傳播。相應地，傳播學中的核心-邊緣關係也有所變化。傳播國界及人類生存邊界消逝，國際傳播變成了全球傳播，改變了基於傳播的全球體系的內在基因和外在動力。

沉浸媒介是一種新出現的媒介形態，它無時無刻不在傳播、接受和處理信息，都具有使人進入沉浸感的特徵，如網路直播平台、虛擬現實、人工智慧等。沉浸媒介拓展了媒介概念和媒介研究領域的外延和內涵，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開放媒介形態，人不僅是媒介的積極駕馭者，更是沉浸媒介的本體。

世界體系理論指出，現代世界體系是一個由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基本維度構成的複合體。因此，有必要從沉浸傳播視域重新定義「全球媒介」的概念和全球傳播模式，重新思考現有的世界體系理論及人類命運的未來。沉浸媒介改變了過去單向性的「知識轉移」，在速度（持續增長）、功能（媒介特性的徹底變革）和形式（傳播模式的演化）上都實現了超越第一、第二媒介時代上的突破，形成了第三媒介時代的新型全球傳播。

新的媒介形式將帶來人類文明的變革，人類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寓於全球合作中。沉浸傳播將世界範圍內大數據勾連一體，帶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上的質變。

張迪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張迪在發言中指出，大國應當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承擔更多責任，更加主動地參與國際交流。良好國家形象的樹立離不開廣泛的海外傳播工作。政府應當鼓勵其他主體積极參与公共外交工作，充分發揮民眾和媒體的作用。

作為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人大國發院堅守「國家戰略、全球視野、決策諮詢、輿論引導」的目標，著眼于思想創新和全球未來，致力於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與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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