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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錄:最近100年開放式糾錯的典範人是蔣中正

(胡傑版畫,獻詩)

No. 8 in A-Flat Major - Lento grazioso, ma non troppo, quasi tempo di valse

 Brahms: 8 Hungarian Dances and Dvorák: 5 Slavonic Dances & Scherzo Capriccioso

Berliner Philharmoniker;Herbert von Kara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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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科都存在一個基本問題,而所有基本問題都必須立足於惟一一個終極的基本問題。這個基本問題由3部分組成:

——1、人是什麼?

——2、人應該做什麼?

——3、人怎麼開放式糾錯?

每個人每個社會每種文化每個國家每個制度,都必須有答案。就理性秩序而言,答案有很多種,誰更加靠近真理,誰就得到更多幸福。

最近一百年以來,中國政治家群體,蔣中正排第一,因為他學會了懺悔,從一個大流氓變成了一個每天抄寫聖經的人,從一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變成了一個跪在上帝面前禱告的人。這樣的心靈方式和生活方式影響到了他的後代,構成了一種新的開放式糾錯的可能性。

影響蔣中正的人,是一位婦女,她的名字叫做倪桂珍,是她的經年累月的禱告,改變了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她是中國人的路得。所有的歷史在她這裡形成了「範式轉換」,歷史的河流改變了方向。這種關於歷史的敘事,我們至今還看不清楚。

需要一些時間。按照耶穌的家譜,從路得生俄備得,到耶穌降生,經歷了30代人。以此類推,我們的文明湧現過程,從倪桂珍開始計算,需要經過30代人。而現在的境況,大概才經過了4代人,至少還需要經過26代人,我們才能看得見文明的國度來臨。按照年份來算,我們大概還需要600年,我們才能看見真正的文明。

重要的是觀念更新,然後才是基於新觀念秩序的開放式糾錯。這是無與倫比的工作,一種開放式糾錯。以我基於新觀念所展開的歷史辨析,我認為中國最近100年以來開放式糾錯的典範人是蔣中正。

人是觀念的載體。觀念更新,則人更新,國家也更新。觀念僵死,則人僵死,國家也僵死。以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文明潮流擴展以來,天朝大國在持續兩百年的時間裡,時而有限開放,時而封閉排外。歸根結底,是僵死的觀念所致。在這裡,人像死人,國家像殭屍,苦難看上去沒到盡頭。

心中藏著希望的人們,總要恆切禱告,總要相信,福音已經勝過世界。而現在所遭遇的苦難,是我們理所當然的苦難,是我們不可丟棄的重擔。

與日本一名學者聊天,他說起二戰後日本人經歷過兩次黃金時代,第一次是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國家轉型時代,第二次是70年代中日友好時代,日本普通民眾非常喜歡中國的大熊貓,為此中國政府還專門贈送了2隻大熊貓給日本人。誰曾想到今天的中日關係糟糕到如此程度,我們真是越來越短視了。

日本自1979年開始對中國實施官方開發援助(ODA)。過去30多年大約提供了4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和大量專家志願者。援建項目包括北京地鐵一號線、首都機場擴建、上海浦東機場、武漢長江第二大橋、北京污水處理等。有趣的是中國政府公開場合閉口不提,卻複製日本ODA,向非洲多國提供開發援助。

從這樣的事實,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常識:有罪的人,要悔改,但悔改的人,並不是停留在罪的愧疚里。舊事已經過去,一切都是新的。受過傷害的人,也要練習寬容,若過去的傷害繼續長在自己的身上,這種傷害只要遇到季節,就會隱隱作痛。只有寬容才會去除我們歷史的傷口。

關於人的知識的問題意識,是一個連續統,比如關於人的認知能力問題,我們可以用沿著一系列問題追問:1、人有先天認知能力和後天經驗的能力;2、這種先驗的認知能力和經驗能力來自哪裡;3、為什麼動物沒有這種先驗的認知能力和經驗能力。4、人的時間感和空間感意味著什麼;5、人的範疇(概念)能力意味著什麼;6、知識為什麼成為可能;7、為什麼人是自然的立法者;8、理性是什麼意思;9、理性對象和理性能力之間為什麼存在二律背反;10、為什麼不是心靈符合事物,而是事物符合心靈;11、心靈是什麼;12、為什麼理性是有限的。

一個思想者如果能夠完成這一系列的連續統追問,他必然會接受這樣的常識:

——理性的前提是必須信仰上帝;

——人類的知識太小,但滋養人類;

——人類永遠處在通向上帝的路上,這是一個過程。

中醫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次應用,但中國哲學像一個幼兒園的新生,還沒有正式開始學習,就主動退學了。同理,中醫作為一門醫學,同樣是沒有正式開始研究,就主動把門關起來了。所謂望聞問切,其實就是在沒有任何數據採樣和實驗分析的前提下,一通瞎琢磨,這種局面倒是和「摸著石頭過河」有點類似。

所以必須要強調,人在沒有明確的認知對象的前提下,通常都會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我們是人,是人就有向前走的慾望。只有理解了認識論的一般秩序,我們才能理解,一種超驗給予的終極目的,一個清晰穩定的認知對象,一種對應的直視,是多麼重要。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記住這句話吧,這不是一句隨便說出的話,如果你能理解這句話,你就理解了全部的知識。

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包括李澤厚,都試圖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解釋儒學,但他們缺乏基督信仰的傳統體驗,完全讀不懂康德,因此只能走向儒家式的顧影自憐。余英時和湯一介深知儒家的第一價值觀是開放式學習,因此走出了儒家陷阱。至於目前混跡於國內的儒生,都屬於又懶又蠢又壞的食腐一族。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儒家把天命理解小了,天命成了儒家隨便解釋的天命,沒有給天命留足信仰空間。同時儒家又把他們對天命的理解力放大了,以為儒家擁有對天命的全部解釋能力。所謂天人合一,在這裡,張力消失,二律背反消失,問題意識消失,儒家走向完全的懶惰和無知,只剩下用道德審判他人。所以我開玩笑說,按照儒家君子小人的二元劃分,如果哪一天中國的儒生個個都說自己是「小人」,而不是「君子」,那麼儒生的眼睛就快要打開了。

文獻掌握不夠,知識缺乏專業路徑,但是又熱愛思考問題,這樣的讀書人必然走向未來學,其著述必然以預測未來為主。典型人物如德魯克、托夫勒、錢德勒。記住,馬克思的理論也屬於未來學。這樣的知識狀態很有優勢,能迎合很多不喜歡閱讀經典的讀者。這是大眾閱讀的主流人群。失去這樣一群讀者,你要麼走進象牙塔,要麼走向地攤讀物。

康德意識到人類的理性企圖達到一個整全的、最高的統一體,即靈魂、世界、上帝。這構成了理性的最高理念,並無限超越了人類的理性能力,但人類卻試圖用理性概念和範疇去認識他。這構成了一種「二律背反」的方法論衝突。所以,人類的理性非常有限,必須給信仰留足空間,否則人類會變得非常愚蠢。

霍布斯看到希臘式民主存在「多數人暴政」陷阱,主張建立一個強力意志的「利維坦國家」,防範多數人的愚蠢。但問題是,上帝在《約伯記》第41章明確說明,人類不可能控制利維坦。這意味著霍布斯構建的由人組成的利維坦國家,忽略了來自於人的彼此制衡。正是制衡的缺失,導致國家變成暴政和災難。

《聖經》是一種整全主義的寫作方法,格言警句隱藏在故事裡面,故事隱藏在秩序裡面,秩序隱藏在上帝的無限裡面。相比《回憶蘇格拉底》或者《論語》等格言式的寫作,《聖經》是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寫作神跡。中國基督徒如果採用經史子集尋章摘句的方法閱讀《聖經》,將會無一例外地誤讀,甚至異化。

面對每個日常事物,根據自己的主觀偏好,沿著形而上的方向連續追問7個問題,就能看見人類的無知。沿著形而下的方向連續追問7個問題,就能找到某種解決方案。形而下解決方案依靠形而上問題推動,形而上問題通過形而下解決方案證明。中間的過程理性越迂迴,人類的知識越豐富、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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