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技術：超越「古希臘-現代」二分法

3月25日下午，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聯合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邀請了來自德國呂納堡大學技術哲學領域的學者許煜舉辦一場題為「論中國的技術問題」的講座，並與美國技術哲學家、科羅拉多礦業大學人文和國際學院教授卡爾·米切姆（Carl Mitcham）進行對話。這場講座是科技展會「A Better Version of You」的一部分，從3月24日至4月1日，來自全球的技術開發人員和藝術家將在位於798藝術區的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呈現他們的奇思妙想，展覽世界各地的最新科技應用和產品。

這場講座的題目來自於許煜的新書《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試論》（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在書中，許煜質疑二十世紀的技術哲學中「技術」這一概念的局限性，並試圖通過展開他所稱的「多重宇宙技術」以超越希臘技術或現代技術的二分法，並將中國傳統思想與歐洲的哲學討論相比較，以重新解釋為何中國缺乏對於技術的系統性思考這一李約瑟難題。

許煜新書《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試論》（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超越「古希臘—現代」二分法的技術

作為對海德格爾在1953年發表的《論技術問題》一文在半個多世紀後的回應，許煜在《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試論》中想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一種中國的技術思想？

在前些年，人類紀（Anthropocene）引發了許多學者的熱議，很多人類學家都試圖回歸到「自然」這個概念以尋找出路——事實上存在著多種類型的「自然」，自然並非具有唯一的、完全確定的定義。在我們日常語境中使用的自然一詞，是產生自歐洲知識體系的一種對自然的本體論描述。許煜以此追問，如果我們擁有不同的自然，是不是也擁有不同的技術？

在思考技術時，人們往往會認為技術是線性發展的（「呈直線型上升趨勢」），即朝著一個所謂的技術奇點發展——城市越來越富饒，生活越來越便捷，甚至會有超級智能出現，幫我們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所有的規劃。技術奇點能否被實現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的問題是它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因為一旦有超級智能幫我們做所有的規劃，政治便不再被我們需要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神學，因為它要達到的是歷史的終結，正如頗為暢銷的《未來簡史：從智人到神人》一書所暗示的那樣。這種超人類（transhumanism）的意識形態也出現在今天的主流政治，去年8月份中國的白皮書稱要在2030年成為人工智慧的領導者，在9月普京對俄羅斯的兒童說，誰在AI上面領先必將領先於世界。技術已經成為了文化價值政治的支撐，並引導這些價值的發展，而停留在訴諸人道主義與自動化技術對立的立場，已經被證明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須以有效的框架理解技術，一方面要回應技術全球化的問題，另一方面打開技術的多樣性。

海德格爾在《論技術問題》中闡述了技術的概念在本質上的變化，即從古希臘的技術（technē）發展為歐洲經歷現代性的洗禮之後所謂的「現代技術」，或者說是古希臘的技術被「現代技術」所取代。古希臘的technē一詞的本意帶有一種藝術的詩性，指的是工匠將不同種類的物質原料以其形式以及目的塑造為產品。而現代技術的本質是所謂的「座架」（Gestell），所有的物質原料都在等待被預置（bestellen）為人類將要採用的東西。海德格爾對於技術的批判來自於東方，他以泰然處之（Gelassenheit）的態度來批判性地回應技術問題，被很多哲學家認為跟道家的無為非常相似。許煜提及，許多學者認為海德格爾並沒有真正理解現代技術，而他的研究工作一直聚焦在海德格爾對於技術的理解，他的第一本書《論數碼物的存在》與海德格爾進行對話，而在《論中國的技術問題》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在古希臘的「技術」和現代技術之外，我們如何論述中國的技術、印度的技術、非洲的技術或者南美的技術？在技術哲學領域，對技術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是狹隘的，中國的技術、印度的技術、非洲的技術等來自異域的技術既不能被歸類為古希臘所說的技術，也顯然不是現代技術；而在技術哲學中還不存在第三種技術的概念，如果無法將它們歸類的話，應該怎麼樣去論述這些技術？例如眾人皆知的中國四大發明，以及約公元11世紀製造的精密度極高的水運儀？

許煜提及，歐洲的歷史學家在討論這類技術的時候，有人會說13世紀歐洲的造紙術比中國的先進，也有人認為不能比較單一的技術，必須要比較整個技術系統的差異，所以對於技術的研究在歷史學家的爭論中實際上構成了國族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因此，許煜試圖避免一種比較的方法，這種比較方法往往會採用一種進步或發展的線性思維，用同一種指標來衡量不同類型技術的進步，並忽略其他因素而將不同類型的技術置於同一時間線上。而在中國，很多技術哲學家在談技術的時候會提到普羅米修斯——古希臘神話中他是偷火給人類並因此受罰的巨人，他也是計數的發明者——在歌德1789年的同名詩《普羅米修斯》裡面，他甚至用泥創造了人。神話里技術的起源也是歐洲技術思想的起源。許煜說曾有一個中國的技術哲學家對著中國聽眾討論技術時，說技術來自普羅米修斯。這一現象不僅僅是一種「失向」（disorientation）的體現，而且還是一個去東方化（disorientalisation）的過程，即中國在1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之後開始的150多年的現代化過程。

面對討論技術時的莫衷一是，許煜以「宇宙技術」（Cosmotechnics）的概念來重新思考技術的問題，以回應技術的同一化、技術朝向奇點的發展這種意識形態，並揭示在古希臘的「技術」和現代的技術之外，一種不同的討論中國技術的可能性。

中國的技術：「器」與「道」的奏鳴

技術無疑具有普遍性的維度，它是記憶的外化，也是器官的延伸；除了普遍維度，它也有一些非普遍性的維度，因此宇宙論在技術的發展還有應用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宇宙技術，用以討論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在技術活動中如何得到統一。比如傳統中國醫藥中常見宇宙論的一些辭彙，如陰陽、氣、五行等等。宇宙技術在另一方面回應了李約瑟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哲學技術沒有在中國出現？李約瑟回答說中國的哲學思想有完全不同的思維，這種思維是有機的，不是機械性的；新儒家的牟宗三先生則認為，中國哲學根本上是一種道德宇宙論或道德的形而上學。許煜則試圖從另外一個角度系統性地建構中國的技術思想。就是「器」和「道」的這兩個根本性的概念。

許煜先解釋了「器」和「道」的分別。《易經》里的區分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現代化過程裡面，我們急於尋找一個跟西方的哲學相對應的機會或者概念，所以就直接將「metaphysics」翻譯為「形而上學」，等於將「道」跟「形而上學」等同了。器的意思是工具，《說文解字》裡面器字中間是一個犬守護四個器皿。在歷史上，「器」和「道」的關係一直在改變，沒有永恆的道，清朝歷史學家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即六本經典儘管被稱為「道」，但在其著述時代只是「器」而已。

活動現場圖

許煜嘗試將「器」和「道」關係的轉變視為福柯所說的知識型（episteme）的更替。第一種知識型是周朝衰亡過程中出現的「器」和「道」的關係，《莊子》里庖丁解牛的故事是這一時期器道關係的典型案例，庖丁所感興趣的是道，他的刀用了好久都像新的一樣，是因為他掌握了「解牛」的「道」。這一時期對「道」的推崇在儒家和道家學說中都頻繁地出現。第二種知識型是公元11世紀左右唐朝的知識分子回應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時提出的。當時佛教的流行在中國引發了很多問題，韓愈、柳宗元等人為了維護社會文化秩序，重新論述了「器」和「道」的關係，比如說「器以明道」的論述實質上是宇宙論的重建。這一知識型中的器道關係最顯著地體現在《天工開物》這本中國的百科全書之中，它體現了自然和技術的完全融合，而在一百年之後出現的歐洲百科全書裡面，人們看到的往往是自然跟技術的對立。而第三種知識型的構建，始自鴉片戰爭之後出現的現代化過程。在洋務運動中，倡導者會將西方的技術當成中國的「器」，儘管「道」是更高級的，但他們在面對危機時，只能訴諸於「器」來維護中國的「道」，正如洋務運動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有許多究竟是「道為器用」還是「器為道用」的爭論。這種類似笛卡兒式的二元對立，最後的結果是「為體」的「中學」並不能夠自我保存，它已經完全被作為「器」的西學所改變。

那麼，我們如何重新論述「器」和「道」的關係？許煜認為這個問題是思考中國技術思想的關鍵，思考傳統與現代的延續性並不能簡單地回歸傳統、回到「國學」，而是要通過技術多元性的視角來回應。

在高科技時代思考人類的存在

卡爾·米切姆首先肯定了許煜的研究視野，包括如何應對當代現存的一些挑戰如從核擴散到生物多樣化的喪失，全球不穩定性以及氣候變化等等，《論中國的技術問題》一書，也的確開啟了一個新範疇去追問在新興的高科技環境下如何思考我們的生命。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各個國家越來越依賴於技術，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重新去展開技術多樣化的討論，在參考歷史的同時，創造一個技術多樣化的空間來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

米切姆講道，最常見的中西文化的比較，或者是中西文化哲學的比較，一般把西方的文化思潮定為一個規範，以此研究中國，認為中國在很多方面是缺乏的。而許煜逆反了這個規範，西方缺乏天人合一、以和為貴或者是互相補充的基本中國哲學概念，西方很少接受「求同存異」。中國從社會體制上也是非常獨特的，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能夠像中國能夠在已經坍塌的舊的體制上能夠重新再生。中國的技術和藝術也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好的自己（a better version of us，這屆科技展會名為a better version of you），帶來自然和社會秩序的和諧。

許煜提醒我們在考慮現代技術和傳統之間的局限以及張力的時候，需要涉及更廣闊的範疇。比如在談論道德秩序與宇宙秩序相聯繫的宇宙技術的時候，不能忽視科技公司的前沿進展，特斯拉的創始人埃隆·馬斯克，他在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以及太空探索上非常具有開拓精神，但必須注意這種技術發展的趨勢背後是什麼樣的走向。在一百多年來對地外空間的探索上，人類一直不斷挑戰著認知的極限，但也一直面臨著構建宇宙知識的困難。前現代的宇宙論如星象學無法改變我們的生活，但可以作為新的反思對象和闡釋對象，比如有研究者對星相學重新進行心理學研究。在談到宇宙學和星球的時候，人們簡單化地將宇宙視作不同星系和天體以某種物理軌跡飛行的空間。許煜認為，當下緊迫的任務之一是需要在新的地理工程或者是宇宙工程的宏觀背景下，重新討論宇宙技術，獲得一種言說宇宙和思考宇宙的新角度，譬如從知識論的角度解釋宇宙技術——一方面是認識論層面的關於我們如何認識事物，另一方面要關注福柯的「知識型」即指生成知識的條件。

至於這屆科技展會上的藝術—技術產品，許煜和米切姆都認為參展品為批判性的討論和思維創造了可能。從美學強調感知的角度來看，新的藝術家實際上是給技術物體建立本體論的尊嚴，這實際上是延續到了21世紀還沒有解決的20世紀的問題之一，所以對新媒體藝術來說，必須探索的是美學的可能性與邊界，而不僅僅是藝術通過技術或者數碼所表現出來的圖像去理解。利奧塔曾經討論過技術和感知之間的關係問題，重要的不是數字媒體所展示的美學樣貌，而是如何通過感知讓技術產生現實的力量，能夠讓我們開啟新的角度考慮宇宙技術或宇宙哲學的問題。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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