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泉：全球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新論
原標題：嚴泉：全球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新論
全球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新論
文 |嚴泉
摘要
近來年，全球化與中國史研究蔚然興起，不少國外學者嘗試以全球化視角審視中國明清史與近代史，與傳統的革命史、現代化史研究模式相比較，全球化史觀無疑是一種新的研究取向。
英國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的《鴉片戰爭》（劉悅斌譯，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作為第一本關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文著作，對戰爭背景的分析視野比同類著作更加寬闊，特別關注其中的全球化因素。
關於鴉片貿易是19世紀上半葉中國出現銀荒的元兇，作者的看法與眾不同，特別指出為什麼1842年鴉片進口飆升之後，中國經濟為什麼沒有繼續出現赤字？藍詩玲認為要超越英—印—中貿易三角，觀察南美獨立運動對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白銀供應量的影響。
眾所周知，清朝長期以來依賴外國的白銀供應，通過在菲律賓的貿易，或通過對歐洲的出口貿易從南美洲進口白銀。「在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產了全世界大約80%的白銀和黃金。但是，與1790年代相比，據估計，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導致全世界白銀產量減少了56.6%。」在藍詩玲看來，對英國商人來說，這就使得用於購買中國茶葉和生絲的白銀量減少，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求助於鴉片，而不是供不應求的白銀，來換取他們要購買的中國茶葉和生絲。「如果鴉片進口的這第一個繁榮期不是碰巧與世界白銀供應的嚴重萎縮撞到了一起，鴉片進口對銀荒的影響就不會如是之嚴重。如果情況不是這樣，中國就很可能繼續按照慣常的方式為其鴉片的風行埋單，即用茶葉和生絲。換句話說，並不僅僅是鴉片貿易導致了清朝中國的財政不穩，還因為全球性的白銀生產和流通問題。」
當然，即使戰爭的起因與全球白銀產量波動有一定的關係，作者也沒有為戰爭的非正義性辯護。為鴉片貿易發動戰爭，即使是在殖民主義時代，英國在法律與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腳的。該書非常坦率地承認：「英國在亞洲從事鴉片貿易及為之發動戰爭的歷史，是明顯的機會主義和偽善行為，因為它的政客、商人和軍人都隱藏了他們是在文明和進步的幌子下為保護非法的毒品貿易而戰的事實。」
關於太平天國研究，全球化視野也帶來新的觀點。美國學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新著《天國之秋》（黃中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試圖解釋英國為什麼在1862年放棄中立，開始捲入中國內戰。在自序中裴士鋒表示創作該書的目的「是協助恢復中國十九世紀時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中國不是個封閉體系，全球化也談不上是我們有時以為的晚近現象。大清帝國透過貿易深深融入世界經濟，有數千名外國人住在香港及上海。因此，中國這場內戰與地球彼端的歐美有千絲萬縷的糾葛，受到外界即時的關注。」中國與美國兩場內戰的同時進行，使英國面臨著同時失去這兩大市場的風險，最後英國選擇介入中國內戰，「英國靠著對中國內戰廢棄中立，才得以對美國內戰保持中立。」
裴士鋒進一步指出，英國介入中國內戰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內戰爆發衝擊英國全球貿易格局。中國與美國是英國前兩大市場。英國紡織業四分之三的原棉進口來自於美國南部，而成品則有將一半在遠東售出。英國政府非常擔心美國棉花供應會中斷，這樣其國內製造業經濟會垮台。即使是原棉供應的減少，也會抬高英國紡織品的價格，失去在華產品的價格優勢。事實也是如此，從1861到1862年，英國紡織品貿易額銳減三分之二，英格蘭大量紡織工廠開始倒閉，其紡織業製造中心蘭開夏失業率高達六成。茶葉貿易也受美國內戰的影響。英國從中國進口的綠茶，三分之二銷往美國，但由於內戰爆發，美國市場需求急劇下降，英國商人不得不在國內低價傾銷茶葉，結果是損失慘重。「但對英國人來說，中美兩國的市場盤根錯節，密不可分，因而到了一八六一年晚春，兩場戰爭的同時進行已危及英國經濟命脈。」
對英國來說，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之後，擴大在華貿易成為不二之選。這不僅包括過去的中英進出口貿易，還有中國通商口岸之間的貿易，特別是長江航線口岸間貿易。由於美國內戰的爆發，中國的通商口岸重要性大增。但是這些通商口岸正好處於中國內戰的中心地帶。「隨著美國情勢急轉直下和益發混亂，英國迫於形勢，開始重新評估過去耐心面對中國變局的政策。簡而言之，就是不能再等。在中國境內，英國得擁有有利可圖且日益擴張的市場。」保護通商口岸的安全成為英國的當務之急。此外，對英國的利益來說，清廷支持對英賠款的經濟來源正是通商口岸的關稅，如果太平軍攻取通商口岸，將會切斷清廷的貿易收入，清廷將無法償付賠款。英國經濟復甦的唯一途徑就是消滅太平天國，避免上海寧波等通商口岸的貿易毀於太平軍之手。對於英國殖民主義者來說，「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國主宰中國，乃是確保英國對華貿易繼續成長，從而彌補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美國）之嚴重損失的唯一辦法。」
研究全球化與中國近代化的互動關係，最突出的領域當屬於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馬建標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與傳統外交史研究路徑不同，沒有簡單地將中國的國際關係放在一戰的時代背景中考察，而是將重點研究中國與「一戰」的互動關係，強調一戰對近代中國具有雙重意義。
一是中國外交的開放性意義。作者徐國琦教授不同意中國一戰外交失敗的傳統論斷，強調一戰期間中國的外交成就卓越非凡。中國政府依據國際法原則，綜合各種外交手段，打破了自身長久以來的孤立狀態，捍衛了國家利益，提高了自身的國際地位。雖然這些成績都是有限的，由於協約國和美國的多方背叛，中國為歐戰的付出也沒能得到應有的肯定。但中國部分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新形象並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創建，巴黎和會結束後，成功簽署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德新約。也就是說，完成新的國家認同和實現國際化這兩個目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二是中國參戰的全球化意義。徐國琦強調一戰不僅標誌了傳統世界秩序的崩潰，更為中國重新調整她與世界的關係提供了動力和機遇。雖然一戰本質上是一場發生在歐洲的戰爭，但是它在許多難以預料的方面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反之，中國的戰時外交及國際化努力也使得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而具有世界意義。「也許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參戰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並且對中國和世界而言都改變了這次戰爭的意義和影響，並促使中國人開始採取新觀點和新視角來看待戰後和平會議以及方興未艾的世界新秩序。」
不僅於此，中國的參戰還使中國真正投入到20世紀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在巴黎和會以後，收復國家主權以及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其中平等的積極成員國，已經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所進行的廣泛互動關係的一個雙重目標。」由此觀之，中國的二十世紀開始於廣義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與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完全標誌著中國開始踏上實現國際化的漫長征途。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中國走向世界，這也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成為一個重要的時期。」
日本學者川島真的著作《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同樣強調近代中國外交與全球化接軌的特色，並探討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文明國」與「近代」的概念。「所謂『文明國』是指具有當時國際社會的完全成員資格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國家就必須具備西方意義上的『近代』要素。」而外交上的「近代」，「就是指具備與近代國家相稱的制度、政策，滿足文明國的標準，作為文明國活躍於國際社會。」
《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的重心是從外交史實過程中認識近代中國的「文明國化」的演變。認為「文明國化」趨向的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最早萌發於19世紀80年代後半期，舉國形成潮流則在清末新政時期，其中1899、1907年清政府兩次參加荷蘭海牙和會對外交官僚世界觀的轉化和「文明國化」使命感的醞釀產生了重大影響。1912年新生的中華民國，不僅建立亞洲第一共和，「同時在國際社會展示其『近代』性質，以便爭取作為文明國得到承認，並以此作為支持自身正當性的根據。這對國家是一種磨礪，也顯示出中華民國要在『革命與近代』中尋求自己的正當性。」隨後的中華民國前期（北京政府時期），「試圖通過相應的外交取得國際社會完全資格的『文明國』地位，為成為正常的主權國家而把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主權設定為政策目標，並朝著這個目標推行了具體的措施。」
川島真強調中華民國前期的中國強烈希望從各個方面實現西歐式近代國家模式中的「近代外交」，因而重視「近代化」；在國際社會中追求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待遇，立場於實現作為平等手段的「文明國化」。民國前期正是中國標榜「近代」、「文明國化」，接近代表這一形象的「英美」的時期-在1920年代前後的國際政治舞台和理念方面依賴於美國，在國際聯盟和在華利權問題上依賴於英國。[]關於這一時期北京政府最重要的修約外交，川島真的評價是「中華民國前期繼承了光緒新政以來的近代外交，依靠原則論與修約的手法取得了成果，實現了國際地位的提升。尤其在強調重視主權、領土完整方面，毋寧說北京政府構築了以後外交政策的基礎。」進一步而言，「北京政府採用了依據國際法的、某種意義上穩健的修改不平等條約政策。他們認為，不平等條約依據的是『文明』、『非文明』結構，是否定對等性的象徵，而中華民國依據國際法規則解決這一問題，正可以顯示自己作為文明國的能力。」修約的具體方策，首先是在國內健全法律和制度以表現近代化，對外則努力提升國際地位。
不難看出，只有具備全球化視野，強調歷史考察的分析視角是全球性的，而非區域性的，才能更好地發掘有意義的問題意識，打碎學科封閉的藩籬，加深對中國近代化與全球化歷史規律的新認識。全球化與中國近代化研究的互動性視角，有利於研究方法的創新。正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徐國琦借用他的老師入江昭（Akira Iriye）倡導的「國際史」取向，即「超越國家的分析視角而把全世界作為一個研究框架」，除以解讀政府間往來文電為主的傳統外交史方法外，更加註重宏觀歷史，強調國家間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層面的互動，強調內政與外交的聯繫，從多線角度綜合權力、利益、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創造性地指出：「中國與一戰的互動標誌著中國人真正意義上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的開始。是一戰讓中國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時也把世界帶到中國。」不僅是政府外交史，中外關係領域中的思想、文化、教育、社會、經濟、宗教、藝術史等問題均可以借鑒這一分析視角與方法，觀察中國近代化的世界意義，客觀評估近代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原文以《當他們把近代中國放在全球化視野中》為題發表於《博覽群書》2018年第3期，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轉自愛思想網、中國好學者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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