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莉葦：歐洲近代早期的中國地圖所見之歐人中國地理觀

原標題：吳莉葦：歐洲近代早期的中國地圖所見之歐人中國地理觀

一

17世紀之前，歐洲人對「中國」僅具模糊認知，反映在地圖上就是當時還沒有中國的獨立形貌。隨著16世紀末耶穌會士成為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橋樑，中國的各個方面才逐漸被歐洲所認識，中國的地理輪廓和地理知識亦屬其中一部分，從此中國地圖在歐洲製圖學領域有了獨立形態。多年以來，學者們公認近代早期歐洲的中國地圖繪製史上有3個裡程碑：一為1584年路德維科·喬里奧（Ludovico Georgio）繪製、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的中國地圖；一為1655年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繪製、約翰·布勞（Joan Blaeu）出版的中國地圖；一為唐維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根據康熙朝測量成果繪製的中國地圖（1735年發表於《中華帝國全志》，1737年單獨結集出版）。筆者通過對德國國家圖書館地圖藏品的數量分析，印證了上述論斷。本文① 意欲在此項分析的基礎上對有關問題略加論述，即3個範本所構成的3種中國地圖繪製模式的基本特徵及其變異，以及這些繼承性與變異性與近代早期歐洲人中國觀的關係。

這3份作為範本的地圖各有鮮明特徵，足資判斷其他地圖是否以之為參考。路德維科·喬里奧中國地圖的主要特點是：第一，方向坐標為上西下東，左南右北（僅因圖冊版面需要而采此種坐標）。第二，中國南北緯度為20°至55°，沒有經度坐標，但通過與南北距離比較可判斷東西經度大約跨20度。第三，中國的北部和西部以綿亘的山脈為國界，西部邊界緯度約37°至44°處有一個緊貼界山外緣的長形湖泊。第四，北部邊界和西部邊界幾乎以直角相交，東部海岸在北緯55°至35°間幾乎是垂直，自35°以下的海岸線向西南方偏移，中國的形狀看起來接近一個以西部和北部邊界交點（緯度約47°）為圓心的扇面狀。第五，在中國境內畫出幾個大湖泊，可以辨認靠南並且位於同一緯度線上的是洞庭湖與鄱陽湖，兩湖中各有一大島。兩湖所傍主水道當為長江，但長江與其他河流相比不很突出。海岸線從南向轉為西南向的轉折處有一個巨大的海灣，當指長江入海口。此圖明顯含有古代歐洲人對東亞和中國的想像，體現於構成北部和西部邊界的連綿山脈和緊鄰西界的湖泊。但它應該也體現了一些更具實證性的資料。圖中對中國內部水系的較詳細表現絕非據遊記文學所能想像出來，恐有切實地圖為憑。而且該圖所定中國南部邊界約在北緯20°，亦與後來耶穌會士測定結果相近。學界通常認為該圖繪製者為葡萄牙籍耶穌會士②，如是則他有條件參考葡萄牙人在東南亞獲得的地圖資料或者印度的耶穌會士所提供的材料。但鑒於首批來自中國的耶穌會士報告撰成時間晚於該地圖問世時間，他不可能參考初期入華耶穌會士的資料。這張地圖可以視為在耶穌會士發揮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導作用之前，西方有關中國地理知識的總結之作。

衛匡國繪製中國地圖時主要根據中國的現有地圖和方誌資料，再以其西方繪圖技術和地理知識加以調整而成③。其基本特徵是：第一，中國南北緯度和東西（以正西方為準）經度皆跨23度左右，東部海岸接近現代地圖。第二，北部以長城為國界，長城以南的渤海灣地帶包括遼東半島劃入中國範圍，朝鮮在中國之外。第三，中國西北邊界外緣有一片帶狀沙漠。第四，中國西部邊界為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諸省西界，其中甘肅比陝西、四川部分偏西2度左右，略呈犄角狀，雲南西南界則比中國正西的邊界偏西5度左右，形成更大犄角狀。第五，陝西和四川的西界以東2°至4°處有一列山脈綿亘，山脈南端之東側有一個作為黃河源頭的湖泊（經度129°／緯度30°至31°，在中國界外），並畫出黃河的幾字灣。第六，洞庭湖呈一隻靴子狀，接近今天情形，鄱陽湖介於圓形和方形之間。第七，台灣島的範圍是緯度21°至25°，經度149°至151°（以北京為零度子午線是4°至6°），接近一個倒置長葫蘆狀，且位於底部的葫蘆嘴向東方偏斜。第八，今廣西北部灣一帶（或還有與今越南接壤處一帶）在圖中單獨成界，名為「東京」，但仍為中國境內。

唐維勒的中國全圖以1700至1717年間在華耶穌會士的中國全國大地測量結果（中文版成果為《皇輿全覽圖》）為基礎，其資料的新鮮度和準確度不言而喻，而唐維勒負責編繪該地圖的法文版時，又體現出他文獻考證與地圖資料相結合的一貫作風。這份地圖是突出山脈水系的地形圖，輪廓接近當今中國地圖的內地部分，其基本特徵如下：第一，中國的行政區包括遼東或關東、北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包括台灣）、山西、河南、湖廣、江西、廣東（包括海南）、陝西、四川、貴州、廣西、雲南。第二，全部地名以中文拼音書寫。第三，中國南北約跨25度（自海南至鐵嶺以北），東西約跨30度（西界按西北肅州與西南角算）。第四，北京的緯度約是40°（經度以歐洲起點為134°，北京起點為0°）。第五，貴州省內的南部和東南部標出兩塊屬「生苗族」的相對獨立地區。第六，今屬廣西的北部灣地區歸屬廣東。第七，台灣島接近於向西北方突起的羽毛狀或彎月狀，南北緯度約22.5°至25.5°，東西（最西至東北角）約跨2度。

二

筆者以上述3份地圖的問世時間為界，將近代早期歐洲與中國的首次直接接觸過程分為3個階段：1584年至1654年，1655年至1736年，1737年至19世紀初。關於1584至1654年間出版的含「中國」的地圖（包括中國地圖、東印度地圖、亞洲地圖和世界地圖，以下同）有33份樣本，其中21份可判定是以路德維科·喬里奧的中國地圖為原型，另有5份隱約可見其影響，還有3份路德維科·喬里奧原圖的不同版本。

1655至1736年間出版的含「中國」的地圖共66份樣本。除1份是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有33份參考了衛匡國的中國全圖，其中19份明顯以衛匡國地圖為範本，14份是在衛匡國地圖的基礎上吸收了其他材料，有4份已經屬於唐維勒模式，16份仍受路德維科·喬里奧模式影響，但其中至少5份亦見衛匡國地圖的影響。總之，近60％的地圖在繪製中國或中國部分地區的輪廓時以衛匡國作品為參考標準。

至於1737年至19世紀初問世的含「中國」的地圖，110份樣本中有88份可認為與唐維勒地圖有關。這88份地圖除5張為唐維勒所繪，能斷定完全依照唐維勒地圖的有31份，其餘52份多少與唐維勒地圖相關。其中大部分在表現出唐維勒中國地圖某些顯著特徵的同時參考了其他資料，而這些另類資料僅有少部分是即時補充的新航海觀測，更多的是早於此圖的資料，如衛匡國地圖或更早的耶穌會士資料，甚至中世紀旅行報告。

由此可見，3大里程碑確非浪得虛名，而它們能夠各領風騷近百年的原因也不難推知。路德維科·喬里奧中國地圖的流行顯然與奧特利烏斯出版的世界地圖集《地球大觀》的風行不衰有直接關係，但同時也因為17世紀上半葉流傳到歐洲的其他中國地圖資料影響力十分微弱。17世紀前半葉已經出現一些比路德維科·喬里奧地圖更新更準確的中國地圖材料，但它們有些是在1655年衛匡國圖集問世之後才公之於眾，因此根本沒有機會取代路德維科·喬里奧地圖，另外一些儘管在1655年之前出版，流通範圍卻十分有限，鮮有人知。後者為何流通不廣？對於其中與耶穌會士有關的作品，其原因可略窺一二，概與耶穌會士的策略有關。17世紀中葉之前亦即禮儀之爭升溫之前，在華耶穌會士的注意力主要在於向中國人宣傳歐洲，以求鞏固天主教在華地位。此期於歐洲出版的耶穌會士作品主要以教會圈子為目標讀者，並因此而確立敘述重心。珀切斯（Samuel Purchase）等平信徒出版的中國遊記作品雖不乏問津者，卻不足以推動整個歐洲形成關注中國的風氣，而且其內容太單薄。在此情形下，附錄於論中國作品之中的中國地圖，其流通領域與歐洲的製圖界和專業地圖出版商尚有距離。禮儀之爭蔓延到歐洲後，耶穌會士意識到不僅要與神學家辯論，也很有必要向歐洲大眾宣傳中國並解釋他們為何採用引起爭議的傳教策略。於是催生出大量介紹中國各種情況的在華耶穌會士報告，並且以各種歐洲文字廣泛出版。衛匡國歐洲之行出版的3部書（《韃靼戰紀》、《中國新地圖集》、《中國上古史》）正是耶穌會士寫作與宣傳策略轉向的醒目開端。衛匡國提供的中國地圖既然承擔著耶穌會的一項重要宣傳使命，將其大力推廣的主觀原因便已具備。衛匡國積極與當時荷蘭首席製圖家約翰·布勞合作，由後者負責其地圖集的編輯出版。這便意味著耶穌會士對知識界的影響範圍和約翰·布勞在地圖製作出版領域的影響範圍就此溝通，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和對海外地圖的興趣產生大面積交集，它能在歐洲知識界和出版界產生重大反響可謂主動策劃後的當然結果。

唐維勒的中國地圖本身就體現了歐洲製圖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壯舉——在如此大範圍內開展以當時最先進的天文觀測和三角測量技術為基礎的地圖測繪。歐洲製圖界和耶穌會士早就對這份地圖的出版翹首以待，其能大行於世本無懸念，何況還能憑藉《中華帝國全志》這部18世紀歐洲最流行的論中國作品而普及。唐維勒本人作為當時法國製圖界的領軍人物，保證了在華耶穌會士提供之測繪材料能被準確描繪。因此這份地圖無論其內容還是製作技術都堪稱18世紀中葉歐洲最為先進準確的地圖，這樣一份地圖理當備受矚目。由此可見，這3份地圖也代表著中西初識過程中歐洲人對中國認識程度的演化，體現著耶穌會士在擔任中西初識這齣劇目主要演員時對劇情的控制和反應。

三

三大里程碑的范型意義固然毋庸置疑，然而對柏林圖書館藏品的上述分析也呈現出問題的另一面，即前一個時期的主要範本在下一時期仍有強大後續影響力——1655至1736年間問世的地圖中有24.24％仍吸收路德維科·喬里奧的中國模式，1737年至19世紀初問世的地圖中有16.38％仍參考衛匡國的中國地圖。這說明中國地圖的製作者對舊的權威資料有重大依賴性，歐洲製圖界對中國地理新資料的引入並不積極。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也是此期歐洲人中國地理觀一個基本特徵的表現。

出現此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屬技術層面，即地圖製作出版過程有程式化行為。由於出版地圖相對於出版其他印刷品而言成本高昂，技術難度亦高，出版者傾向於借用或盜用舊有圖版。然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原因，即公眾對中國地理知識精確度和詳細度的要求尚不夠高，需求環節的寬容轉而會助長供給環節的程式化行為。筆者參考的這些以中國為主的地圖絕大多數來自世界性地圖集（包括個別亞洲地圖集）或世界地理書中的插圖，只有寥寥數份是單獨的中國地圖或來自專門的中國地圖集。所涉及的地圖集雖然數量不少（45部），名稱不同，製作人各異，但深究之下將會發現，其中多數都有淵源承襲關係。18世紀的歐洲出版界並不缺少新的地理文學作品（包括介紹遠東與中國），但它們對於繪製中國地圖似乎幫助不大。乾隆朝補充了西域測繪成果的地圖幾乎是在測繪完成之時（1761年）即已傳至歐洲，但在筆者見到的78份1761年至19世紀初出版的含中國輪廓的地圖中，只有7份體現出該地圖的影響。此種狀況與同一時期其他類別中國知識的廣闊涉及面相比，對比鮮明④。

為何截至18世紀的大多地圖製作者與地圖的一般受眾似乎都沒有表現出獲取中國地理詳情的積極性呢？直接原因或可推及地圖的實用性特質。17至18世紀歐洲的各種地圖作品中頻繁出現中國的輪廓當然表現出歐洲人對中國知識的熱衷，可視為這時期對中國整體興趣的一方面。但歐洲人對中國地圖的興趣又與對中國宗教、道德、歷史、政治、文學、藝術等內容的興趣有重大區別——歐洲人關注後者是冀望於借鑒中國文化救治自身弊端，對前者的興趣卻大體屬於近代早期歐洲人在世界大探險背景下對異域地圖之普遍興趣的一部分，而且這種興趣既有裝飾性的，也有實用性的。作為裝飾畫的地圖對其擁有者而言，內容的先進和準確並非最重要，作為實用工具的地圖固然注重內容，但對內容的需求又與地圖使用者對這塊土地的利益認知相匹配。就中國而言，除部分傳教士之外的歐洲人其實尚無法從中國內陸獲取實際利益和形成切實感受，他們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中國沿海。因此，在地圖上儘可能準確地描繪中國沿海地形在各個時期皆屬當務之急，描繪中國內陸的實際價值既付闕如，耶穌會士又已提供了足資了解中國地理的範本，沿用之有何不可？這種心態反映在地圖製作上，就是18世紀後半葉有關中國沿海的航海圖驟然增多，並且盡量使用航海觀測所得的新材料，而對中國大陸的描繪卻滿足於使用多年前的範本。所以，地圖的實用功能影響歐洲人對中國地圖進步性的需求，也正體現了歐洲人在繪製海外地圖方面的發展與其殖民擴張或商業擴張密不可分。不過深層推敲，則地圖參考資料權威性如何形成這個問題實與「中國」觀念如何藉由地圖形成的問題同氣連枝。正由於近代早期是歐洲「初識」中國的階段，首要任務是快速形成一個有關「中國」的整體印象以資判斷該對這個「中國」持何種態度，因之了解中國內部地理詳情的實際必要性尚未浮現，同時大批類似的地圖無疑強化著關於中國的一種特定整體印象。

四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16至18世紀的不少歐洲人雖然只能依據某一地圖範本摹繪和了解中國，卻又時常在中國邊界上呈現出不同於範本的變異性觀念。這類變異觀念同樣表明地圖、尤其是地圖范型在塑造歐洲人「中國」觀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採用了路德維科·喬里奧模式的中國地圖所出現的變異包括：1.中國邊界經緯度的具體值不同；2.北部邊界形狀不同，以木柵狀的「長城」取代路德維科·喬里奧原型中的連綿山脈；3.西部邊界形狀不同，路德維科·喬里奧圖中那個南北長約13度的瘦長湖泊被保留，但取消了原與之平行的那段山脈，以湖泊的南北兩端連接北面和南面兩列山脈。此類變異基本可以視作這些作者和路德維科·喬里奧對古代文獻理解和想像方面的微小差異，他們對西部邊界和北部邊界的描繪都未超出古希臘拉丁文獻、中世紀阿拉伯文獻和馬可·波羅遊記的文字敘述範圍。

18世紀有幾張地圖在某些邊界問題上既不同於唐維勒地圖、也不同於衛匡國地圖的描繪手法卻頗堪玩味。一個突出之處是遼東的歸屬問題，在衛匡國和唐維勒的中國地圖裡，渤海灣北部至遼東半島一帶都屬於中國，只是名稱略異，衛匡國圖中稱「遼東」，唐維勒圖中稱「關東或遼東」。但18世紀中期之後有一些地圖將遼東一帶划出中國本土而歸入「中國韃靼」，使中國與朝鮮不接壤，或者把遼東歸入朝鮮。這類變異或許同唐維勒1737年的圖集里在中國全圖和分省圖中都把遼東部分算作中國本土諸省之外的一個「特區」有關，而唐維勒這種做法當反映出在華耶穌會士的觀念，耶穌會士的觀念又受到清朝統治者對這部分領土歷史屬性認知的影響。

路德維科·喬里奧繪製的中國輪廓保留了很多古典時代以來的想像而遠離真實，衛匡國的地圖則真正固定了歐洲對中國地理範圍的認識，確切而言是關於「中國人的帝國」的範圍認識，即以明代疆域作為「中國」這個詞的自然地理含義。此後，唐維勒地圖在衛匡國地圖的基礎上使歐洲人明確了「清帝國」與「中國」、「中國人的帝國」的區別。無論是流傳到歐洲的《皇輿全覽圖》副本，還是杜赫德與唐維勒先後刊出的編輯本，中國內地即明代中國的疆域與東北、蒙古、西藏、西域諸地之間都有明確區分，只是西域在圖中尚無清晰表現。乾隆朝《大清一統輿圖》則因補充了西域地形而擴充了「清帝國」的概念。17世紀後半葉以來，「清帝國」與「中國」對歐洲人而言在地理範圍、政治特徵或文化形態諸層次上都是不同的概念。這種區別是由明清更替之際的耶穌會士敘述所形成，又由前清時期的耶穌會士敘述所鞏固，地圖則是一個更直觀的論據。

16至18世紀的歐洲人並不曾見識過明代以前的中國疆域圖，無論是早於1655年傳至歐洲但流通不廣的其他幾份中國地圖，還是衛匡國地圖，對中國版圖的摹繪都不曾遠及西域漠北，但也肯定包括遼東。其實在明代版圖中，東北地區除遼東都指揮使司之外，原也包含今吉林、黑龍江，這兩地置有奴兒干都司。然而明中葉以後，奴兒干都司下轄各衛所已處於半獨立狀態，1619年時女真諸部已被後金統一，耶穌會士正是在這一階段來到中國並開始認識中國。在衛匡國時代，後金正以對立政權的姿態問鼎中原。此原因以及從前奴兒干都司的羈縻州性質可能導致衛匡國沒有在他這份以方誌為主要材料的中國地圖中納入該地。而清初滿洲人當然更不願承認先祖之於明朝的附屬關係，故而作為欽命地圖的《皇輿全覽圖》在中國北方邊界問題上也與衛匡國地圖無甚區別。這個「中國」在清朝統治者心中是明代中國，而他們又視此為傳統的漢人中國，後來平定西藏和西域是增加「清帝國」的榮耀，卻並非恢復古代「中國」的聲威。所以，《皇輿全覽圖》所奠定的是歐洲人關於清帝國的基本認識，而非人們通常所言的「對中國版圖的基本認識」，既然討論的是歐洲人的觀念，就不能籠統而言「中國」而應區分歷史語境。歐洲人關於漢人之「中國」的直觀認識主要得自衛匡國並由康熙朝地圖鞏固，在此過程中也鞏固了他們關於「清帝國」與「中國」之區別的印象。這種認識甚至一直延續到當今的學術研究中，反映在從各方面強調清帝國與中國以往諸朝代的不同，強調在「近代世界」這個實體形成過程中清帝國與歐洲的相似性，強調清朝是一個「殖民帝國」等等⑤。明乎於此，則18世紀後半葉那些對遼東歸屬有歧義的地圖顯然是在努力進一步澄清「清帝國」與「中國」的差異。

無論是引進新資料的惰性，還是對中國疆界的歧義，都表明近代早期歐洲製圖界對中國的興趣與知識界其他領域對中國的興趣有顯著不同。在宗教、歷史、哲學、政治等領域，雖然對中國的認識也遠非完善和準確，但歐洲人非常樂於發揮主觀想像和客觀推理進行擴充。而在地理領域，歐洲人大體上只滿足於認識一個籠統的中國地理輪廓。實地考察不足固然是導致無法深入了解中國地理的一個原因，但中國地理知識並不像其他中國知識那般參與歐洲思想文化及制度文化的轉型過程，中國地圖同歐洲公眾對中國地理知識的一般興趣之間沒有被真正溝通，這恐怕是缺乏深究中國地理之動力的更深刻原因。雖已是近代早期，但歐洲製圖家們在世界地圖上繪製中國時仍普遍帶有屬於中世紀後期的完善宇宙觀與世界觀的傾向，因此只要在地球上這個特定的經緯度範圍內描繪一個恰當的輪廓，給世界地形一個完整面貌，任務也就達成，所以體現中國輪廓的地圖絕大多數是世界地圖和亞洲地圖。

再結合歐洲殖民勢力深入中國的歷史進程，就會發現這時期的中國地圖和相關地理描述之重大意義在於，為歐洲人已經開始並繼續升級的外部擴張活動指明了一個未來的發展空間。換言之，近代早期歐洲的商業勢力和殖民勢力在亞洲的主要興趣尚不在中國本土，因此還沒有實際的動力促使他們進一步了解這塊土地，中國作為一個地理實體還沒有真正走進歐洲人的視野和生活。直到19世紀以後，隨著歐洲了解中國地理的條件和需求同其對外殖民擴張的能力和程度關係更密，對中國的內陸探索以及相應的地理測繪才蓬勃而興。

注釋：

① 本文由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資助（項目名稱：「16—18世紀歐人所繪中國地圖分析：以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品為例」；項目編號：2007000755）。

② Ludovico Georgio（拉丁拼法Ludovicus Giorgius）是奧特利烏斯《地球大觀》1584年版那張中國地圖上的署名，非作者真名，目前通行意見認為此人即葡萄牙耶穌會士繪圖員Luis Jorge de Barbuda。

③ 詳細分析見馬雍：《衛匡國在華活動及其論中國歷史與地理的作品》（Ma Yong, 「Martino Martini"s Activity in China and His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梅里斯編：《衛匡國：地理學家、製圖學家、歷史學家與神學家》（Giorgio Melis, ed.,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特里丹蒂諾自然科學博物館1983年版，第258—262頁。

④ 關於17至18世紀歐洲人對其他類別中國知識的廣闊興趣以及有此種興趣的原因，詳見張國剛、吳莉葦：《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 這種認識也體現在17世紀歐洲人關於契丹與中國的關係之爭中，爭論中歐人所理解的「中國」就特指「中國人的帝國」或「漢人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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