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冷暖訴明月，憂思心境誰可知？——《詩經·柏舟》
《國風·邶風·柏舟》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一首詩。全詩五章，每章六句。此詩以「隱憂」為詩眼、主線，逐層深入地抒寫作者的愛國憂己之情，傾訴個人受群小傾陷，而主上不明，無法施展抱負的憂憤。全詩直訴胸臆，徑陳感受，風格質樸，其最突出的藝術特色是善用比喻，而富於變化，另外其語言亦復凝重而委婉，激亢而幽抑，侃侃申訴，娓娓動聽，在《詩經》中別具一格。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注釋
泛：浮行，漂流，隨水沖走。
流：中流，水中間。
耿耿：魯詩作「炯炯」，指眼睛明亮；一說形容心中不安。
隱憂：深憂。隱：痛
微：非，不是。
鑒：銅鏡。
茹（rú）：猜想。
據：依靠。
薄言：語助詞。愬（sù）：同「訴」，告訴。
棣棣（dài）：雍容嫻雅貌；一說豐富盛多的樣子。
選：假借為「柬」。挑選,選擇。
悄悄：憂貌。
慍（yùn）：惱怒，怨恨。
覯（gòu）：同「遘」，遭逢。閔（mǐn）：痛，指患難。
寤：交互。辟（pì）：通「擗」，捶胸。摽（biào）：捶，打。
居、諸：語助詞。
迭：更動。微：指隱微無光。
澣（huàn）：洗滌。
譯文
柏木船兒盪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圓睜雙眼難入睡，深深憂愁在心頭。不是想喝沒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並非青銅鏡，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長兄與小弟，不料兄弟難依憑。前去訴苦求安慰，竟遇發怒壞性情。
我心並非卵石圓，不能隨便來滾轉；我心並非草席軟，不能任意來翻卷。雍容嫻雅有威儀，不能荏弱被欺瞞。
憂愁重重難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惡。碰到患難已很多，遭受凌辱更無數。靜下心來仔細想，撫心拍胸猛醒悟。
白晝有日夜有月，為何明暗相交迭？不盡憂愁在心中，好似臟衣未洗潔。靜下心來仔細想，不能奮起高飛越。
賞析
作為所謂「變風」之首，《邶風·柏舟》是《詩經》的名篇，在歷代注釋、解說《詩經》的著作中，對《邶風·柏舟》的主題的解釋主要有三種，其源頭和代表分別是毛詩、魯詩和朱熹說。另有兩種不那麼詳細和流行的說法，分別是齊詩說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孔子詩論》說。
1、毛詩說：
《毛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鄭玄箋：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孔穎達疏鄭箋：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轂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雲「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雲「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另外，鄭玄《詩譜·序》：「邶不尊賢」，孔穎達正義曰：「《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2、魯詩說：
清代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魯詩學者漢代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衛宣（或說「宣」字應為「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或下有「夫人曰：『惟夫婦同庖。』」幾字。）（終）不聽。
君使訴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於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又引魯詩學者漢代王符《潛夫論·斷訟獄篇》文：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
3、朱熹說：
朱熹《詩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庄姜之詩也歟？
4、齊詩說：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與齊詩有關的《易林·屯之乾》（《咸之大過》同）文：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復隱窮居。
5、《孔子詩論》第二十六簡：
上海博物館購回收藏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二十六簡載有對《邶風·柏舟》的評析，內容為一個「悶」字。這段簡文的上下皆有墨釘，表示分段，說明這是一個完整的評論。可能對於古人來說，一個字的評論已經很足夠，但對於我們來說，無論如何是太少了。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晁福林教授寫過一篇《讚美憂愁：論上博簡詩論關於詩·柏舟的評析》專門論析這條一個字的評論（晁教授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邶風·柏舟》這首詩表達了孔子關於隱士的態度，從而展示出他的政治思想。）晁教授的基本觀點是：「悶」字有兩種意義，第一「它多表示憂愁，而很少用作鬱悶之意」；第二，「悶字用例皆述男子丈夫之事，無一例言及婦人者」。對比三種傳統說法（即本文所列前三種說法），晁教授由此贊同毛詩說。
晁教授認為竹書的「悶」字評論支持了毛詩說，主要是因為毛詩說「仁而不遇，小人在側」，進而「賢者見侵害」的確是一件令人憂愁鬱悶的事，這是合乎邏輯的。
《易林》是西漢焦延壽撰，故又稱《焦氏易林》，屬於齊學系統，與齊詩學說是同一學派，故王先謙引用它作為齊詩說的一個說法。
王先謙輯佚魯齊韓三家詩遺說，應當是能找到的全部有力材料都列出來了，而使《易林》的齊詩義與《列女傳》的魯詩義相符的材料就是《貞女解》了。單就《貞女解》里那句話來看，其實也不一定是同貞女有關，只是那句話同「貞女解」這個標題聯繫起來才合於魯義。而《貞女解》與《易林》也只是重合了「窮居」二字，雖然可能有專指魯義貞女守節典故的用法，但現在沒有看到《貞女解》前後文和其他資料。
第一章。「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毛詩說解說為柏木舟本應用以載物，如今卻沒有用，而與其他東西一起漂在水上，這是以柏木舟比喻仁人。孔穎達疏還特意指出，《詩經》中還有其他詩提到「松舟」、「楊舟」的，這表明其他木也可以做舟，而特意說柏木適宜做舟，就是比喻仁人特別適宜做官。
以柏木舟隨水漂流比喻仁人不見用。王先謙輯魯詩說解說為柏樹經冬不凋，蒙霜不變，所以用以比喻節婦守義堅定，而柏舟漂流在水中則比喻節婦守義卻無所依傍，周圍的人，包括衛君臣和齊兄弟，都軟硬兼施逼義婦改嫁。清代牟庭著《詩切》用魯詩說，云：「舟所以載人涉水，自此岸而達彼岸，如媒之合男女，故詩人多以舟喻婚嫁者。柏舟，取其聲也，以喻逼迫為婚，非其意也；亦汎其流，喻己不能自由，亦既從人之意也。」
朱熹說這是棄婦之詩，說柏木堅實，故以為舟，但卻只是漂流於水中，這是棄婦自比，表現出棄婦憂愁之深。毛、魯兩家解說出來的詩的比興手法都很精妙，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朱熹的解釋相比顯得簡單，毛、魯義的解說緊扣各自對全詩主題的主張，對單句的解說和全篇的解說都有加強的作用，而朱熹對本句的解釋與他對全詩主題的主張基本無關，只說表現了憂愁，而這又怎麼是棄婦的憂愁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詩正義》載鄭玄箋：「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孔穎達疏比鄭玄箋更詳細：「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王先謙輯魯詩義和朱熹義對此句均無特別解說。王先謙認為這句應和下一句連在一起。毛詩說承接上句進一步「講故事」，使這個「憂」具體到憂愁的內容。毛詩說龐大又流傳久遠，逐句的詳細解說是僅由個人完成的朱熹說和由輯佚而重現的魯詩說所不能比的。
「微我無酒，以敖以游。」毛詩、魯詩。朱熹說都解釋為由於憂愁深，所以並非飲酒、遨遊能解。魯詩、朱熹都認為這首詩出自婦人之手，而反對者其中一個論點就是關於這句，他們認為飲酒、遨遊之類都是男子之事，婦人不應有如此舉動。朱熹沒有為這個問題辯護，反而前面說「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又沒有說明「辭氣」究竟如何「卑順柔弱」，沒有具體字句的分析，不知理據何在。
王先謙則解釋說：「《泉水》、《竹竿》皆言出遊、寫憂，合證此詩，明飲酒遨遊，婦人所不諱，詩又設想之詞耳。」《毛詩序》：「《（邶）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衛）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邶風·泉水》、《衛風·竹竿》皆有「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兄弟父母）」、「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句，《泉水》又有「出宿於泲（干），飲餞於禰（言）」句，可見王先謙所說甚有理，《泉水》、《竹竿》並非主題和作者性別有爭議篇目。另外，《泉水》、《竹竿》寫出遊、飲酒（雖然是餞行）都是實寫，而《邶風·柏舟》的這句只是虛擬的假設，如王先謙所說「詩又設想之詞」，似不能以此句斷定作者不是女性。
第二章。「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本句之前已經在比較三家訓詁的時候有過分析。毛詩說「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解說這句是仁人黑白善惡分明，惡小人之辭也。王先謙輯魯詩義解說為若聽從改嫁的建議（請同庖），則是容人污穢，節婦堅守貞義，故不能容。
毛詩、魯詩均依其詩旨，均在情在理。朱熹只複述了一次句子，而沒有聯繫詩旨解釋。以朱熹說為棄婦詩，則此句未知為何在此，為丈夫所棄，那麼「不能度物」是不能度什麼？（朱熹釋「茹」為「度」）不能度丈夫的變心、遺棄？不能對丈夫找「小三」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詩鄭玄解釋說作者是國君的同姓臣，兄弟本當相依據，但國君親小人遠賢臣，所以作者責之。王先謙輯魯詩義解釋為節婦亦向其在齊國的兄弟申訴，但兄弟卻加入到逼其改嫁的行列，所以也訴說兄弟不可依據。朱熹再次只翻譯而沒有解說。毛詩說的確在情在理，但強調往訴兄弟也的確像是婦女所為，魯詩說甚有理。朱熹棄婦詩說也基本同魯詩說，但他也沒有稍為詳細的解說，略為可惜。
「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這句是和上句連在一起的，這樣才比較好解說。
第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這句詩和《毛傳》的「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和《鄭箋》的「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都已經成為名句了。詩人忠賢而見疏遠，猶堅守自己的義節不變，更顯出詩人一心精忠為國。
王先謙輯魯詩說亦用堅守義，只不過變成寡婦堅定地守節，又進一步說「當時女既不聽，必有厄窮、勞辱之事，故以轉石、卷席為喻，言能屈其身，不能挫其志，所以濟難者恃此，自致其心而不失也。」則「轉石」和「卷席」就不僅是用來比喻心志堅定了，更用來借指寡婦備受刁難的事。如果作詩的本義果真如此，那麼這句的真實構思得太精妙了。
朱熹說棄婦詩，用來解釋這句也顯得有些不通。朱熹解字句與毛詩說相同，但婦人為夫所棄，強調自己心志堅平是何種用意？強調自己對丈夫的感情不變？強調自己依然會忠於丈夫的家族、堅守婦道？或者是強調自己能夠承受住丈夫變心的打擊？
我考慮未細，朱熹又無解說，不過聯繫上下文，似乎本詩並不只有感情傾訴的內容，也有提到同周圍人的事，（比如「如有隱憂」，《鄭箋》、《孔疏》解釋為仁人憂在見侵害。比如訴諸兄弟而逢之怒，比如「慍於群小」、「受侮不少」），所以若用朱熹說的話，本句用第二種解釋、即作者強調自己依然會忠於丈夫的家族、堅守婦道會比較好。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詩說解釋為個人德備於內，儀容形於外，自審無失，「遭時制宜」，而不遇於君，鄭玄箋雲「所以慍也」是人之常情。朱熹說為「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捨，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意與毛詩說近，只是「選」字的解釋有不同。
對於一個貴族（姑且認為起碼是貴族，因為他還能有群妾；朱熹說可能是庄姜，那級別也夠高的）的夫人來說，講「威儀」不知道是否合適？如果合適，那麼也可以印證上句朱熹說以堅守婦道為義的觀點。魯詩說「貞女雖處憂辱，不敢斥言衛君臣，但稱其威儀富盛可觀，而是儀非禮之意，言外可見。」
從文意順承來說，貞女上句強調自己守節堅定不可屈，本句暗指責衛君臣是儀非禮，勉強可通。但從一般寫詩讀詩的角度來說，上句寫我怎樣怎樣，同一章下句沒有提示卻轉了主語變成衛君臣怎樣怎樣，稍顯唐突，一般閱讀還真不容易發現。
雖然文言文有不提示而轉換主語之例，但本章上句說心志堅平，下句說威儀可觀，同類相承，文氣未斷，不轉換主語也可以甚至更好，因此以為魯詩說此句稍有瑕疵。另外，魯詩說作者貴為國君夫人，猶不說自己「威儀棣棣」而要轉主語說衛君臣，（其實說詩人自己也可通啊），相比之下朱熹說作者亦為夫人，可能是一般夫人，可能是國君夫人，卻講自己「威儀棣棣」，在把握禮節的「中庸」上，似乎不及魯詩說。
第四章。「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毛詩說解為仁人憂心，被朝中小人所怨恨。魯詩說解為「此群小謂衛諸臣」。朱熹說解為：「言見怒於眾妾也。」毛、魯二家詩說合情合理，而朱熹說則顯得有點誇張，令我等現代人難以想像：三妻四妾已經覺得很多了，這裡還達到了「群」的數量級，而且還顛覆了後宮互相勾心鬥角的印象，同心協力加害於作者，也實屬難得一見。晁福林教授在《讚美憂愁》一文中提到「群小」一詞歷來指奸臣，從無解作眾妾的，我以為甚是。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毛詩說解為受侵侮於小人。魯詩說解為受齊兄弟、衛君臣之侵侮。朱熹無解說。此句接上句意思易明，各家解說亦合理可通，並非爭論點所在。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毛詩說孔穎達疏曰：「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魯詩說王先謙說：「貞女言審思此事，寐覺之時，以手拊心，至於擘擊之也。」朱熹無解說。毛、魯義相近，只是個別字眼訓詁不同，無礙大意，意思易明，各家情理可通，並非爭論點所在。
第五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毛詩說鄭玄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謂君臣之道失。但鄭玄這種解法，「君道當常明如日」，莫非臣道當虧盈如月？這要勉強解釋才可通。
不如解日為陽象，月為陰象，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與《易》義相同，本句釋為君臣陰陽互補相承之道失。但這樣解難有鄭玄「則日如月然」之意，可見鄭玄的解法有優有劣。不過這樣逐字去解釋「日」、「月」是什麼意思可能有點解釋得過了頭，很可能作者只是想表達一種「天理何在？！」的感情。
王先謙此句用韓詩義，解為「日月更迭而隱，人所共睹，惟窮居苦節之婦人，終身晦闇，若天日所不照臨，故言日月胡常如微隱而不見，韓義較毛為優矣。」韓詩「迭」字作「」，解作常。這個解釋緊扣貞女守節的主題，而且很出人意表。既然是貞女自覺守節窮居，如果禮節真的定得那麼死的話，那麼晦闇不見天日不是早就該預計到要承受的事了嗎？
又為何使用「胡」這樣的疑問語氣？明知故問有加強感情的效果，這樣表達的是嘆守節艱苦的感情。但有人可能會說節是你自己要守的，沒人逼的呀，還巴不得你改嫁呢，現在窮居苦節又有什麼好抱怨的呢？對於這個問題，雖然有寡婦實在不喜歡求婚者這種可能，但按魯詩義，恐怕還是解釋為縱使艱苦，但為了道義，一定要堅守貞節這樣符合一點。
但前文一直沒有提到這種感情，有這裡這樣解釋的背景再回看前文，才發現前文中的「憂」可以兩解為一是憂被迫改嫁，二是憂守節生活艱苦；而且看到下文「不能奮飛」句也可以解釋為守節生活艱苦，想擺脫這種生活，但為了道義，一定要堅守下去，所以「不能奮飛」。
朱熹說：「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朱熹的解釋有抄襲鄭玄的成分，但最讓人莫名其妙而且惱火的是，本來朱熹的詩旨說被認為是最平民化（只是猜測過為庄姜所作，而無強調其貴族身份）、最有平凡實在的感情（寫一個妻子被變心的丈夫拋棄，「婦人不得於其夫」）的，但在全詩末章這個感情爆發的地方卻竟然是在憂愁「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正嫡」這樣的事，與愛情、親情等等感情全無關係。
再反觀朱熹全詩的解釋，發現原來從無一處涉及感情事，看來在朱熹眼中丈夫拋棄妻子這樣的事情，最該受質疑和譴責的不是感情方面的問題，而是禮儀規矩尊卑的問題，明白到原來視其為怨婦詩從感情方面來解讀多是「五·四」之後以文學看待《詩經》的結果。《毛詩序》說「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朱熹這裡只見禮義不見情，也可以說是有點捨本逐末了。當然，從魯詩/韓詩和朱熹的詩旨出發，也可以將這句簡單看作「天理何在？！」的哭訴，也各能解釋得通。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毛詩說鄭玄箋說：「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純粹是一個比喻。魯詩說王先謙說：「衣久著不澣，則體為不適，婦人義主潔清，故取為喻，《葛覃》『薄澣我衣』即其證。此正女功之事，非男子之詞。」朱熹說「至於煩冤憒眊，如衣不浣之衣」，亦為比喻。本句意義無甚爭議，爭議所在是關於作者性別的問題，這個下文再談。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詩說鄭玄箋說：「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孔穎達疏箋說：「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不忍，詩中同詞卻是「不能」，似乎有些偏差。竊以為有另一種可能，即「奮飛」指有所作為，「不能奮飛」則是因為君不受己志而不能有所作為、有所貢獻。
魯詩說王先謙說：「貞女志不還齊，故不必入國而竟入。今欲返國，衛君臣亦不止之，祗以既為國君夫人，越竟即為非禮，雖欲奮飛，義不能也。」有個小問題，為什麼當初不必入而竟入，現在又要走呢？而且衛君臣也算通情達理了，想走就走，（但原來不是想逼婚的嗎？）反而顯得詩人是太拘泥於禮教了，有點禮教吃人的味道。朱熹說純屬翻譯。可以看出，魯詩說也是雖然事關男女夫婦，但從頭到尾都只涉及禮教問題，不過魯詩說從詩旨開始就明說了這是一個禮教問題，而沒有考慮到感情方面的問題。
逐句的分析完畢，以下從整體、詩旨的角度來分析，比較毛、魯、朱熹三家詩說。
關於詩旨的爭論，最基礎的莫過於作者性別的問題。毛詩說沒有特別說明作者是男是女，默認是男性；魯詩說、朱熹說認為作者是女性。魯詩說王先謙特別提到作為女作者說的證據的地方有：「微我無酒，以敖以游」句，王先謙說：「《泉水》、《竹竿》皆言出遊、寫憂，合證此詩，明飲酒遨遊，婦人所不諱，詩又設想之詞耳。」這是從消極方面辯護。又「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句，王先謙說：「此正女功之事，非男子之詞。」
這是提出一個正面的證據。但「如匪澣衣」是「像沒有洗過的衣服」而不是「像沒有洗衣服」（按《毛傳》：「如衣之不澣矣」，和王先謙：「衣久著不澣，則體為不適」）。「洗過的衣服」這個偏正短語主體是「衣服」，「洗衣服」這個動賓短語主體是「洗」。如果說「洗」是「女功之事」，那麼「衣服」則應該與男女之分無關，雖然男女所穿的衣服不同，但總歸要穿衣服的。如果這個比喻是「像沒洗過的衣服」，那麼如何能分得出男女呢？
而朱熹關於作者性別的說法，他在《詩集傳》中說：「《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但在具體詩句的解說中沒有說明哪句可以體現出「辭氣卑順柔弱」，顯得有點虛無縹緲。詩中這些地方「辭氣卑順柔弱」、顯示出女性氣質：比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訴，逢彼之怒。」回娘家訴苦（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這比較像女子的做法。又比如「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這樣的曆數自己辛酸的語句似乎也有在《詩經》中其他確認為女性作者的詩中出現，比如《衛風·氓》，也像女性口氣。其他的地方我也沒看出什麼來。比如「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這句如果是表現堅貞愛情的話，這句也很有女性口氣。這個意見顯然支持了朱熹。總體上來說，如果沒有特別說明的話，會默認其作者為男性；如果有人認為作者是女性的話，我也會覺得可以理解。
關於三家詩旨，毛、魯兩家有源遠流長的學派、淵博的大師為其注釋，而且他們每句都會聯繫詩旨解釋，相當嚴謹。起碼就這首詩來說，只要不是從一開始就抱著抗拒的心態、站在某種擁誰倒誰的立場上的話，可以發現這兩種詩說都能自圓其說，都有其道理。
朱熹以一己之力（王先謙也是一個人，但他是輯佚，集的是先人的成果，而且說到訓詁考證這些小學功夫，朱熹遠不及王先謙）提出一種新詩說（主要是不像傳統經學那樣有對前人的重重考證），必定比不上毛、魯兩家嚴謹，從前面的逐句分析已經看到有些地方的解說有些勉強，不過總體上仍有其價值，因為他開創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經學解釋的內容與風格，能帶來一些啟發。
毛、魯、朱熹乃至於竹簡《詩論》、齊詩說對《邶風·柏舟》的解釋大相徑庭，但他們畢竟是在對同一詩篇進行解釋，有能共通的地方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鄧荃能糅合毛、朱熹二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我們能看到，作為全詩中心的「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一句所表達的堅守之意各家共通；竹簡《詩論》一個「悶」字也表達了各家解釋中不得己志的情緒。考慮到作詩之義不可考，而編詩、說詩之義意在傳承禮樂教化，背後是政治思想的表現和政治教育的意圖，那麼毛詩說比較高明一點。毛詩說直接談論了一個政治問題，而且反映了《詩序》中「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這種政治運行的方式以及其背後所蘊藏的世界觀。而魯詩說和朱熹說僅涉及到禮教制度問題，魯詩說涉及到關於諸侯的禮教制度，朱熹則僅涉及一般家庭的禮教制度。
毛詩說較好，魯、朱熹說能起到何種補充作用？清代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中說：「又按古者臣之事君與婦之事夫，皆以堅貞為首，故《邶》詩以柏舟喻仁人，而《鄘》詩共姜亦以柏舟自喻。」中國古代一直有以男女喻君臣的傳統，這可能是從《周易》《乾》、《坤》二卦而來的，屈原的《離騷》和《九歌》、《九章》的某些詩篇都是很好的例子，順帶一提，屈原也曾同「洗衣服」或「洗好的衣服」來比喻品德，由此可見關於洗衣的比喻不一定出自女性。實際上《邶風·柏舟》和《離騷》從主題到手法都很相像，很可能是屈原受到過《邶風·柏舟》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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