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精神分析在中國協會的新發展

最新 04-15

報道人：ANDRéS RASCOVSKY

主持人：TERESA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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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專業人士、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期待著中國作為「沉睡的巨人」的覺醒，就像拿破崙曾經提到的一樣。精神分析運動的成員們意識到，在中國普及和發展精神分析是非常困難的任務，本文試圖提供初步的觀點。

在邀請小組成員出席會議之前，主持人從1995年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實踐經驗表明，2005年作為IPA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十年，已經在整個地區掀起了連鎖反應。

精神分析是一種跨文化的學科，其國際論述和實踐在中國協會中面臨著新的挑戰。儘管對這些新的相遇和發展仍需大量的研究的支持，但精神分析永遠不會失去它獨特的和隱喻的特徵。這是對中國思維的一種創造性的融合和啟發的動機原則。

AIf Gerlach發表了一篇文章是《精神分析，對中國文化的啟發？》。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使用的心理治療方法都以行為療法或支持性技術為導向。這些技術基於中國的傳統模式，即不把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透露給一個陌生人，也不開放地談對性的慾望。這些文化模式更傾向於承認恥辱，而不是去感受內疚，阻礙了向內的心理治療取向的發展。

首先，Gerlach討論了革命前中國的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西醫是由基督教傳教士在19世紀引進的，並於1898年在廣州開設了第一家精神病診所。在1935-1939年間，出生於中國、在美國接受精神分析訓練的精神病學家戴秉翰（Bingham Dai）醫生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但在日本佔領北京後被迫移居美國。

Adolf J.Storer是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一名成員，他因納粹迫害逃到了上海，並開始發表德語雜誌《Gelbe Post》，但他也在1939年因佔領而移居國外。

在1920-1949年間，弗洛伊德的思想致力於解釋社會的動蕩和人對於文化的不適感，在哲學、文學和批評中被廣泛接受。

第二，Gerlach提到了於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的接受情況。初期革命導致的藥物濫用消失，防止藥物濫用成為主要目標。

精神病學源自辯證唯物主義和巴甫洛夫的思想。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76年，西方精神病學的方法被徹底地拒絕了。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對外開放引發了一些心理治療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中德心理治療的連續進修培訓項目成立(1997-1999)，在上海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專業人土提供心理動力課程。

與此同時，主持人一直在包括北京在內的幾個中國城市教授和培訓專業人員，隨後其他分析師也紛紛效仿。

最後，Gerlach回顧了他在德國和中國兩地的中國病人的經歷，在德國參與者每周接受治療，並包括督導和個案報告研究，這與上世紀90年代的情況有明顯的不同。

他強調，精神分析思想不僅能夠在臨床應用的背景下提供精神治療技術，同時也可以符合中國的思想生活。蔡俊宇作為台灣精神分析發展中心（TCDP）的代表，報告了《中國協會當前的精神分析：台灣新發展》。

在台灣的地理和歷史資料背景下，蔡博士總結了他在上世紀70年代的精神分析經驗。在那時，弗洛伊德、阿德勒和榮格的首批翻譯出現，接著是一些新弗洛伊德主義作家的文章，如埃里希·弗洛姆和卡倫·霍尼也陸續出現。在此之後，有大約20年的停頓。

然而，作為精神分析種子的動力性精神病學，自1950年就植根於台灣的精神分析之中，仍在國立台灣大學醫院精神科得以傳承。1987年戒嚴之後，講習班和培訓課程開始流行起來。1997年2月，精神分析小組「思考」成立，它是TCDP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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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博士領導了這個小組，直到1998年7月他去倫敦學習和接受分析，再由劉家昌博士接替，劉博士在1999年也跟隨蔡博士來到倫敦。楊明敏博士也對小組有重要貢獻，他在巴黎學習了精神分析學，並申請成為法國精神分析學（APF）的候選人。

另一名成員是西雅圖精神分析學會的候選人，其他成員當時則在國外接受一些培訓。蔡博士指出，從2003年起，在主持人的協助以及D. Widl?cher教授的倡導下，台灣於2004年3月在新奧爾良提出申請成為IPA協會中心。2004年11月，TCDP作為台灣一個致力於精神分析發展的非營利性機構正式成立。

蔡博士總結了該機構的教育目標，重視主要由資深成員和邀請的IPA分析師領導的理論教學以及臨床研討會和課程。主持人在2004年4月主持了中心的開幕式活動，並於2005年1月訪問了該中心。一名APF的候選人Gilberte Gensel（巴黎）在2005年至2006年期間加入了中心的初始活動。該中心邀請的高級分析師中有Daniel Widl?cher和Hélène Trivouss-Widl?cher。蔡博士說，精神分析已經啟發了知識分子和臨床醫生30多年，現在已經融入了台灣文化。

張天布發表了是題為《駐相與阻抗——中國文化中的精神分析學心理治療與禪宗參悟》。他討論了兩個平行的現象：精神分析的阻抗和駐相（字面上的意思是上香祈禱）在禪2宗的實踐中。

作為接觸過精神分析和禪宗的理論和技術的中國臨床醫師，張試圖將歷史和形而上的思想和實踐相結合。

張認為，禪宗和精神分析在實踐中都是「結構性的關注」，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格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師使用不同的技術來幫助病人克服阻抗。而在禪宗中，通過使用諸如「公案」（禪師告訴他的弟子們的傳奇故事），可以通過隱喻的對話來達成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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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代開始，一些禪宗的概念已經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從佛教中借用概念的道教形式。冥想是觀察世界的方式：思想只在頭腦中流動，而不留下痕迹。張把「駐相」描述為一種僵化的認知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有意識的病人因為幾種防禦機制，思維固著在了某些概念或形式上。

陷在駐相狀態中時，病人無法自由聯想、憑經驗生活或整合他/她的思想、感覺、情緒和情感。張在簡要地將禪與一些主要的精神分析趨勢進行比較後，研究了「公案」的意義。

他強調，在禪修實踐中，隱喻常被用來幫助信徒達到覺悟或啟發。這些「公案」或傳說中沒有確定的答案，也傳遞了禪宗的共識。在精神分析中，一些無意識的內容可以被提升到意識層面。治療中的阻抗和禪修中的駐相都是與頓悟或覺醒有關的現象。禪宗思想可以幫助克服科學治療中冷漠的理性主義，使其更人性化、更自然、更生動。

隨後熱烈討論了父親的角色以及與母親的不同地位和關係。此外，還討論了家庭作為永續基礎的重要性。西方人與東方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也有評論認為與猶太基督教發展相關的罪惡感的重要性與中華文明中的超越羞恥、尊嚴和榮譽相對應。最後要考慮的是親密關係的意義，這在東方關係中是與西方非常不同的，而它是如何影響精神分析的設定也同時被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