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跟隨四野南征北戰的日本籍醫護人員

原標題：揭秘跟隨四野南征北戰的日本籍醫護人員

本文摘選自劉統 著 《歷史的真面目》 華夏出版社

在四野醫院工作的日本醫生、護士（歷史圖片）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怎麼會有日本醫生、護士呢？作者在查閱解放戰爭歷史檔案時，發現第四野戰軍（以下簡稱「四野」）中有日本醫生、護士的記載，覺得好奇，於是開始了長時間的採訪和研究。2000年，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高恩顯先生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及《資料選編》，由人民軍醫出版社出版。書中以豐富的史料，揭示了這個秘密。

抗戰勝利後，蘇聯紅軍佔領了中國東北。當時國民黨軍隊遠在大後方，鞭長莫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根據地則貼近東北。面對這個歷史機遇，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迅速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及各根據地組織10萬大軍，向東北進軍。

萬事開頭難，東北老百姓對共產黨不了解，部隊所到之處得不到群眾支持。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給中央的電報說：部隊處於「七無」的困難境地，「無黨、無群眾、無政權、無糧、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各地部隊進入東北時，只有戰鬥部隊，後勤人員很少。醫務人員奇缺，有的連隊甚至連一個衛生員都沒有。千里長途行軍，進入東北後又得不到休息和補給；還要打土匪，和國民黨正規軍作戰，傷病員成了大問題。東北軍區衛生部長賀誠回顧初進東北時期的情況說：「在這個時期，我們有些部隊一到東北就打仗，有的甚至於還沒到東北，就開始打仗了。部隊是從各地來的，但衛生人員來的卻很少，沒有一個整體領導的東北衛生部。當時在山海關、錦州、營口等地打起仗來，各師旅的傷兵總是要往後送。傷兵送來，當時人少、葯缺，但是傷兵不能不接收，因此我們不能不利用敵偽的舊醫院。各種人員大都是就地爭取的，現找藥品找材料」，「群眾對我們的認識不高，土匪、特務到處活動。在南滿我們撤出了城市之後，醫院都不能有安定的地區。冀察熱遼部隊在撤出錦州時，醫院800餘名傷員坐著擔架，騎著毛驢，亂鬨哄地爬山越嶺，後面還有敵人在追。這種狀態， 抗戰中都很少見，當時的混亂情況即可想而知了。」

接收偽滿地方醫院時，八路軍幹部發現：在東北地區， 醫生、護士屬於高等職業，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中國醫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規，大量徵用日本醫生、護士。原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黨委書記徐科是當年衛生部的幹部，他回憶：「1946年3月蘇軍撤退後，高崗帶領我們去接收哈爾濱。我受衛生部孫儀之部長的領導。哈爾濱霽虹橋附近有市立第一醫院，我去當軍代表。孫部長給我的任務是留用日本醫生。當時日本人遣返有名單，上面寫著職業。根據名單一個個驗明身份，才讓他們登上回國的火車。我們在火車站和收容所按名單找人，開始是留醫生，後來留護士，最後凡是壯年男子都留，當擔架員和勤雜工。日本醫生不願意留下，就躲藏起來。有個婦產科醫生，藏在馬家溝中國人家裡。我得知情況後換了便衣，裝成家裡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來。還有一位泌尿科醫生向醫院請假逃了，我們到後方把他找回來。當時我們按名單留用，到處打聽日本醫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們留下來，集中後分配到各部隊醫院。」

這些日本人為八路軍工作，當初是出於生計上的考慮。日本投降後，蘇軍接管了日本人的產業，將工廠設備拆運回國，又剝奪了日本人的房屋財產，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高橋貞夫回憶：「那時我在安東市，邊做豆腐邊上街叫賣，其中的辛酸令人無法想像。1946年春，來了穿著制服的軍隊。一個指揮官模樣的人給我們講話，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後他又說希望我們能給他們幫忙，工作是抬擔架運送傷病員。我們在部隊首長的帶領下，穿上發給我們的新服裝，並放開肚子享受了一頓美味的飯菜，懸著的心放下了，當時我意識到只有走這條路才能生存。」就這樣，高橋等人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成為第29後方醫院的護工。他努力工作，後來被提拔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幹事。

東北初期的局勢對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戰後， 林彪的隊伍退過松花江。戰爭形勢的困難和生活的艱難，使部隊的士氣很受影響。醫院的情況也比較混亂。新井侃醫生是在本溪被徵用參軍的。當時本溪的六家醫院全部被八路軍改編為後方醫院。八路軍傷兵對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醫生、護士也有僱傭思想，造成醫患關係緊張。新井侃回憶：「那時聽說在第一後方醫院，輕症病人也叫護士端洗臉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飯端葯等，每一個重症病人都要一個護士看護，並聽說如果得罪了傷病員就要挨皮帶抽。」工作勞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醫生、護士情緒低落，多數都想回國。

日本醫生、護士（歷史圖片）

東北民主聯軍政委羅榮桓得知這些情況，非常重視。戰爭需要醫生、護士，必須制定政策，讓他們安心工作。衛生部長賀誠以東北民主聯軍衛生部的名義，於1946年9月9日發布了《關於目前緊急工作任務的指示》，簡稱「九九指示」。這個指示強調要團結關心日本醫生、護士，並規定了具體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對日本醫務人員的政策，首先是糾正「左」的偏向，「認為這些日本醫務人員是戰敗的俘虜兵，於是常以錯誤的態度去對待他們，要他們工作時則一味地用強迫的辦法，有的不要他們工作（如病人反對日本人給看病），對於他們的生活不給予照顧，人格不予以尊重，技術不給以重視，結果使得日籍醫務人員離開」。為了讓日籍醫務人員在工作中比較安心，認真負責長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們做一個守本分的工作者。為此，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規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顧他們的生活。日籍醫務人員來到我軍工作後，有的醫院對他們生活照顧較好些，他們即安心，否則便要求脫離。因此，在供給標準以內，應使日籍醫生及家屬的伙食與我軍醫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飯，在可能時使得他們能吃日本菜。津貼要按月發給，欠薪單位要從速補發。遇有家庭困難多之技術人員要注意照顧，如有的醫生家眷需要來的，儘可能接她們來院同居。日本人之間的婚姻，在不妨礙工作的原則下一般是允許的。

第二，尊重他們的人格。允許他們保持某些民族習慣， 以和藹誠懇的態度對待他們，反對打罵日本人。

第三，重視並提高他們的技術。日本醫務人員的技術好，應當重視他們，虛心向他們學習。

這些政策體現了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對日本醫務人員的關心和照顧。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共產黨的幹部每個月只有幾元錢津貼，但要保證日本醫生、護士拿原來的工資。共產黨的幹部結婚，組織上有嚴格規定，叫「二五八團」。戰爭期間，家屬是不能隨軍的。相比之下，日本醫務人員享受的待遇要比共產黨的幹部優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產黨幹部和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逐漸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後方醫院工作的女醫生野口回憶：有一次，部隊改善生活，吃紅燒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著。中國戰友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說出原因。醫院領導非常重視，把炊事班長叫來嚴肅批評。班長難過得要流淚，連連道歉，問野口吃雞蛋行不行。院長帶著炊事班長到老鄉家裡買雞蛋，給野口做了雞蛋炒飯。野口捧著香噴噴的米飯，心裡感受到軍隊大家庭的溫暖。元木和男是29後方醫院的炊事員，他想回國鬧情緒，在米飯里摻沙子，傷員們憤怒地要打他。司務長問明情況，嚴厲地批評了他，但並沒有予以懲罰，而是讓他重新做飯，挽回影響。共產黨員對他的教育和幫助，使元木改變了僱傭思想，努力工作，被評為模範工作者，並被提升為醫院的事務長。他說： 「我被調到院部從事會計和出納工作，一干就是幾個月。在我們住的土房子里，隨地堆放著裝有幾百萬元鈔票和銀圓的麻袋，擔任警戒任務的只有我和一名少年。武器只是兩條自動步槍。劉院長把這麼一項重要工作放在我這個日本人身上，信任的程度可想而知。」

解放軍幹部艱苦奮鬥、處處模範帶頭的作風，對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部隊里的民主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都使日本人感到新奇，比起日本軍閥的殘暴專橫，有天壤之別。他們漸漸與中國戰友融為一體。在三年解放戰爭期間，這些醫務人員跟隨第四野戰軍，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廣西，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7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發起「三下江南」戰役，第6後方醫院的松本大夫表現突出，被記了一大功。衛生部《健康報》5月20日刊登了《六院突擊治療中的松本大夫》，報道： 「在突擊治療開始不久，就發覺不論傷員和工作人員，都異口同聲地說：松本大夫好。松本大夫除了正式治療，每天去病室好幾趟。不管怎樣忙，治療後，至少能保證去看一遍。有的傷員說：『他做完了手術，穿著帶血的衣服，還來病室看我們。』最令人感動的是17師49團政治指導員徐光忠，因負傷過重，施手術後，當晚松本大夫守候了一夜未睡覺。這件事情傳出後，不但感動了全體傷員，並教育了看護員。」

遼瀋戰役中，第34後方醫院從吉林通化行軍到遼寧北票，率領外科手術隊的是醫學博士今川知和醫生。攻克義縣後，第一批傷員就送到醫院。義縣的傷員剛處理完，攻打錦州的傷員又下來了。兩個月內收治了三千多名傷病員，而醫院的工作人員不足500人。醫院分散在十幾個村子，醫生、護士查房和換藥還要騎馬。空中敵機襲擾，地上狼群威脅，全院沒有一個人叫苦叫累的。今川醫生和手術室的同志連續十幾天不下手術台。內田護士長几次為傷員輸血，累計千餘毫升。山本護理員由於日夜工作過於勞累，一次在打飯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發現時，她的棉衣已凍在地上，用十字鐵鎬把她刨起來，還直抱歉耽誤了傷病員開飯。

東北解放後，第四野戰軍入關。第10後方醫院的淺野芳男醫生從北滿的克山南下到錦州興城，隨第39軍行動。部隊徒步行軍，每天走四十多公里。頭一天，淺野穿著沉重的日軍皮靴，累得筋疲力盡。第二天穿上部隊發的布鞋，走起來輕便多了。淺野醫生和解放軍戰士一樣，吃小米、青菜等大鍋飯，腰裡掛著搪瓷缸，用來吃飯、喝水、刷牙，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經過這次長途行軍，淺野完全融入到解放軍隊伍之中了。

平津戰役中，第29後方醫院先後收治了四千多名傷員。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前方傷員無法在白天往下撤，傷員到醫院的時間多在晚上。醫護人員嚴陣以待，只要傷員一到，立即進行檢查和分類，或送進病房，或立即手術，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們有時實在太困了，就靠著牆根打個盹，醒了後繼續干。他們的工作不僅有序，還創造了一些新方法。傷員多，消毒敷料供不應求，消毒員岩本自製了土高壓消毒鍋。在空汽油桶上安裝密封式高壓，高壓滅菌一次只需30分鐘。解決了換藥、手術的敷料問題。為此，岩本立了大功。

四野南下進入湖南，酷暑季節使得大量病員得了瘧疾、痢疾、中暑等疾病。很多日本醫務人員都是帶病堅持工作的。江南的蚊子十分厲害，被它叮過就會患上瘧疾。元木光子護士回憶：「在南方工作時，無論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幾乎都得了瘧疾，看護患者的人手不夠，發燒38度以下的人都不準休息，只好搖搖晃晃地拿著注射器工作，酷熱的夏天裡卻冷得直發抖。由於藥物的副作用，臉、身上都變成了黃色。」

回首6年參軍歷程，日本醫生、護士用雙腳從東北走到華南，行程萬里。第29醫院司葯鈴木雅子將她們從參軍到南下的行程繪製成地圖，真實地體現了她們的戰鬥歷程。隨解放軍進行的萬里長征，給他們留下了太多的回憶。在漫長的征途中，他們贏得了中國戰友的尊敬，他們與中國戰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解放戰爭中，許多日本醫生、護士以勤奮的工作，立功和獲得了上級的表彰。他們在戰鬥中救死扶傷，多次為解放軍傷員輸血，精心護理，將大量傷員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他們的功績贏得了中國戰友的尊敬。1950年3月，四野13兵團後勤部舉行慶功大會，百餘名在兵團各醫院工作的日本醫生、護士榜上有名，記大功的今川博士、中島護士的事迹作為典型刊登在《功臣專刊》上。東北野戰軍中的日本醫護人員與中國戰友一樣，參加解放東北的幹部戰士榮獲一枚「解放東北紀念章」；參加解放平津、華北的同志榮獲一枚「解放華北紀念章」；參加解放華中（中南）的同志榮獲一枚「解放中南紀念章」；參加解放海南島和西南的同志榮獲「解放海南島紀念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參軍的同志還榮獲「勝利獎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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