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除了產能過剩，中國經濟還應關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

對當前的中國經濟，大家有共識的是，經濟發展已經由緊缺階段進入了相對過剩的階段。其中有供給方面的問題，即有效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但是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比如說降成本，其實空間已經很小了，[1]降成本過程是不同部門的收益重新分攤，製造業成本下降，上游企業提供資源、提供資金的收益，包括政府的稅收，都會受到影響。有效的供給改革是以能夠激發潛在需求為前提，包括推進創新與結構性調整，根本上是因為激發了潛在的需求。

中國經濟發展更長遠的挑戰是有效需求不足。我們現在面臨狀況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本因為追逐利潤而去生產，它的本性驅使它不斷地積累資本擴大生產，隨著生產率越來越高，需求的速度遠遠跟不上，所以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說生產過剩，造成利潤率下降，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觀點，馬克思說：「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2]資本的複利式的無限積累與有效總需求的有限擴張是矛盾的。

2016年11月17日，江蘇連雲港市贛榆港碼頭工人在吊裝外運鋼材。 （圖:司偉 / 東方IC）

資本無限積累特性會導致持續性的產能過剩與生產過剩，並進而導致資本投資回報率持續的下滑。亞當·斯密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增加，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資本的競爭加劇，資本產生的利潤必然減少。[3] 大量的經驗研究支持資本利潤率下降的觀點。根據布倫納計算G7的凈利潤率從1950-1970的26.2%，下降到1970-1993的15.7%。[4] 2001年美國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率處於戰後最低水平。[5]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也都觀察到同樣的趨勢。[6]

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方式來突破有效需求邊界，包括發動世界大戰、進行產業轉移，也包括在虛擬產業中追逐更高的利潤等，最根本是依靠創新。但創新也有一個瓶頸，大家可以看到，創新的周期越來越短，一個又一個新的產品出來，市場馬上又被填補，而其創新進一步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未來我們和歐美國家一樣都會面臨有效邊界不足的瓶頸。

二、需求側的「六駕馬車」

經濟學告訴我們需求就是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而這裡可以增加一個維度，將私人和公共分類。這樣，三駕馬車會變成六駕馬車：公共投資、公共消費、全球公共品，企業投資，私人消費以及出口。（見表1）

在新的分類框架下，我們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潛在的需求尚未得到有效地供給，可以利用市場優勢與社會主義優勢加以充分挖掘並轉化為現實的需求，從而支撐中長期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投資需求空間，包括基礎設施的升級，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公共衛生、教育、生態環境、國防、水利等各方面投資都還有很大地欠賬。同時，公共投資也會拉動私人企業投資需求的增長。

在公共消費領域，除了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大量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滿足。在私人消費領域，由於貧富差距較大，大量的中等及以下收入人口的消費需求並未得到有效釋放。在全球範圍內，佔世界百分八十人口的南方國家，仍然需求潛力巨大，而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給失靈問題突出。

潛在的巨大需求由於消費需求與購買能力在人群不匹配，長期需求與短期收益不匹配，公共需求與私人利益不匹配，使得其難以轉化為現實的有效需求。歸根結底，是由於資本追逐利潤的生產方式，從而束縛了生產中人的槓桿與物的槓桿的結合，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匹配。

這就需要我們利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複合優勢，將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持續擴大總需求，應對市場經濟帶來的長期利潤率下降的危機。

三、新鳥籠經濟

改革開放後，陳雲同志提出了「鳥籠經濟」的設想，經濟要搞活，就好像鳥兒要飛，捏在手裡就死了，但是要有個「籠子」，不然鳥就飛跑了，他說的「籠子」就是計劃指導。

我在新書《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的四個三十年》中提出一個看法，參考鳥籠經濟的思想，可以建立一個「新鳥籠經濟」機制，針對有效需求不足、公共品增大的趨勢，根據公共品、混合品與私人品的性質不同，實現市場、信息、計劃機制結合，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的結合，利潤導向與需求導向結合，自由競爭邏輯與共同體邏輯結合，發揮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複合優勢，以創造比自由市場機制更持續的增長機制。

激發潛在的公共投資並不是簡單地依靠投資刺激經濟，不是靠政府舉債拉高槓桿率然後拓寬投資渠道，而是建立一個國家與市場的金融共同體，來激發潛在需求。目前，由於市場失靈阻礙了市場資金與公共投資需求的結合。一方面，市場的資金還是比較充裕的，但是缺乏投資與獲利的機會。另一方面是對公共投資又由於投資周期長、外部性強、不確定性強，私人資本不願意進入。

金融創新實際上可以在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構建國家與市場金融共同體。例如，復旦大學的史正富提出的方式，設立擔負國家戰略使命的准市場型戰略投資基金體系。由央行與國家財政提供引導基金，形成國家戰略引領、國家資金帶頭、多元資本混合的長期投資基金。這種基金在中、短期難有回報，在長期具有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7]

史正富老師資料圖

激發潛在的公共消費需求，同樣需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優勢。

首先，需要探索個人、集體、國家共同體的民生品提供機制。原有的單位體制解體之後，本以為社會化的組織力量來形成民生問題的解決機制，但是實際上是原子化的個體被拋入到市場的洪流中。在過度市場化的環境中，隨著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上升，作為勞動者的個體，無論如何努力，已經無法靠個人力量來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廣泛探索共同體的解決機制。

第二，堅持民生領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是，收入越來越高，但生活卻還是感覺壓力巨大。根本上是由於住房、醫療等民生基本品領域的過度商品化、甚至金融化，民生品是極低價格彈性的必需品，民生領域不能作為一個產業來做，而是要堅持民生領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實上，在這些領域需要推進的改革是去市場化，回歸公益性的改革。

第三，探索基於使用價值的民生品配給制。實物配給制固然有其問題，但是也有其優點，就是回歸商品的使用價值，從而避免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背離。

北京的二手房十幾年市場價格翻了十幾倍，但是從使用價值上基本沒有變化，其中有大量尋租空間。中央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核心就是住房要回歸它的使用價值。探索基於使用價值由共同體共同承擔的民生品配給方式，將使得大量的尋租泡沫擠出，以住房為例，如果對於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條件，採取實物配給制的方式供給只允許使用不允許交易的共有產權房，由於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實際不高，就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實現「居者有其屋」的中國夢。

最後，探索非貨幣化的基本公共消費制度。可以嘗試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費制度，設立基本消費的衣、食、住、行場所，網路購物也設置基本公共消費區。公共消費還包括公園、健身設施、圖書館、博物館、公共社交場所的免費開放與提供。

創造性恢復票證制度，每個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額領取基本公共消費券，不能兌換現金，該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費區使用，同時公共消費區的商品禁止用貨幣購買，這種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經濟、社會服務積分結合起來，避免成為養懶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將消費券捐贈或者轉讓（換取社會服務義務的免除）給窮人使用。通過基本公共消費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論貧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貨幣化的方式得到滿足，又可以釋放巨量的社會需求，提高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為經濟發展創造機會。

總之，我國的市場經濟探索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市場經濟嘆為觀止的財富創造能力與叢生的弊病，中國人已經目睹與體驗，中國既沒有條件像美國一樣成為金融帝國來轉移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國因產業空心化而進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會主義固有優勢，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升級到2.0版本，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能，推動經濟發展更加協調和健康。或許，我們可以借鑒陳雲當年的智慧，把它稱為「新鳥籠經濟」。

[1]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7年的降成本調研發現，在約1.5萬家被調研的樣本企業中，2016年每百元營業收入中的營業成本額為76.33元，比2015年下降9分錢，比2014年降低約4毛3分錢，樣本企業成本略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686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

[3]亞當·斯密：《國富論》，47-53頁，商務印書館，2005年。

[4]羅伯特·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第5頁，中國人民出版社，2016年。

[5]《布倫納認為生產能力過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蔣宏達 張露丹 譯。

[6]例如：皮凱蒂的數據也表明在英國與法國平均資本利潤率從二戰後的超過10%大幅度下降到2010年5%左右。但是可能這一結果令他困惑，他又計算了資本的純收益率發現從長期來說只有微弱的下降，只是從十八、十九世紀的4%-5%，下降到現在的3%-4%。（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205-206頁，210頁，中信出版社，2014年。）

李民騏和朱安東測算了美國私人部門的（平均）利潤率。他們認為：19世紀中期以來，美國的利潤率一共經歷了四次長波。1869—1897年間的平均利潤率為17.5%，1898—1940年間的平均利潤率為13.0%，1941—1982年間的平均利潤率為11.9%；1983—2000年間的平均利潤率為12.7%。（李民騏、朱安東：《當前世界的基本狀況與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5期。）

謝富勝和李安參照韋斯科普夫、亨利和貝克爾等的分析方法對美國的利潤率進行了測算，其結論是1975—2008年間美國利潤率平均值為8.35%，中位數為8.53%，分別低於1952—1974年間的平均值10.61%和中位數10.53%。（謝富勝、李安：《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動態：1975—2008》，《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由於數據和衡量方法的不同，對於利潤率長期的趨勢評價還是有爭議的，也有的研究指出這種趨勢還比較微弱。

[7]史正富：《用結構性投資化解結構性產能過剩》，《經濟導刊》2016年2月。

《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三十年》，鄢一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該書提出了六對辯證法（實踐知行：處理好摸著石頭過河與理論指導的對立統一；群眾路線民主：處理好人民民主與黨的領導的對立統一；總體階級：處理好鬥爭與團結的對立統一；融合經濟：有效處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對立統一；駕馭資本：實現經濟建設中心與上層建築變革的對立統一；自主性開放：實現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對立統一），以處理革命與執政，前後三十年的關係，這六組關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六組基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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