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究竟為什麼失敗？

最新 04-15

在近代的中國，洋務運動可謂是一個新生事物。

在當時，洋務，又稱夷務，泛指包括通商、傳教、外商等在內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關的一切事物。

洋務運動則不同。

它是指清政府為了挽救統治危機、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場以引進西方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技教育為主要內容，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自救運動，體現了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進官僚士大夫們應付歷史變局的一種抉擇。

恭親王奕訢

想當年，雄才輩出，一時蔚然風氣。在中央，恭親王奕訢向朝廷獻上了洋務運動的總綱。在地方，湘軍大帥曾國藩、左宗棠，淮軍領袖李鴻章等人積極進取，先後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新式軍事工業與民用企業，創建了新式的海陸軍。一時間，同治中興，大清國出現了起衰振興的氣象。但曾幾何時，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甲午一戰，湘淮同悲，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命耶？數耶？抑或人事耶？晚年的李鴻章，在寂寥中經常地反思這一問題。

守舊勢力的阻撓

鴉片戰爭以來，雖然歐風美雨不斷向大清帝國襲來，但真正能引起這數千年古國覺醒的，不過寥寥數人。廣大士大夫官僚仍然沉迷在孔孟之道的科舉取士之中，對於倡導洋務之人，一律斥之為「洋鬼子」，而痛加排斥。

守舊勢力反對和干擾洋務事業，使洋務派們不能放開手腳大幹一場。雙方的矛盾和鬥爭，與洋務運動相始終，歷時30餘年。洋務派每次倡議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在中華大地上興辦一項嶄新的事業，都要受到守舊勢力的一番激烈反對、一番激烈的掣肘。小的反對忽略不計，但就大的論戰在晚清就發生過三次：

第一次，1866—1867年，關於同文館應否以「正途人員」學習「西洋天文算學」的爭論。

第二次，1874—1875年間以「海防之議」為導線的守舊派與洋務派的論爭。

第三次，1880—1885年應否築建鐵路之爭。

曾國藩

這個時候，環視世界，日新月異，各國都在極力競爭，發展自己。大清國似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在遲緩行動中，已經不知落後了西方几許，不知被世界潮流甩下了多遠。

這些頑固守舊的官僚士大夫們，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面前，依然無視外部世界的存在，依然為了鑽營與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過著「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的優哉日子，可是，國家呢？大清國怎麼辦？

無怪乎李鴻章哀嘆：「當今各國一變再變，惟中國守舊不動，天意耶！人意耶！」

在傳統保守的強大力量面前，李鴻章顯得無奈而又有幾分悲憤。

他感嘆自己，「涉歷洋務已十餘年」，卻常常換來的是曲高和寡，「苦有唱無和」。

言官制度的掣肘

左宗棠

李鴻章在北京賦閑期間，每每念及失敗的洋務事業，無不對清政府設立的言官制度深惡痛絕。

在李鴻章看來，他的洋務事業的失敗，與言官們喋喋不休的攻擊與掣肘有著很大的關係。

他曾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說過：「言官制度，最足壞事。」這些言官年少新進，毫不更事，為了嶄露頭角，隨便起個題目便信口開河，枉顧事實和國家利害，阻撓了許多國家大事的推進。

這些沒有實權的新人之胡言亂語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呢？

原來，活躍於晚清政治舞台的言官清流派，背後的後台老板竟是清朝的最高實際統治者。

19世紀七八十年代，帝國的洋務運動進入鼎盛時期。江南製造總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天津武備學堂等新生事物，如雨後春筍，遍地生機。這些開放在地方之花，卻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淡淡憂愁。自太平天國以來，地方勢力就已尾大不掉，左右和影響著中央政府的決策及每一個重大的政治舉動。現在，地方實力派又在舉辦洋務過程中獲得了更大的實際利益，這就不能不使富於機詐的慈禧感到憂慮。

李鴻章

一方面，迫於世界潮流與國家積貧積弱的落後狀況，慈禧不能不委託奕訢、李鴻章等人興辦洋務，以增強大清國的軍事、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她又擔心「內輕外重」，掌控不了局勢。在這種情況下，聰明的慈禧便玩弄起「以清議維持大局」的做法。她要利用朝中大學士、言官和地方御史中痛恨洋務派不正之風的「清流」們作為公眾的輿論，牽制炙手可熱的洋務派。這是19世紀七八十年代前後清流派產生與活躍於朝野上下的秘密。

在當時，言官們的奏章無論對否，朝廷採納與否，一旦經由內閣發抄，便會由報房商印行的《京報》，風聞全國，形成一股巨大的輿論力量，即所謂「清議」。任何官員，不論以前地位高低、業績大小，所指責的事情是否屬實，一旦受到輿論的指責，便會在政治上陷於被動，輕者降調，重者丟官，最低也會影響到自己的前程。在這種情況下，天下官吏誰不害怕受到「清議」的貶損？誰不害怕受到言官們的彈劾？

北洋海軍軍費被挪用

醇親王奕譞

洋務運動晚期的舉動，似乎只有創辦北洋海軍一件大事值得一提了。

北洋海軍的興建，成為李鴻章洋務事業迴光返照的一個耀眼之點。

中法戰爭結束後，在水師慘敗的血的教訓中，清政府認識到了海防實力的重要，下決心成立海軍衙門，決定「大治水師」。

1885年9月26日，李鴻章奉詔進京，專門就海軍衙門一事進行召對。李鴻章對此充滿了希望。

但是，李鴻章高興得太早了。

1885年10月，清政府正式設立海軍衙門，任命醇親王奕譞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慶郡王奕劻任督辦、李鴻章為會辦，善慶與曾紀澤為幫辦，意在統一各支海軍的指揮權。在海軍衙門中，李鴻章僅僅取得了個會辦大臣的職位，海軍衙門的大權，掌握在以醇親王奕譞為代表的滿族皇室的手中。

據研究甲午戰爭史的著名專家戚其章先生統計，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為止，清政府用於頤和園工程的庫平銀約1100多萬兩，其中挪用的海軍經費約860萬兩。此外在皇城內修復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工程上，又挪用了海軍經費436.5萬餘兩。因此，當時的朝野輿論，紛紛把海軍衙門乾脆叫做「頤和園工程處」。按當時通用貨幣計算，英德製造一艘最上乘的戰艦大約需要花費50萬兩白銀，這樣看來，為滿足慈禧個人享樂慾望花費的白銀，是足以讓清帝國擁有20多艘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戰艦了。

天災耶？人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