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一副千古名聯，道盡了三國蜀漢歷史

文/劉煒

成都武侯祠里的「攻心聯」名聲極大，但具體的所指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爬梳史料，對照古今，認為此聯概括了整個蜀漢的歷史，每個字都有具體所指，並且對蜀漢政治進行了全景解析，剖析諸葛亮治蜀的是非得失。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這副對聯是清代著名政治家、學者趙藩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參觀成都武侯祠時撰書，本意是為勸阻自己的學生、時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在鎮壓川西義和團時不宜大肆殺戮一味蠻幹，後因聯中深邃隱喻觀點被世人廣為知曉，也因而得名為「攻心」聯。

武侯祠里的攻心聯

「攻心」聯自誕生至今，對其解讀與研討比比皆是，學術界對下聯中治蜀「寬嚴皆誤」理解上的分歧與爭論也從沒有停止過，今人如羅開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聯再研究》、易中天《武侯治蜀與「攻心」聯》中都有對此聯有獨到的見解。

本文結合《三國志》《華陽國志》等史料，嘗試對「攻心」聯進行解讀，進而再次探討「武侯治蜀」與蜀漢後期政治。

對南夷的「攻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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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聯文中上半聯的解讀，學術界並無太大分歧，認為趙藩引用「令反側子自安」即漢光武帝劉秀擊敗王郎後燒毀繳獲信札不再追究己方暗自通敵者的這一心戰事例，意在正面評價武侯建興三年（公元225年）南征夷人時所採用的攻心策略，這一點也可通過馬謖的話語加以佐證。

馬謖對南夷叛亂一事洞察敏銳，認為南中的夷人恃其險遠不肯歸順，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特別是等到日後蜀漢傾力北伐時。南夷的叛亂會更快，而一味的對叛亂夷人斬盡殺絕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是倉促間就可以完成的。鑒於此，馬謖指出：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三國志·蜀書·馬良傳》裴注引《襄陽記》）

武侯納馬謖良策，屢次擒獲並釋放叛軍首領孟獲，即後人口耳相傳的「七擒孟獲」，最終使其心悅誠服，這場南征戰事也以孟獲的誠心歸降而宣告結束。

諸葛亮攻心南蠻

但在後南夷真的不再復反嗎？大量史料證明南夷依舊叛亂不止：

「（諸葛亮）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三國志·蜀書·呂凱傳》）

「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三國志·蜀書·張嶷傳》）

「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向寵）征漢嘉蠻夷，遇害。」（《三國志·蜀書·向朗傳》）

可以看到，自武侯大軍返還後，南中叛亂就不曾停息，包括呂凱、龔祿、焦璜、向寵在內的多位郡守、良將遇害，最嚴重的越巂郡已是名存實亡。

南夷依舊屢次叛亂的原因，在一些史料當中可以找到答案，如《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武侯「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並最終組建了精銳的無當飛軍；另《三國志·蜀書·李恢傳》亦載南征後「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一事。

這二條史料提供了一個信息，即日後武侯甚至姜維北伐時所需的軍需、兵員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夷供給的。

換言之，北伐戰事一日不停，南夷的供給就必須一刻不止。故而在蜀亡前夕，面對大軍壓境的魏軍，光祿大夫譙周就不同意劉禪繼續逃亡南中，給出的理由也非常充分：

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三國志·蜀書·譙周傳》）

如譙周所言，「供出官賦，取以給兵」正是南徵結束後夷人多次復叛的主要原因。不過，面對多次復叛的夷人，蜀漢朝廷不再舉大軍征討，而是繼續沿用自先主劉備時代的一貫做法：於南中地區設最高軍政長官「庲降都督」一職治理南中。

能擔任庲降都督的蜀漢將領，不僅要具備優秀的軍事能力，而且要善於處理與南夷的關係，懂得恩威並施，這裡要重點提及蜀漢將領馬忠、張嶷二人。

蜀漢建興十一年（公元233年），由於時任庲降都督的張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導致南夷豪帥劉胄發動叛亂，擾亂諸郡，這也是歷次南夷復叛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蜀漢朝廷見叛亂事態嚴重，即刻「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馬）忠代翼」。馬忠到任後隨即出兵剿滅劉胄，再次平定南土。

此後，馬忠於南中任庲降都督十七年，在任期間內「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蜀漢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馬忠去世，夷人聞聽後「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

南天柱石馬忠

馬忠麾下的牙門將張嶷，武侯南征後被任命為越巂郡守。前面已經提到，即使是在武侯南征之後，越巂郡依然叛亂嚴重，甚至已經徒有郡名。

張嶷到任後大力平叛，除掉殺害前任郡守龔祿的耆帥李求承，奪回被夷人長期佔據的鹽井、鐵礦、漆礦，同時又修繕城郭，甚至恩威並施發動夷人將越巂郡通往成都的已損毀百餘年的舊路打通。

張嶷在越巂郡任職十五年，邦域安穆，夷人漢人間彼此相安無事。其離任時「民夷戀慕，扶轂泣涕」，在途經旄牛邑時因不忍分離而追隨投軍的夷人大小頭目有百餘人。

蜀漢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已經身患風濕重疾的張嶷毅然跟隨姜維北伐，身為先鋒與魏將徐質交戰，臨陣戰歿，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馬忠、張嶷二人都是優秀的將領，在南中任職的十餘年中皆深得夷人人心，在去世後被懷念恩德的夷人立廟祭祀。

蜀漢最後一位鎮守南中的良將是安南將軍霍弋。霍弋是為先主劉備賞識的蜀漢將領霍峻之子，曾任庲降副貳都督。

《三國志·蜀書·霍峻傳》記載，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霍弋率偏軍征討，「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

後鍾會、鄧艾伐蜀，霍弋請求率軍趕赴成都增援，後主劉禪以成都已有準備為由沒有聽從。

蜀亡歸晉後，晉朝繼續拜霍弋為南中都督，委以本任。《華陽國志·南中志》中亦載霍弋在任內「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

從幾人的事迹可以看出，自武侯之後的蜀漢歷任戍南重將繼續秉持「攻心為上」的觀念，對待夷人都是恩威並立、傾心安撫，並沒有一味的斬盡殺絕，故而孟獲在七擒七縱後會心悅誠服，夷人在馬忠、張嶷去世後會立廟祭祀，南夷的多次復叛也未對蜀漢政權構成威脅。

這都充分反映出自武侯再到馬忠、張嶷、霍弋等人深諳「攻心」策略才是消除南夷隱患的最有效手段，即趙藩所謂的「自古知兵非好戰」。

岑春煊的祖父岑蒼松始以文學起家，岑春煊不可能沒讀過《三國志》，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一再血腥鎮壓義和團的岑春煊看過此聯後會臉色難堪、一語不發，實是被戳中心中軟肋。

趙藩的對聯意指岑春煊

寬嚴皆誤——頻繁大赦與嚴刑峻法

2

「攻心」聯中的下半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與其說是趙藩專為岑春煊所寫，不如說是作為警示之言告誡日後所有的治蜀者切記審時度勢、深思熟慮。

而下半聯也是學術界一直爭論的地方。爭論的焦點在於，趙藩所指的「不審勢的寬嚴治蜀者」分別為何人，「寬嚴皆誤」又是分別所指何事。

眾所周知，自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正式奪取蜀地前，蜀地一直是由劉焉、劉璋父子據有，時間長達二十餘年。

在父子二人的本傳中對他們的治蜀手段大致提及了一些：

劉焉治蜀時將蜀地變作自己的獨立王國，其採用高壓手段編造事由殺掉益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而劉璋時期與其父正好處於兩個極端，其性格寬柔，缺少威略，出台的政令多有矛盾，益州人士頗為怨恨。

劉備攻下蜀地後即刻著手重新制定律法，由昭文將軍伊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

《蜀科》這部律法今已亡佚，但是從有限的史料中可知《蜀科》立法、執法都極為嚴峻，在《三國志·蜀書·張裔傳》中亦載武侯執法「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

作為剛剛奪取蜀地的新統治集團，武侯執法嚴峻是否得當呢？

在《諸葛亮集》中收錄有《答法正書》，其中大意是指武侯「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法正便以漢高祖劉邦入關後約法三章深得人心一事勸阻武侯應對蜀地人士緩刑弛禁。

武侯指出：劉邦寬法得民心的前提是「秦以無道，政苛民怨」，但劉璋治下的蜀地「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既然大族豪強在劉璋時期慣於專權肆意妄為，那麼當下就必須施嚴法進行矯正，達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的效果。

武侯的解答有理，但以嚴法治蜀是否有副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矯枉過正，前有蜀地人士「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即紛紛對執法嚴峻不滿；後有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苦戰之際的「後院起火」，即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蜀地發生的「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數萬人」一事，這也對應聯文中所指的「不審勢導致因嚴而誤」，這一點並無太大異議。

諸葛亮嚴刑治蜀

那麼，「不審勢導致因寬而誤」，可否確定是指何事呢？綜合來說，幾位治蜀者中劉焉治蜀嚴、劉璋治蜀寬、武侯治蜀嚴。

羅開玉先生於《成都武侯祠「攻心」聯再研究》中指出蜀漢表面上是亡於魏，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所以羅先生認為趙藩的「寬嚴」是指「劉璋寬、武侯嚴」，故劉璋、武侯二人治蜀皆誤。

而易中天先生在《武侯治蜀與「攻心」聯》中只是從宏觀角度出發，將下聯解釋為「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終將成為統治階級的天下大勢（不審勢），即便公平執法，也會左右為難（寬嚴皆誤）」，至於具體的孰寬孰嚴，則依然認同大多數人的觀點，即認為是武侯對 「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的法正「寬」，即無視法正得勢後因私人恩怨胡亂殺人一事，與此相反的卻是對蜀地大族豪強「嚴」。

不過，如果嚴格推敲，羅、易兩位先生對下聯中「寬」的解讀都有瑕疵。

首先，此聯懸掛於武侯祠殿堂中，可以肯定的是，劉璋治蜀毫無稱頌之處，武侯治蜀才是下聯的重心。

再者，參照上聯的解讀思路，如同上聯的南夷叛亂問題是由武侯「攻心為上」的南征戰事作為解讀起點，再由馬忠、張嶷、霍弋等歷任重將繼續「攻心」安撫夷人直至蜀亡作為解讀的終點，那麼下聯中的治蜀問題無論「寬」與「嚴」孰前孰後，其起點都應同上聯一樣，即是從武侯治蜀開始解讀，而不應從劉璋治蜀作為解讀起點，所以羅開玉先生「劉璋寬、武侯嚴」中對於「寬」的解讀並不恰當。

而易中天先生「武侯對法正寬」的理解雖然解釋得通，但這種解讀過於狹隘，重要的是，如果嚴格界定歷史節點的話，武侯治蜀其實是從先主劉備去世、後主劉禪繼位開始的，在《諸葛亮傳》記載得非常清楚了：

建興元年（公元223年），（劉禪）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可見，武侯在劉禪繼位後才正式開始「咸決於亮」的治蜀時代，易中天先生所言「武侯對法正寬」時先主劉備尚在，彼時武侯的職務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曹操雖然挾天子令諸侯，但名義上漢朝尚在，時任漢左將軍的先主劉備不可能冊封武侯為丞相，故設左將軍府代行丞相事。

這一時期情況十分特殊，是不能稱為「武侯治蜀」，準確的說，應稱為「武侯、董和共治蜀」，在《三國志·蜀書·董和傳》中也被明確提及：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

如史料所言，董和與武侯在左將軍府中共事七年，如果發現事情考慮不周，哪怕反覆十多次也要提出意見相商。可以肯定的是，政事是由二人共同反覆商定，而並非日後武侯任丞相時的「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所以嚴格推敲時間，易中天先生所言的「武侯對法正寬」發生在「武侯、董和共治蜀」而非「武侯治蜀」時期，即從時間節點上解釋不通。

那麼趙藩在下聯所謂的「不審勢因寬而誤」該如何解讀呢？前文已經給出解讀思路：

上聯中關於「攻心」的解讀，是從武侯南征作為解讀起點，再以武侯去世後馬忠等重將繼續秉持「攻心為上」的理念安撫南中直至蜀亡為終，那麼對下聯中「寬嚴」的界定也應按照這一思路，即應同樣是以劉禪繼位後身為丞相的武侯繼續對大族豪強執法嚴峻為解讀起點，再同樣以武侯去世後蜀漢朝廷接連不斷的頒布大赦作為解讀的終點，這也是幾乎被世人所忽視的一個地方。

諸葛亮死後，劉禪畫風大變

大赦，顧名思義，是指對已判罪犯實施赦免或減刑。

縱觀古代歷史，封建帝王往往以盛世施恩為名，常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更換年號、立皇后、立太子等情況下常頒布赦令。

但蜀漢後期的大赦多數並無理由，或者說是完全隨性而為，並且大赦的次數過於頻繁，甚至可以稱為「濫用」。根據《三國志·蜀書·後主傳》的記載，武侯去世後的蜀漢朝廷頒布大赦令有如下若干次：

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大赦；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

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冬十一月，大赦；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秋，大赦；

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夏四月，大赦；

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冬，大赦；

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春，大赦；

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大赦；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大赦；

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

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冬十月，大赦；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按蜀漢於當年冬滅亡）夏，大赦。

綜上，在武侯去世直至蜀漢亡國的二十九年間，朝廷頒布大赦十二次，平均二到三年一次，而武侯在世時，僅於劉禪繼位的當年頒布過一次大赦，前後對比十分明顯。

在《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裴注引《華陽國志》中，收錄有武侯對於大赦一事的看法：

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原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武侯說的很明確了，劉表、劉璋那樣頻繁大赦根本無益於治理國家，而且頻繁大赦會產生一個最明顯的弊端：國家法律遭到褻瀆，作惡者尤其是豪強大族中的不法之人會更加肆無忌憚。

持有這種觀點的不止武侯一人。

蜀漢延熙九年，朝廷第四次頒布大赦，作為耆老宿儒的孟光當眾指責掌權的大將軍費禕，認為大赦這種做法只有在國家衰敗窘困、迫不得已時才能暫行，如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又有何種燃眉之急，必須要依靠頻繁大赦來給為非作歹之徒施加恩惠呢？說到激動之處，孟光甚至痛斥朝廷頻繁大赦的做法是「上犯天時，下違人理」。

費禕當政，以和稀泥為風格

孟光一番犀利的言論使得大將軍費禕局促不安，連連道歉。孟光所言不虛，此時後主劉禪並未親近奸佞，朝中賢臣猶在，對外用兵取得興勢防禦戰的大捷，於外於內，都沒有頒布大赦的必要。

如此一來，頻繁頒布大赦的理由便只有一個：以大赦取悅蜀地大族豪強，以此矯正武侯時代的執法嚴峻，最終博得其對政權的支持。

出於這點考慮，孟光的指責沒有奏效，朝廷日後的大赦更加頻繁，幾乎達到了兩年一次，顯然根本談不上「審時度勢」了。

不過，蜀漢朝廷從本質上是壓迫本土豪強的，僅僅無視律法頻繁頒布大赦既不可能起到讓蜀地大族豪強感恩戴德的效果，反而會讓大族豪強對朝廷極度藐視，加之日後劉禪昏庸親佞遠賢、姜維頻頻北伐消耗國力，更讓蜀地大族對蜀漢政權不再抱有希望，即羅開玉先生所言的「蜀漢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

綜上，趙藩的「攻心」聯可以作出重新解讀：

上聯：面對蜀漢南中地區夷人的叛亂，武侯南征時以「攻心」為上，使得叛軍首領孟獲誠心歸順，後來的馬忠、張嶷、霍弋等戍南重將也繼續秉承這一做法，對南夷恩威並立、傾心安撫，南中地區雖有復叛，但直至蜀亡未再構成重大威脅，這都印證了「自古知兵非好戰」的這一真理。

下聯：武侯治蜀時，以嚴法打擊蜀地大族豪強，這一做法明顯有「過度」之嫌；而武侯去世後，出於取悅大族豪強的角度，朝廷無視律法頻繁大赦，這一嚴一寬都沒能完全做到審時度勢，因嚴而誤導致其與董和共治蜀時期就發生了「馬秦、高勝之亂」，因寬而誤也致使「大族豪強對蜀漢朝廷不再抱有希望」，這些沒有把握好尺度的失敗治蜀教訓希望「後來治蜀（者）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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