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集體受害者帽子下的個體施害者

先讀

為何平時和藹可親的農人們，會變得如此窮凶極惡，面對與自己無冤無仇的鄰居，竟毫不猶豫地舉起屠刀，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這是格羅斯竭力想弄清楚的事情，也是困擾著讀者的問題。

檢書073

撰文優遊（檢書作者）

1941年7月，波蘭一個名叫耶德瓦布內的小鎮，1500名猶太人被趕入一個穀倉內，被人潑上汽油，活活燒死。還有一些猶太人，被用砍刀與乾草叉等農具，殺死於街道之上、田野之中。即使放到二戰這個極其殘酷而血腥的背景之下，這起罪行也足夠殘忍與駭人。恐怖的是，這起罪行並非德國黨衛軍執行的，而是由當地村民們自行完成的。「東歐一個小鎮里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共計1600人。」

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揚·T.格羅斯所寫新書《鄰人》中所描述的情形。身為波蘭裔美國人的格羅斯，花費了四年時間，從檔案里爬梳史料，發現了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並寫成此書。書非常薄，卻觸目驚心。為何平時和藹可親的那些農人，竟然變得如此嗜血，如此窮凶極惡，面對與自己無冤無仇的鄰居，毫不猶豫地舉起屠刀，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這是格羅斯竭力想弄清楚的事情，也是困擾著讀者的問題。

《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

[美]揚·T.格羅斯 著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7年版

受害者與施害者的雙面角色

波蘭在二戰中所遭受的苦難，異常慘重。二戰因波蘭而起，先是被兩個強國瓜分，再被納粹全境佔領。卡廷慘案，讓其軍隊精英死於紅軍之手；華沙起義，又讓知識精英血流成河。二戰期間波蘭死亡人數達到600多萬人，占其當時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這樣的傷亡比例，恐怕是二戰中最大的。即便是死亡絕對數，也僅次於蘇聯、中國及侵略者的德國。所以在戰爭之中及戰後，波蘭人民的苦難一直讓世界各國同情不已。

但格羅斯的這本《鄰人》，卻掀開了塵封已久歷史的另一角，讓我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作為二戰受害者的波蘭，同時也是施害者。波蘭600萬死亡人口中，其中300多萬是猶太人，也就是說整個二戰中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一半死於波蘭的國土。以前我們認為波蘭人懾於納粹的淫威，只是對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保持了沉默，而格羅斯的研究卻讓我們知道，普通波蘭人也參與了這些屠殺。而耶德瓦布內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可以說，在二戰中，波蘭既是受害者，亦是施害者，雙重矛盾身份在波蘭人身上交織。

據媒體報道，今年1月27日是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73周年紀念日，但波蘭眾議院卻通過一項決議修正案，禁止以任何方式表達波蘭對納粹在波蘭境內的暴行負有責任，包括不得使用「波蘭滅絕營」的說法。此事引起了以色列政府及各國猶太人的憤怒反彈。以色列表示強烈抗議，並認為波蘭政府在篡改歷史。波蘭總理卻認為，「猶太人、波蘭人和所有受害人，該一起守護那些被納粹德國謀殺的人的記憶。」其意認為波蘭也是受害者，德國才是罪魁禍首，將波蘭的責任撇除得一乾二淨。但作為被屠殺猶太后裔的反對黨領袖卻反唇相譏：「（大屠殺計劃）出自德國，但有成千上萬猶太人沒見過一個德軍就遭殺害。波蘭滅絕營確實存在。這是沒有法律可以改變的。」

在耶德瓦布內鎮上的大屠殺紀念館

波蘭作為納粹受害者的身份，一直沒有爭議，且贏得廣泛同情。但其對於猶太人的施害角色，卻在波蘭國內頗有嘖言，且媒體與民眾皆諱莫如深。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頗為尷尬的問題。「波蘭公眾對自己在『二戰』期間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能從容地、自然地接受波蘭人也該為那段時期各種惡行負責的事實嗎？」圍繞這個問題，雖然表面平靜，卻也暗流洶湧，而此次波蘭強推修正案，讓這個問題浮現於水面。

格羅斯的這本《鄰人》，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看清歷史，了解此中的曲折。在《鄰人》的扉頁上，格羅斯引用了美國總統林肯1862年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的一句話：「同胞們，我們無法迴避歷史。」短短一句話，卻意味深長，面對歷史確實需要勇氣。

對憎恨的制度化

耶德瓦布內鎮是波蘭北部一個普通小鎮，如果不是發生1941屠殺事件的話，恐怕不會有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名字。屠殺開始前鎮上總共有三千多人口，其中一半是猶太人。據格羅斯考證，戰前波蘭人與猶太人相處還算融洽，「鄰里之間的互動和聯繫十分頻繁」。格羅斯在書中還引用了波蘭導演阿格涅斯卡·阿諾德紀錄片里所採訪的話語：「他們在觀念上或者其他方面從來沒有什麼大的分歧，因為在這個小鎮上，猶太人與波蘭人關係十分和睦。他們依賴對方，彼此間都親近到可以直呼其名。」雙方關係出現縫隙，就是在二戰開始之後。

耶德瓦布內鎮

「20世紀的歐洲經兩個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約瑟夫·斯大林為我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極權主義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施行的。」格羅斯如此評說。而他們對於歐洲的聯手揉搓塑造，就是從波蘭開始的。1939年8月在莫斯科簽訂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密謀瓜分波蘭。當年9月2日，德國從西部入侵波蘭，而蘇聯則從東部進軍，雙方在莫-里條約所擬定的邊界線上會師，波蘭落入兩大強國之手，而二戰也就此爆發。（弔詭的是，英法因德國入侵波蘭而向德國宣戰，但在二戰中以同樣手法進攻波蘭的蘇聯，卻成為英法的重要盟國。）當時的耶德瓦布內鎮成為蘇軍佔領之地。

「蘇軍對這片地區的佔領持續了20個月，從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這段時間對當地居民而言是一場深重的磨難。他們被捲入『蘇維埃化』的進程中，這個進程影響了來自所有民族和所有社會階層的人，蘇方的政治宣傳和鎮壓不斷衝擊著波蘭。」蘇維埃化的進程，則讓很多當地人（包括猶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財產，但本地人不像猶太人那樣，能夠在蘇聯的政府部門及所設立的工廠里工作，猶太人與波蘭本地人的生活質量就有了較大差距。這讓小鎮上的波蘭人很是不滿。「將大批波蘭人放逐至蘇聯，恐怕是蘇聯人犯的一個錯誤。正是蘇軍此舉，導致波蘭的地方民眾對他們的恨意日漸加深。」1941年的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個原先蘇占的小鎮，又落入了德國人的手中。飽受集體化之苦的波蘭人，對於德國人的到來，波蘭人是當成解放者來接待的。耳聞了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屠殺，他們因此認為終於輪到自己出頭了。

納粹德軍佔領下的波蘭街頭

蘇聯與納粹德國對於所佔領地區的治理，其實都差之不遠，用我們所熟悉的語言來說，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格羅斯的分析則更為深刻：「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的制度化。服從於斯大林或希特勒統治的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蘇軍在耶德瓦布內撒下仇恨的火種，德軍再來加把火，因此憤怒之火自然野蠻地熊熊燃燒起來。

在德軍佔領耶德瓦布內之時，這個鎮的人就急切問德軍，「我們能殺猶太人嗎？」並且很快就與德軍達成了默契。德軍做壁上觀，放任小鎮上的農人們自由地屠殺。格羅斯根據所發掘出來的檔案，並查閱法庭審判時的證詞，在《鄰人》中還原了整個屠殺過程。他根據這些檔案中所提到的名字，自己做了統計，參與屠殺的有名有姓的村民共有92名。此外，還有許多從周邊村子趕著車過來的農民，他們對於這樣的屠殺，充滿了興奮與期待，也享受抓捕與虐待猶太人的過程。作者認為，大約該鎮一半以上的成年男人，都被指控參與了屠殺。在屠殺中村民們還組織起「義務警察」隊伍，到街道和村口巡邏，以防止猶太人躲藏起來，或者逃出小鎮。不僅於此，這是一個很小的鎮子，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然而大家都或積极參与，或漠然視之。

屠殺的過程極其慘烈，經常是一家子的滅門殺戮。「猶太人所看見的是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這令他們感到極度驚恐以及，我敢說，無法理解。不是穿著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戰爭機器中的冰冷齒輪，也不是執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鄰人，他們選擇拿起屠刀，投向血腥的殘殺——心甘情願地成為了一群劊子手。」村民們還擔心光靠屠刀這種「原始」的方法，無法一天之內殺光所有猶太人，於是就如本文開頭所述那樣，將剩餘猶太人全部趕進穀倉里，一把火讓他們灰飛煙滅。

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漢娜·達諾夫斯卡（Hanah Danowska），及其丈夫賈巴爾斯基（Garbarski，來自沃姆扎）、女兒約什帕（Hoshpa）

當然在耶德瓦布內的當地波蘭人，也有頗具良知者。書中就寫到了維日考夫斯基一家，冒著被殺的危險，保護了7個猶太人，讓他們存活到了戰後。但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天的屠殺行動中，該鎮子里最為安全之地，竟然是德國憲兵隊的前哨站。逃到那裡去的十八名猶太人，在德軍保護之下，在血腥屠殺之中活了下來。而且對於耶德瓦布內村民的野蠻濫殺，連德軍也看不下去了，發表聲明認為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從7月10日之後，德軍就不再允許波蘭人在鎮內隨意屠殺猶太人。據當時村民的證詞，此次屠殺猶太人，德軍幾乎沒有參與，只是有人站在一旁拍照。作者在書中表示，「我們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國特別行動隊、德國的警察支隊，以及那些曾經執行『最終解決』的公職人員都沒有強迫當地民眾直接參与對猶太人的謀殺。」當然，如果沒有德國人的允許，所有這些事情都不可能發生。但是，「沒有人是被迫去殺猶太人的。換言之，所謂的『被捲入猶太人大屠殺的當地民眾』都是出於自願行事的。」

不謀殺無辜的禁忌徹底瓦解

其實，耶德瓦布內鎮的屠殺並非二戰中發生於波蘭的孤例。據作者考證，當時波蘭的北部，存在著一個「百慕大三角」，耶德瓦布內鎮只是其中之一，同年7月，這個大三角地帶還發生了幾宗連環屠殺猶太人事件。而且，波蘭對於猶太人的屠殺，也並未隨著二戰的結束而終止，在1946年7月還有發生，一名波蘭暴徒在凱爾采一天之內就屠殺了42名猶太人。連已故的波蘭著名抵抗運動領袖卡爾斯基也說，有些同胞對該國大量猶太人頗為「冷酷無情」。

當然，波蘭人與當地猶太人之間的矛盾，淵源悠久。雙方的相互憎恨，也並非什麼秘密。其原因，格羅斯在書中並未深究，歷史與宗教的原因交織在一起，生活與文化習俗的差異也加深了矛盾。不過作者卻指出，並非東歐人波蘭人天生就是「反猶主義者」，覬覦財產才是導火索。格羅斯通過分析發現，這場大屠殺的組織者就是當時的鎮長卡羅拉克一夥，他們也就是之後將猶太人財產據為己有的人。而且他進一步發現，直至1949年，猶太人遺留財產仍然是這個小鎮居民競相爭奪的東西，為此他們不惜告密甚至暗殺。

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中的耶德瓦布內部分

因此，當德軍佔領給予耶德瓦布內居民以機會時，他們中的人性之惡如火山般噴涌而出，「野蠻、嗜血的暴民們彷彿接受了一項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除掉猶太人。佔有猶太人財產的慾望比以往更加強烈，無時無刻不在刺激他們貪婪的神經。」而德蘇兩國的極權主義者在戰爭之中充分利用著這群烏合之眾，利用著人性之惡。《鄰人》一書引用了德國政治哲學家埃里克·沃格林的說法，稱納粹黨是一個不斷挖掘人類邪惡本能的組織，它將『烏合之眾』提拔到掌權的位置。這樣一來，一群」簡單的人，只要社會還是一個有序的整體，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裡出現騷動和混亂，社會組織潰散，他們就會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同時，協助蘇聯在波蘭站穩腳跟的，也就是這麼一類烏合之眾。「在當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員和心腹親信中，也不乏毫無原則、信仰的人。」他們是反猶主義者，他們在德佔期間通敵，他們就是一群流亡無產者。本書在注釋中引用了沃格林的話來解釋「烏合之眾」：「烏合之眾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既不是精神領袖，也不是理性權威，在理性或精神出現指引、警醒他們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對其做出回應……要想理解為何一個社會的精英群體是由烏合之眾組成的，極其困難。但它是由烏合之眾組成的。」

歷史上波蘭飽受苦難，而短短兩三年之間，兩次分別被兩種極端意識形態國家佔領的集體體驗，更導致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鄰人》書中有一段話，極其準確地描摹出波蘭民眾在這種情形下的表現：「他曾試圖預測這個世代相繼掌權的吃人政體最渴望從其治下的國民那裡獲得什麼，因而陷入了極端的狂熱之中，試圖順應、討好政府——最初是通過成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秘密協作者，接著又為納粹黨干著殺猶太人的臟活兒，最後加入了波蘭共產黨。法語里有一個短語，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種不斷適應變化的環境的生存模式：意思是一場與命運的角逐。」在這樣一場命運角逐之戰中，「不謀殺無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徹底瓦解了」。

耶德瓦布內的聖雅各教堂

但這並不能減輕耶德瓦布內居民的罪責。這群殘殺鄰居的波蘭農民，並非就是如漢娜·阿倫特所指的「平庸之惡」。他們與艾希曼不一樣，殺人並非職務行為，並非在執行命令，也並非有人強迫他們這樣做。他們也不是因為不思考而犯的罪責，他們其實精明撥打著算盤，聽任內心殘忍的召喚。他們是自願而為，而且享受其中，並由此得益。格羅斯總結得好：「一個身穿制服的劊子手在執行命令時，終歸是一名國家公職人員，人們甚至可能會假定他對自己所服從的命令是持保留態度的或是不認可的。然而，對一個自願殺害另一個人的平民而言卻不是如此——這樣的作惡者毫無疑問，只能是一個殺人犯。」

在一個戰爭或動亂的極端混亂時期，在一種如納粹這樣的罪惡制度之下，當然每個人都是受害者，每個人的生活都因此而被毀掉，但並非頂著一個集體受害者的帽子，就可抹掉個體施害者的身份。格羅斯更是進一步追問著這群屠殺鄰居之人的責任。「在反思那個時代時，我們絕不能將責任推卸給集體。我們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頭腦，才能記住，要為每一起殺戮負責的，只是某一個或某一群特定的兇手。」其實這樣的話語，並非只是針對著波蘭小鎮這群農民，同時也是針對人類所發生的每一次大屠殺，針對那些站在獨裁者或罪惡制度後面的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這麼一句話，未免太過輕飄了。

（文/優遊；編輯/鬍子華；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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